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存照 > 正文

共產暴政錄:統購統銷洗劫中國農民

《共產黨毀滅人類暴政錄》之謀財害命篇(3)

土改是中共對土地所有者的搶劫,那麼糧食“統購統銷”則是對農民的農副產品的變相洗劫——至少是強買強賣。(維基百科)

目錄

糧食統購統銷概述

統購統銷實質

統購統銷餓死人、逼死人

糧食統購統銷與大饑荒

糧食統購統銷概述

如果說土改是中共對土地所有者的搶劫,那麼糧食“統購統銷”則是對農民的農副產品的變相洗劫——至少是強買強賣。“統購統銷”就是國家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交出所謂的‘餘糧’及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等等。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1949後中共為了省錢,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而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卻在增加,從而造成糧食緊張,當時全國農戶有一億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嫌困難和麻煩,中共為了控制糧食資源,強迫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農業集體化、生產隊化、公社化。

所謂“統購統銷”其實就是國家以極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交出所有‘餘糧’,再以低廉的價格供應給城鎮居民定量口糧,農民除上交“公糧”(相當於地租)外,中共定義的“餘糧”全部上交後,剩下的糧食才是自己的口糧,種子及飼料,問題是“餘糧多少”由中共政府說了算,除城鎮居民外,中共政府還出口糧食搞錢、外援,就從農民口中奪食,定下高額“餘糧”指標,收成時,生產大隊先把“公糧”,“餘糧”等等全部上交後,才分配社員的口糧。這些口糧根本不夠吃,到來年春天就食光了,當時連原本富庶的浙江,都有農民在春荒時到江西等地討飯,到八十年代就沒有這種現象。

統購統銷實質

統購統銷,從1953年開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僅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還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等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對這些產品農民都不能自由買賣。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規定。全國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供應。票證達十幾種,成了第二貨幣。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於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從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計是4481億元(徐從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裂,拉大了城鄉差距。正是中國農民這一份貢獻,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和“兩彈一星”。

統購統銷餓死人、逼死人

開始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造成了農村糧食十分緊張。國家收購的本應當是農民的餘糧,但中共把餘糧的指標定的很高很離譜,先完成徵購,再安排生活,糧食收下來一律就地徵購,甚至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都收走。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頁),

毛澤東說:“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從毛劉的這段話,你就可以推測為何農民會餓死了。

可見毛和中共領袖們心裏都明白,他們對農民的口糧剝奪其實並非“仁政”;但在他們看來,必須服從於他們堅信的打贏“世界大戰”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

中共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1954年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庄鄉陳庄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庄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受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對農民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51億斤,佔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抗拒,中共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了解到,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男兒有淚不輕彈,杭縣開擴大幹部會時,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

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中共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

但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中共都當成是農民中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呼叫聲,當做反革命煽動的結果。

中共不僅無視農民的飢餓狀況,而且加大統購和出口糧食,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因而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在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湖南常德地委做出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常德地區志·糧油貿易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2頁)。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頁)。

反右時期,中共在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名義逼死好多人,比城市裡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農村與反右同時開展的叫“社會主義大辯論”,主要針對1953年強制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優劣展開的辯論。名為辯論,實際上是必須服從。如果你說‘統購統銷’不好就批鬥你,直到整死你。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資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東、河南等8省農村大辯論中自殺身亡的農民的統計數字顯示:僅僅一個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山東93,河南77,河北58,貴州181,廣西276,青海11。

糧食統購統銷與大饑荒

統購統銷強行把農村的糧食徵購一空,是造成1958-1962大饑荒的原因之一。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表,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農民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決不會餓死人!

糧食庫存本是國家應付災年需要,但卻成了中共餓死中國人的手段。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存照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