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是陝北地區的中共領袖之一、陝甘蘇區的主要創建人。1949年中共建政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習仲勛一生兩次瀕臨滅頂，都與陝北肅反前後的恩怨糾纏息息相關。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高崗、陳雲、張聞天、彭德懷、饒漱石等悉數捲入。習仲勛第二次落難是在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因「《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後在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溫相所著《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一書中，對這段歷史有詳細記述，並分析指出，習仲勛是被用「宣傳高崗」的名義搞垮的，因此高崗與習仲勛的關係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應該說，打倒習仲勛是毛澤東、劉少奇在政治上的最後一次「合作」，但幾年以後，劉少奇就成了他口口聲聲批判的「彭、高、習」的「總後台」。以下為書中相關章節摘錄。
1956年工人出版社出面約請劉景范(劉志丹的弟弟，劉志丹原名劉景桂)的妻子李建彤撰寫《劉志丹》一書，旨在歌頌這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此前，劉景范署名發表的《劉志丹太白收槍》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在讀者群中引起一定的積極的反響，工人出版社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才對李建彤進行約稿。可是，工人出版社的出發點到底比較單純，而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則思考得更深。劉景范思考的時間正是郭洪濤等人鼓譟「翻案」的那一年，因為高崗的問題，使得劉志丹的歷史也成了一時難以觸摸的敏感問題，劉景范不同意妻子接受這樣的寫作任務，容易引發是非。然而，劉景范、李建彤的猶豫很快被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主、客觀因素給否決了。
一方面是來自工人出版社的極力動員。而更深一層的則是李建彤乃至劉景范還不甘心這段複雜的歷史任由朱理治、郭洪濤等人隨意撥弄。就在李建彤決定撰寫《劉志丹》之際，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得知消息，他立刻予以堅決的反對。因為這時，「高饒事件」已經讓本來就不很寧靜的西北黨史舊案沉渣泛起，如果再寫《劉志丹》這類題材的話，無異於火上澆油。
可惜，習仲勛的建議沒有引起李建彤的足夠重視，她沒有聽從習仲勛的建議，反倒很快的開始了創作之路。李建彤走訪了大批的在陝北工作過的老同志、老幹部，注意從歷史的角度刻畫劉志丹。書寫得很順手，1959年夏《劉志丹》的第三稿就已經修改完成，這時候的《劉志丹》一書的體裁已經改為長篇小說。即便是這樣，後來在送審給習仲勛的時候，習仍舊頗為擔憂地提出了幾點建議：「寫西北大革命，整個寫這一時代。思想呢，就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劉志丹具體實現。最後一段左傾冒險只留下一個陝甘蘇區。二萬五千里長征有個落腳點，以後又是出發點。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寫好。當然也有許多錯誤，但基本路線沒有大錯。最後是毛主席來了，不然也完了!」習仲勛要求把這本書寫成「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習仲勛還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劉志丹，避免給人提供攻擊的口實，特別不要描寫高崗，以免觸及黨內最大的忌諱。
這些忠告，李建彤並沒有完全接受，小說《劉志丹》塑造的人物羅炎就是以高崗為基本的。而整部小說當中劉志丹的形象也的確過於「高、大、全」，這當然也和當時的那種文化背景有關。不過，不論是習仲勛，還是李建彤都絕對沒有想把這本小說當作什麼「挑戰的檄文」或者「下戰表」。小說準備出版時，習仲勛還在猶豫，劉景范就去做習仲勛的工作：「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習仲勛也就點頭許可了，一場政治風暴隨着小說《劉志丹》的出版拉開了序幕。
