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初見時難別亦難，用來形容習近平和金正恩的首次會面，恐怕是再合適不過了。在東北亞和西太平洋局勢空前複雜緊張的時刻，兩位近在咫尺卻從未相見的國家元首在全程嚴格保密的安排下進行非正式會晤，是否就此從多年的冷淡關係中回暖，甚至在雙方「走親戚」和「遺願」等言語中朝向恢復兩國「傳統友誼」、進而結成東北亞「新軸心」、改變西太平洋安全格局，無論如何都極具探究價值。
有趣的是，金正恩就任朝鮮領袖後第一次出國訪問，雖然是非正式訪問，中國方面卻給予前所未有、最高級別的安保措施。火車通過鴨綠江友誼大橋時大橋一段，便有臨時搭設的鋼板屏障保護，防止記者從大橋附近的賓館偷窺。從25日夜間到26日傍晚，金正恩專列在中國境內也一路暢通，甚至打亂了中國高鐵的運營計劃。其北京行程，則實行全程雙向道路交通管制，連行經路口的監控攝像頭也被蒙上膠袋，匪夷所思。然而，金正恩短暫的逗留卻一點沒有「非正式」，習以隆重的全套國禮待之，金離開後即在央視和其他官方媒體大幅報道兩人的親密會見。
所以，在東北亞政治的轉折時刻，透過金正恩造訪的神秘行程和北京上空籠罩的霧霾，此番倉促進行的非正式會面和中共官方媒體透露的會談內容，向外界提供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可以藉此全面解讀中朝關係的發展，澄清國際社會的許多猜測，例如中國是否因為朝美峰會而邊緣化、中國是否準備接受朝鮮為有核國家等，以利進一步把握中國的戰略意圖。特別的，這次中朝峰會，先於未來四月所謂朝鮮南北雙方峰會，更搶在五月朝美峰會前發生，其戲劇性的會面事件本身似乎就被嵌入了中朝關係在朝核危機加劇後的艱難進程，包含着過去五年來的現狀、轉折和未來，頗堪玩味。
回顧背景
金正恩2011年執政、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兩人互不見面已經六年，而過去六年也是朝核危機最為惡化的六年，中朝兩國元首卻從未互訪、打電話，不能不說兩國關係極其冷淡，堪比1992年中韓建交之後的歷史低谷。其間，2012年李建國和2017年宋濤作為特使向朝通報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情況，以及2013年李源潮和2015年劉雲山訪朝、出席紀念活動。而朝鮮方面，自2011年金正日非正式訪問中國大陸後，金正恩主政期後只有崔龍海2013、2015和2017年三次訪問北京。這些低頻率的互訪，基本無助於雙方排除如親中的前朝鮮第二號人物、金正恩姑父張成澤被處決、金正男被暗殺等插曲性事件的干擾，反而在朝鮮頻繁的核試和導彈試射中陷入危機。
朝鮮迄今為止進行的六次核試有四次是在過去六年中進行的，也就是在過去六年的中朝關係冷淡期間，朝鮮的核武計劃完成了從原子彈到氫彈、從試驗到武裝、從不成熟的中程導彈到洲際導彈的大跨越，第一次具備了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招致聯合國空前力度的禁運。中國也加入了譴責和禁運行列，2017年中朝關係陷入實質性低谷。
正是這一背景下，從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以來，金正恩政權主動出擊，以金正恩胞妹金與正為代表的柔性外交打開朝韓對話的窗口。一時間，外界被朝鮮眼花繚亂的外交身段所迷惑，除了確定的朝韓元首、朝美元首對話以外，朝日領導人會晤也據報在擬議中。此次朝中對話，如事後雙方報道所證實的，也是金正恩首先提出訪問中國大陸建議然後得到中方邀請、倉促成行的；只是，沿襲金正日2011年非正式訪問中國大陸模式，以溝通為主，繼續強調兩國傳統友誼和最早由胡耀邦提出的「走親戚」的交往模式，沒有發表公報，沒有記者會，為雙方留下了緩轉空間。
而會面中的輕鬆氣氛似乎也透露出雙邊關係重新找到了共識基礎，即中共官方報道中所指的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主張和金正恩承認其為兩金的遺願。回到半島無核化，可能才是金正恩能夠成行的主因：並非以受庇護國向宗主國的朝覲，而是金正恩以主動、靈活的外交努力，爭取打破外交孤立。
