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人的「大國夢想」、「大國情節」，如果不是世界上最濃烈的，也不會比任何民族淡泊。因為幾千年來，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完整的文明體系，在周邊世界裏一直處於核心地位，幾乎沒有在文明的意義上遭遇過勢均力敵的對手。人們習慣了天下中心的感覺，至今很多人說起小國家時仍舊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面臨西方強勢文明的壓力，國家的危機與民族的屈辱頻頻刺激着國人敏感的神經。然而，即使在割地賠款求和甚至亡國的危難時刻，仁人志士一點也沒有放棄復興國家的理想，反而強化了固有的大國情節。中國的國名不斷地暗示着我們是「中央之國」，龍的圖騰以及長城、黃河、長江等概念都被用來加強我們的自豪感。古老的哲學也不斷給予我們自信心，崇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包括來自大漠的蒙古滿清征服者也一再出現在舞台上映襯我們的大國之夢。今天，隨着中國參與世界事務的範圍和程度擴大，經濟在國際市場上佔有的份額增長，尤其是奧運會在中國轟轟烈烈地舉行，我們的大國情節也空前高漲。
在西方卻有另一種情形。他們的祖先早就知道世界很大，也許正因為這樣，他們不把國家與世界相提並論，後者是上帝才能控制的。有些國家，不僅不想做什麼大國，甚至還有小國情節。也許是因為國家小，政府小，給人的感覺才更切近。人們努力經營自己的產業，細心打理自己的生活，精心修飾自己的花園，無需刻意迎合別人。有的小國寧願犧牲巨大的經濟利益而拒絕加入歐盟。他們生存的根基在自己的文化里，這種文化又紮根於幾千年的歐洲歷史和幾百年的工業文明進程中，有普遍的宗教和理性秩序作保障。和我們十多億人的翹首關注奧運不同，除非為了可觀的旅遊收入和廣告收益，有的西方市民不喜歡這種吵鬧的大戲去打擾他們。
與古代中國相比，與現代西方相比，我們的大國情節里所表達的自尊自強的渴望，其實深深地滲透着弱的自卑。人們急於在全球化的主流世界裏證明自己，贏得面子，擺脫一百多年來一再失敗、不斷被邊緣化的窘境，獲得進入世界中心的感覺。平常，我們好談國家大事，即使小事也動輒要上升到國家政治上；我們閒談國際時事，總也從離不開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立場。因為，我們生存的古老文化根基被徹底動搖，我們的精神迷失了方向，除了少數精英有能力沿着某種階梯直接進入國際舞台之外，絕大多數卑微的個體被外來文明造成的洪流沖得七零八落，前程只能寄託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里，這種沉甸甸的寄託就構成我們的大國夢想。
然而，我們的困難在於，僵化的農耕文明已經瓦解，傳統的智慧隨着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變更失去了光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在進取之道行不通了。於是，人們被迫將目光轉向世界先進國家，通過學習模仿他們來獲得國家強大的力量。經歷一百多年的反覆摸索，今天人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終於在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摸到了大國崛起的門道：我們積累了堆積如山的物質財富，造成了高樓林立的城市，還積賺了天文數字般的外匯儲備，中國人行走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走到哪裏，哪裏就充斥着廉價的中國製造，那裏的人們就在談論中國崛起或者中國威脅。
可是，我們是不是真的建立了能支配自己命運的內在根基呢？
首先，支撐這一切成就的知識和技術不屬於自己，只是機械地照搬來的，而不斷提升和創造這些知識和技術的精神文化，並沒有在自己的心中紮下根來，更沒有成長為有生命力的大樹。人們內在精神修養普遍匱乏，大多沉溺於動物性的消費主義追求里，而他們從事的也只是一些簡單勞動和投機。其次，中國社會生活的基本結構普遍缺乏現代條件下必須的合理性依據，沒有法治秩序，人際交往也就沒有基本的信任機制，尤其是支配一切的政治體制仍然是官本位，利益集團惡性膨脹，社會公正難以實現，公民的權利無法保障，他們也就不可能成為現代文明的真正主人。
在現代文明里，所謂的大國、強國，並非是地域之大，資源之厚，人口之眾，財富之多，武力之強，而是人民具有駕馭自然、社會與人生的傑出能力。生產力作為人類生存的基本能力，當然不是人的本能，也不是環境資源的賜予，更不是搭人家便車，投一時之機的機智，它是由人的智慧與相互的信任，以及合理的社會制度體系造成的。沒有公民社會的內在進化，靠投機造成的富裕，其實是肥碩而已，靠炫耀顯示的強大，其實是臃腫而已，靠排場贏得的面子，其實是虛名而已，都是稍縱即逝的。