就在寫作小說《劉志丹》之處，李建彤也走訪了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閻紅彥在延安揭發高崗，受到了來自劉少奇、任弼時等人的壓力。如今高崗自殺，驗證了閻紅彥當時的部分評價，毛澤東也不得不利用開會的機會對閻紅彥做了一下自我批評：「閻紅彥同志，很對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註：《閻紅彥傳略》，第113頁)這件事很讓閻紅彥風光了一陣。如今看到李建彤竟然如此「不識時務」提出寫劉志丹，不禁有些惱火，他第一反應就是不要寫劉志丹，要寫就寫謝子長。在閻紅彥看來，「西北地方最早的武裝起義清澗起義，是由謝子長指揮領導的，中共陝西省委也一直把謝子長而不是劉志丹看作是西北地方的最高負責人，在1930年成立的中共陝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1931年成立的中共隊委會和1932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軍』中，中共陝四省委的任職也始終是謝子長擔任總指揮或書記職務，劉志丹只是副總指揮或省委委員，因而謝子長的地位，應該高於劉志丹，即使宣傳劉志丹，也應該首先突出謝子長。」後來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棟(小說《劉志丹》的責任編輯)借閻紅彥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向閻紅彥請教一些西北歷史問題，閻紅彥說：「劉志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着女人一塊跑……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閻紅彥的話引起何家棟的反感。(註：邢小群着《何家棟訪談》，載《往事回憶》第102頁)但是，何家棟以及李建彤、劉景范都沒有從閻紅彥的這句話中聽出他的「殺氣騰騰」。
1962年7月21日，閻紅彥從雲南到北戴河開會期間，收到小說《劉志丹》(上卷)，他在簡單地看了幾篇以後就武斷的認為這部小說「沒有突出謝子長，不能全面反映陝北那個時代的歷史」。7月23日，閻紅彥給作者李建彤寫信阻止小說《劉志丹》的出版，信中說：「寫一些合乎實際、有教育意義的文章回憶劉志丹或其他同志，這是好的。你寫的《劉志丹》，我抽看了幾篇，這事實上是用小說形式總結了西北的革命鬥爭歷史，這就不能不涉及許多原則問題，有些問題是需要中央做結論的，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歷史不符，因此不宜發表。」但李建彤沒有理會閻紅彥的這封來信。隨後，小說《劉志丹》開始在《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上予以連載。
8月上旬，閻紅彥看到小說《劉志丹》連載，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報告此事。閻紅彥身邊的秘書李原後來撰寫的《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一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頁中長篇累牘的為閻紅彥這段並不光彩的告密事件進行了辯誣，特別是第174、175頁中居然刻意掩蓋閻紅彥向康生報告的事實，手法可謂拙劣至極。可惜的是李原儘管左支右絀，仍舊難掩其破綻百出。
關於閻紅彥就小說《劉志丹》報告康生一事，算得上史不絕書、比比皆是。例如在薄一波所着的《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的109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這樣寫道：「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不同意出版這部書(小說《劉志丹》)，……他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而陳清泉等編撰的被稱為官方正史的《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462頁中也說到：「當時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不同意出版這部書……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邱石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前後》(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所載文章《觸目驚心的文字獄-對小說《劉志丹》的批判》中也說明是閻紅彥報告的康生。(該書第257頁)國防大學教授叢進撰寫的《曲折發展的歲月》一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2004年1月第二次印刷)的第518頁也記載了閻紅彥向康生報告的過程。如果說以上這些書的版次都在李原的《只唯實》一書之前的話，那麼，《馬文瑞傳》編寫組撰寫的《馬文瑞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中仍舊指出閻紅彥向康生報告小說《劉志丹》一事。(詳見該書第466頁)而且，《馬文瑞傳》的作者是這樣寫道：「閻紅彥看到《工人日報》發表的該書部分章節，又建議全總領導停止刊載，接着報告了康生、楊尚昆。」請注意這裏面，「康生」在前，「楊尚昆」在後，也就是說閻紅彥先行報告的是康生，然後報告給楊尚昆。然而，李原卻閉口不談閻紅彥告狀給康生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這種公然的選擇性失明的解讀歷史居然奢談什麼「只唯實」，實在令人感到可笑。
