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圖：公用領域）
「糾結」如今是中國網民的一個常用語。這個詞語被賦予了諸多傳統詞典所沒有的含義，其中包括「剪不斷理還亂」、「糾纏不清」、「相互盤纏」、「一言難盡」、「令人困惑」、「惹人心煩」、「心煩意亂」、「欲拒還迎」、「喜憂摻半」、「哭笑不得」、「愛恨交織」、「善惡難辨」、「首鼠兩端」、「投鼠忌器」、「左右為難」等等。
隨着堅持一黨專制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藉助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發展成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又將西方國家視為圖謀推翻其專制獨裁統治的「外部敵對勢力」的大本營，西方國家對當今中國的看法或感覺可謂糾結。
在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看來，如何應對中國藉助其龐大的經濟力量將獨裁專制的影響力推廣到國際社會、推廣到西方國家，眼下依然是西方國家尚不知如何解決是好的難題。
協助北京政權
中共政權掌控的當今中國如今發展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軍事大國，毫無疑問是大大得益於西方國家的積極協助。
中共領袖毛澤東禍害中國大陸17年、尤其是毛澤東在他一生最後的10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遭遇了中共政權所說的「浩劫」。浩劫之後，在中國大陸百業凋敝，百廢待興之際，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給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援助。
日本外務省12月20日星期三解密了一批外交文獻記錄，其中一些文件顯示了1970年代末日本和美國如何協商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日本《產經新聞》報道說：
「12月20日日本外務省公佈的外交文書顯示，在1979年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日本美國政府探索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使中國經濟依存與美日兩國以便使中國將來不會成為威脅。自那時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增強其外交和軍事方面的存在感的同時，日美兩國當時的擔憂正在成為現實。
「剛剛公佈的外交文書顯示，訪問美國的園田直外相1979年4月6日與美國國務卿萬斯會談，表示日美兩國先前圍繞中國相互爭權益，最後導致太平洋戰爭，兩國應當汲取教訓『協力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
「園田直外相具體指出，可以在運輸、石油與金屬鈾等資源開發、通訊和電力等領域援助中國；在日美政府合作幫助中國之外，園田直表示也應當使日美雙方民間團體參與支援中國經濟現代化。他說，『美國也設立日中經濟協會那樣的機構，兩國今後可以就此事進行商討。』」
西方國家的難題
自中共1949年武裝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中共始終如一地堅持一黨獨裁。即使是在所謂的「改革開放」最火紅的時候，即使是在高唱「要與國際接軌」的時候，中共政權也沒有忘記要防止所謂的「和平演變」，堅決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
與此同時，大多數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認為，西方國家的政界和商界當初向中共政權提供援助，是基於一種真心實意、半信半疑、或虛情假意的信念，這就是，隨着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推進、隨着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將政治將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
然而，隨着中共掌控的中國藉助國際經濟體系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共政權如今變得財大氣粗，中國政治不但沒有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反而是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反面，並且創下了以大規模打擊維權律師來宣揚法治進步、將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關押至死/致死的世界記錄。
不僅如此，中共政權還把它在中國國內實行的那種牽制言論、打壓自由的做法輸出到西方國家。
原先的真心實意、半信半疑、或虛情假意的信念由此已經被確鑿無疑的事實證明是有意或無意的自欺欺人。
如今，西方國家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發表中共政權不喜歡看到的文章或專著，中共當局就會拒絕給他們發放進入中國的簽證，使他們不能再去中國進行實地調查和研究，使他們需要實證性調查的研究難以為繼，從而阻礙甚至打斷他們的學術發展。
與此同時，中共政權發揮其傳統的秘密活動的特長，秘密調遣其線人在西方國家華人社區，在西方大學校園四處活動，將華人和留學生的言行隨時報告中國駐外使領館甚至直接報告北京，使生活在西方國家的華人和中國留學生人人自危，不得不實行自我言論審查，以免被中共政權列入黑名單。這種局面使華人社區和中國留學生即使是生活在西方國家，也像生活在中共統治區一樣。
此外，中共政權還通過調遣它所掌控的當地華人對其所在國的政界人士提供政治現金的方式來直接影響甚至干預西方國家的政治運作。
澳大利亞難題世界性難題
由於諸多一言難盡的原因，中共政權在澳大利亞的影響力運作特別明顯，並在那裏激起了特別明顯的反彈。
美國《紐約時報》12月20日報道說，「（澳大利亞）公眾對任何被指控為與中國影響有關的人表示強烈譴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法案，這些法案將會加強間諜法，禁止外國的政治捐款，把干預澳大利亞民主的做法定為犯罪行為。」
在此之前，中國已經通過多種渠道，包括通過駐澳大利亞大使館批評澳大利亞官員和媒體有關中國在澳大利亞謀求可疑的影響力的說法是反華歇斯底里。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由此產生的經濟和文化影響是一個微妙的話題。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澳大利亞鐵礦石、煤炭和其他出口產品的巨大胃口已帶動了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中國留學生每年給澳大利亞的大學系統注入的錢高達180億美元。」
然而，除了中國至關重要的經濟利益關係之外，澳大利亞還面臨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用《紐約時報》的話說就是，「有關中國試圖收買澳大利亞政客、影響該國選舉的指控，讓澳大利亞陷入混亂，引發了人們越來越認真徹底審視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影響澳大利亞的努力，也讓人擔心，一場為杜絕中國影響力而進行的運動有成為麥卡錫式政治迫害的風險。」
《紐約時報》在這裏所報道的澳大利亞所面臨的更為棘手的問題翻譯成一般中國人更容易明白的話就是，中共政權通過秘密作業在澳大利亞謀取跟澳大利亞所信奉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相衝突的影響力是明顯的，但由於中共是秘密作業，澳大利亞有關當局和公眾阻止中共繼續進行損害澳大利亞的影響力作業十分困難；假如把所有跟中共控制的中國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的人視為潛在的中共代理人，就必然造成冤案，從而給澳大利亞政府製造了敵人，給中共政府製造朋友或盟友；假如對中共的秘密作業聽之任之，中共的恐嚇性影響力就會繼續擴大。
如何在不傷及無辜的情況下制止乃至扭轉中共專制獨裁的恐嚇性影響力擴大，不但是澳大利亞所面臨的難題，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目前無解的難題。
這種難題也屬於中國網民說的「糾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