這應該是認識此番金習會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也是判斷中國在過去六年乃至更長時間對朝政策成敗的關鍵：在基本完成核試計劃、具備足夠籌碼後，金正恩正以積極的雙邊外交各個擊破，不僅實現了朝鮮長久以來孜孜以求的朝美直接對話目標，而且瓦解了中國締造的、以六方會談為中心的多邊外交模式，可謂打破樊籠而獲得了主動。當然，這一「樊籠」也功不可沒，事實上掩護了朝鮮的核發展事業，為其爭取了時間，然後被棄之如履。
然而，金正恩低姿態的主動出訪，包括到達北京後第二天參觀中科院成果展，感受中國先進的核物理發展、500米直徑射電望遠鏡模型和VR虛擬視頻技術，固然給予外界如章家敦所說的中國在關鍵時刻發揮終極影響力的錯覺，並無被邊緣化之虞，卻暴露了中國長期對朝政策的認知盲區和制度弊端，若無積極調整，恐難應對今後東北亞全新局勢帶來的挑戰。最應檢討者，在於兩點：
第一，朝鮮核計劃，包括長程洲際彈道導彈計劃（ICBM），能夠利用時斷時續的六方會談機制長期堅持，雖然與實戰部署還有相當距離，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過去六年間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是與中國戰略中心南移後造成的戰略盲區相關，也就是中國對朝長期的戰略模糊（疏忽）事實上縱容了朝鮮的核發展。一方面，從1990年代中期台海危機以來，中國戰略中心就開始南移，注意力都投放在東海、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在過去二十年間，圍繞東海油氣田開發、釣魚島歸屬、南海島礁以及台灣政權更迭和獨立傾向等問題，中國與日本、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南海諸國以及台灣都先後發生緊張對峙。而最近六年，隨着中國主動提出和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並加速南海島礁的戰場建設，國際社會開始擔心整個西太平洋面臨着「芬蘭化」的危險，才有TPP等反制措施的提出，直至剛剛爆發的美中貿易戰。
另一方面，卻是胡溫政府的遺產讓金正恩的雙軌戰略成為可能。胡錦濤2005年訪朝受到盛大歡迎，回國後即對內將朝鮮樹立為意識形態榜樣，填補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空缺。習近平2008年以國家副主席身份首次出訪便到朝鮮，就是基於此種意識形態需要。2009年溫家寶訪朝後簽署了總金額約數十億元人民幣的一攬子經濟援助和經濟合作項目，寄望於既維持朝鮮政權，又幫助朝鮮大膽進行市場化改革，雖然並未完全實施，連新鴨綠江大橋建成後也因朝鮮方面沒有配套道路而無法使用，卻在金正日身後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例如，今天鴨綠江南岸的較新建築，幾乎都是此後朝鮮利用從溫家寶項目中獲得的資金和建築材料建設的；朝鮮向中國派出了企業管理者學習市場經濟，一如中國向哈佛和新加坡派出幹部學習。金正恩上台後方可能修正乃父的先軍戰略，採取核武器和市場化並重的「雙軌」戰略，從而在鞏固自身權力的同時可能保持社會和經濟穩定，並且贏得朝鮮精英階級的支持。
筆者在朝鮮的實地觀察也證實，朝鮮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頗高，已經培養出一個世俗化的新興中產階級（金主階級），儼如布魯金斯學者海西格（Ralph Hassig）和歐（Kongdan Oh）筆下的「隱士王國」。其背後，則是一個龐大的灰色經濟體系，按首爾國立大學金炳緣（Kim Byung-Yeon）教授等人的測算，約佔GDP的70%，幾乎完全取代了傳統的公共分配體系，佔據朝鮮國民收入的大半。按2015年貿易經濟網的GDP數據，朝鮮當年GDP約160億美元，而當年對華貿易額為54億美元，與中國外貿比例也占朝鮮外貿總額的將近70%，可知朝鮮經濟的外貿依存度接近50%。而70%則是朝鮮經濟的一個謎之大數，例如金日成時代因為電力設施粗製濫造造成的電力損耗高達總發電量的70%，而今天70%卻可以代表朝鮮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如朝鮮占土地3%的自留地提供了將近70%的農產品，70%多的朝鮮勞動力在為市場經濟工作。