現在中國流行「軟實力」一說，其實是要表示我們的社會裏業已荒蕪並被嚴重透支的文化資源，這似乎是一種覺悟的跡象。但是，在普遍缺乏超越性的精神關懷，粗俗唯物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的背景下，人們喜歡發展那些看得見、摸得着、數得出的東西，並把這當作實實在在、過得硬的道理。「軟實力」雖然也冠以實力之名，並不是人們的內心追求，與人本真的生存狀態沒有關係，終歸只是工具性、依附性、輔助性的手段，目標還是要硬起來才算數，通俗地說，最後都逃不脫有用沒用的檢驗。
文明的內在根基是人的文化教養，是民族的精神氣質。因此，我們要從嚮往自己外在強大的大國之夢，走向爭取自身內在充實的大國之智。
大國的智慧體現在哪裏？首先，大國需要大學。真正的大學是一個民族智慧的搖籃，是人類超越性追求的精神象牙塔。近代文明的每個大國之所以能夠創造各自的輝煌，都是要憑藉一種智慧而不是仰賴一種機遇實現自己的超越，因此它們無一例外地都需要大學的文化奠基作用：意大利有博羅尼亞大學，西班牙有薩拉曼卡大學，葡萄牙有英布拉大學，荷蘭有萊頓大學，英國有牛津劍橋，法國有巴黎大學，德國有柏林大學，美國有哈佛耶魯，俄國有莫斯科大學，日本有慶應義塾，以色列有希伯萊大學。
其次，大學培養的就是大國所需要的文化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權貴的代名詞，而是具有超越性智慧的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在於擁有一種學歷或從事某種世俗職業，他們不只是掌握某種知識結論，或有擁有一技之長，而且是具有寬闊的知識視野，博大的戰略心胸，靈動的創造思維，深厚的文化底蘊，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人。他們以追求智慧為目的並以之為最高價值，與任何世俗政治或經濟的利益集團保持距離，對於歷史、現實以及外部環境保持獨立的思想和判斷，決不趨炎附勢、苟同流俗。因此，他們代表社會的良知，他們維繫着社會的理性，他們給社會生活帶來源源不斷文化滋養，帶來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然後，文化精英引領的才是真正有自信、有教養、有作為的現代大國公民。現代公民不同於傳統王權社會下的子民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裏為生存而掙扎的僱傭勞動者，他們應當是有獨立人格，有理性思維，有自由意志，有合法權利的國家主人，他們不需要依附於來自身邊的、政府的、外來的任何權力與權貴，他們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同時卻能展開高度的分工與協作，保持社會的法律秩序與道德信任。而維繫他們主體地位除了法定的權利，還必須有系統的公民教育。國家的文化教育體系必須超越於政治與經濟的現實需要，必須首先給予每一個公民及未來公民基本的人格教育和思維訓練，然後才是職業能力的培養。
然後，健全的公民社會才可能托起真正的大國政治。通常，我們認為政治有決定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力量，其實這只是權力之外的人們一廂情願的誤解，是傳統官本位的思維延續，人們仍然企望來自全能政權的賜予，包括他們選擇的自由。什麼樣的人民就催生什麼樣的領袖，這至少有片面的道理。過度膨脹的政治權力恰恰是公民社會不健全的必然結果，現實中的專制權力除了維繫它本身的僵化秩序之外，其實是無所作為的，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放鬆管制，如果沒有公民社會的合理秩序形成，造成的社會混亂可能遠遠超過給人的合法權利，而秩序的恢復又需要重新加強權力。
最後，合理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保障高效與持久的經濟增長。流行的經濟學家總是在經濟里談經濟，卻忘記了他們的祖師爺也不敢忽略的政治與文化前提，實際上經濟增長從來不是孤立的技術、工具、人力、資源的作用，在這些直接因素的背後，宗教、道德、科學、法律、政治的作用具有持久而根本性的效應。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其實一直是由各級政府主導的，而政府權威是過去年代留下的政治資源和意識形態資源，這些資源已經逐步釋放殆盡，轉化為市場上主要為少數人掌控的財富，然而健康的市場經濟所需要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體系，卻沒有建立起來。
經濟、政治、文化構成三維一體的社會有機體，這個機體才是一個民族命運的內在根據，其中經濟是肉體，政治是骨架，文化是靈魂。毫無疑問，人們的智慧與社會的文化是最具能動性的因素，因此，有一天我們能夠把大國之夢轉化為大國之智，我們的民族離真正的崛起就不遠了。
少一點一廂情願的大國夢想，多一點自立自強的大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