過去六年，雖然因為朝鮮內部權力更迭，朝鮮這些經營外貿和勞務出口的公司也經歷了掛靠部門的更迭，但是，就在習近平的戰略盲區里，在他對朝的模糊戰略下，朝鮮公司和朝鮮人民以近乎全民拜金主義的姿態投入以中國為中介的全球化之中。在丹東的朝鮮街小店裏，店老闆每天處理來自義烏的訂單，然後轉交給朝鮮商人並負責發運；開發區里則有數萬朝鮮工人和碼農勤勤懇懇地在工廠生產服裝和軟件，他們的最終客戶來自世界各地。只有2017年3月開始實施的嚴格禁運才基本中斷了來自朝鮮的煤炭貿易和勞務出口，但是丹東口岸的穿梭貨車並未有明顯減少。雖然面臨着來自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但是來自中國的模糊戰略卻讓朝鮮官僚和國民逐漸適應了市場化轉型，不僅養活了國民，也支持了核計劃，並讓金正恩為核試、也為未來正式推動全面市場化改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第二，相比之下，從中國對朝關係的立場和設置上，中朝關係仍然囿於傳統的黨際關係，而非正常的國家與國家間關係。就傳統而言，中共始終將朝鮮視作國際共運的兄弟政黨，並不作黨和國家的區分。無論是東北抗聯時期，還是1946年後的內戰以及1949年後的蘇中朝三邊關係中，無論涉及邊界劃分或東北歸屬問題，還是朝鮮族軍人和僑民往返問題，或者中朝間重大外交事項，雙邊關係始終以兩黨間的特殊關係為主導，而非民族主義，超越了兩個國家間的正常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即便與中國對越南等國關係相比，也是絕無僅有的。事實上，在此次習金會的幾乎所有場合，均有負責黨際外交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場，並在北京站率隊送別金正恩一行；會面時的中方代表團成員也以黨內職務優先。在對朝態度上，習近平牢牢承襲了黨際關係原則，並無絲毫變更意思，這和他最近半年即十九大以來強化黨對國家的領導路線是一致的。
然而，朝鮮方面的態度卻與此迥異，在雙邊關係上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例如，1950年韓戰爆發後，朝鮮在對待中國籍朝鮮族軍人黨籍和軍籍變更的問題上就始終抱着強烈的民族國家色彩，對原中國籍朝鮮族軍人強調民族認同和國籍差異，而非兄弟政黨關係，嚴格限制他們回到中國。在領土和邊界問題上，在爭取國際援助問題上，同樣善於利用中共的黨際立場和朝鮮的民族國家立場的微妙差異撈取最大利益，特別善於利用中蘇政黨間的意識形態爭論變現為他們對朝鮮的國家援助。而鄧小平主政後停止輸出革命、淡化意識形態、淡化黨際關係後，中朝關係也就陷入持久的冷淡；朝鮮勞動黨則在1980年「六大」結束後長達36年裏未召開黨的代表大會，馬克思主義也被清除，朝鮮演變成一人統治的國家，最終在冷戰後陷入大饑荒。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朝關係從始至終就不正常，不是兩個正常民族國家間的關係。
這或許可以解釋朝鮮勞動黨和金氏政權的執政理念，即主體思想對朝鮮黨國體制的改造。自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金日成發動批判延安派和蘇聯派的運動，努力去除在朝鮮根深蒂固的「事大主義」，「主體」開始浮現；且自1972年憲法起，金日成形成體系化的「主體思想」，力圖在中國文革背景下和錯綜複雜的中、蘇、美關係中保持獨立自主，並代替馬克思主義；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後1973年9月4日的一次秘密會議上，金日成的兒子金正日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並負責宣傳部門，主體思想進化為金氏政權的血親繼承，而這僅僅發生在王洪文被確認為毛的新接班人之後的第五天。也能解釋，已經兩次自動續約的《中朝友好條約》並無實際約束力，無法為朝鮮提供切實保障，遑論提供中國的核保護傘。當然，這是朝鮮從金日成時代開始，從其主體思想出發，金家三代執意發展核武器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悲的，這一戰略模糊，因為在剛剛結束的中國人大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讓習近平獲得近乎終身總統的獨裁地位，不僅凌駕在黨的政治局之上，而且通過黨的領導凌駕在國家機器之上，進一步混淆了黨與國家的界限，也可能更無視對朝政策其傳統中的黨-國模糊，而繼續在黨際認同和國家利益之間搖擺、糾結。此番習金會對話也僅僅單方面擺脫了更為原教旨的「血肉聯繫」而已，而非黨際關係。未來圍繞半島無核化，如果繼續從中朝傳統「友誼」出發，便意味着黨際信任仍然壓過國家利益的計算，舊的戰略模糊將替換為新的戰略模糊，存在於朝鮮的事實有核與勞動黨的無核化承諾和中共的事實縱容（有核）和中國對外的無核化主張之間的模糊空間。
新軸心
在此基礎上，如果外界將未來中朝關係視為一種超越正常國家關係之上的「新軸心」，一點兒也不奇怪，那毋寧是傳統中朝政黨關係的延續，也是對習近平、金正恩雙雙擁有終身總統地位的自然聯想。而事實可能正好相反，朝鮮與美國直接對話的渴望是那麼強烈，幾乎就可看作朝鮮或者金正恩是多麼想早日擺脫這種不正常的國家關係，雖然遲至冷戰後三十餘年才尋得機會。
甚而，如果回顧歷史，也一點兒不陌生。1882年壬午兵變後，（相當於今天之朝核危機），朝鮮國王高宗1887年派遣朴定陽為首任駐美公使，然後在與清國是屬國還是「全自主體」的問題上引發與清國外交糾紛，最終演變為中日間的甲午戰爭。
如此結局當然是中國今天的領導人不願看到的，也遠遠沒有做好準備，包括準備接受朝鮮是一個有核國家作為對第三方的牽制——這是對戰後雅爾塔體制和聯合國安理會體制（核俱樂部）的根本顛覆。而北京當下氣氛，正在特朗普的貿易戰威脅下一片哀鴻，全無應戰之心，更無人敢於在可以想見的將來挑戰比世貿組織、比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更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也從根本上否定了中朝在「有核國家」基礎上結成「新軸心」的可能性。習金會後第一時間，中國迅速向美韓通報了峰會情況。
對朝鮮來說，一方面固然努力擺脫中國這個千年宗主國的影響，尋求世界舞台的新主體性；另一方面，如果朝鮮順利渡過核危機、找到解決方案，那麼也將成功地從「核訛詐」戰略中收割經濟紅利。畢竟，朝鮮未來是否真正棄核、商談確定棄核時間表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不確定，金正恩可能機會主義地利用這一不確定性將他的「核訛詐紅利」變現，運用雙邊策略從美、韓、日、中各方撈取最大化的利益補償，類似1980年代中國在「不爭論」的實用主義路線下推行改革開放而取得的「冷戰紅利」。
但是，長遠而論，中、朝的戰略模糊和機會主義，卻可能持久牽制朝美關係的正常化，妨礙朝鮮真正撇開中國、擁抱全球化和國際秩序。對中國何嘗不如此？無論軸心是舊是新，存在與否，對中朝間的特殊黨際關係的堅持，都將妨礙中國放棄朝鮮這一戰略包袱、或者切斷與朝鮮的意識形態的「血肉關係」乃至「供養關係」，從根本上阻礙着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也阻礙着中朝兩國作為一個共同體與國際社會關係的正常化。
或許，唯一的解決方案，也是根本切斷中朝間「血肉聯繫」、幫助中國消除戰略模糊、實現中朝關係徹底正常化的方向，就是朝鮮半島的統一。譬如，在中國實現自身民族復興的同時，幫助朝鮮半島南北方的人民實現民族統一與和解。這才是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現實的意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