康生得到閻紅彥的報告，如獲至寶，很快向上反映。1962年8月24日，康生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請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小說《劉志丹》。9月3日，閻紅彥第二次去信給楊尚昆，提出兩點意見，還是針對小說《劉志丹》引發的西北歷史問題，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次召開座談會，談談西北歷史問題。他哪裏知道，就在康生給楊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澤東已經和康生就小說《劉志丹》的問題通了氣。早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彭德懷有感於劉少奇的不能給「彭德懷平反」和「裏通外國」的暗示、指責寫了萬言書，為自己抗辯。這件事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和極大的反感。1962年8月，毛澤東與柯慶施、陶鑄、王任重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他平反。」(註：謝春濤着《廬山會議簡史》，第260頁)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又說：「現在是國內國際、天上地下，看到了一點錯誤，太陽黑子，就拼命攻擊，烏龜王八相連。」也就是說毛澤東把彭德懷的「萬言書」看作是「算賬」、「翻案」，同國際上反對中共的勢力做等量齊觀。在毛澤東、康生就小說《劉志丹》一事通氣後，這件事很快就升級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上來。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子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會議上宣讀了康生遞過來的一張條子，上面寫道：「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進一步闡述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幾乎所有的黨史教科書都在告訴我們，這張紙條是康生遞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場宣讀的，卻沒有告訴我們這一張紙條的真實來源。1967年9月，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工作會議上，康生談及了這件往事，康生說：「主席(毛澤東)明察秋毫，燭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頭，從『七千人大會』開始，小說《劉志丹》一出籠，我給楊尚昆寫信就說這本小說有政治傾向性，後來，主席找我去談話，主席說，有的人用槍桿子殺人，有的人是用筆桿子殺人，不要小看小說、文藝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們進行反黨活動……1957年我們只整了黨外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其實很多混在黨內、繼續冒充革命的人還沒有安、徹底的清洗出去……有的人寫政治小說，背景不那麼單純，我看也是找我們算帳的，是算賬派……」由此可見，紙條本身已經毫無異議，問題在於毛早就確認要把文藝界作為政治大清洗的突破口，小說《劉少奇》不過是一塊敲門磚而已。
由於毛澤東給小說《劉志丹》定了性，所以，與會者立刻聞風而動，對小說《劉志丹》乃至習仲勛、劉景范口誅筆伐、大肆叫嚷。實際上，這些人比起閻紅彥的「階級覺悟」還是差了一大截子。9月8日，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階段，被李原封為「只唯實」的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就在西南組發言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來鬧『翻案』，小說《劉志丹》就是在習仲勛同志的主持下完成的……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在這裏，閻紅彥說習仲勛以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這是無中生有的誣陷。小說《劉志丹》中塑造了一個人物叫做崇炎，後來改為羅炎。
據何家棟介紹，小說《劉志丹》中提到這位號稱是以高崗為原型的羅炎一共只有兩處，一處是劉志丹向省委匯報工作，見到省委委員羅炎，羅炎交給劉志丹兩份文件，還問了一句話：「聽說你們爭論得很厲害，到底是些啥問題?」第二處是劉志丹南下失敗，回到照金，見到了羅炎，羅炎也只說了一句話：「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註：何家棟着《閻紅彥的代理人想幹什麼?—給邢小群的信》，載《往事回憶》第119頁)這兩段再普遍不過的描述從哪裏可以看到是給高崗翻案呢?閻紅彥的談話整整比康生遞條子、毛澤東闡述早了半個多月。康生也接着閻紅彥的話繼續評擊小說《劉志丹》，康生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宣傳高崗?」閻紅彥與康生一唱一和，震驚了會場內外。而毛澤東點名小說《劉志丹》以後，閻紅彥更是公開批判習仲勛是《劉志丹》的「第一作者」。閻紅彥、康生的發言在全會的總72號簡報刊出以後，引起了爆炸性的轟動。(注30：「陳清泉等着《陸定一傳》，第462頁;薄一波着《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頁)
習仲勛後來回憶到此說：「1962年夏天，……那個自命『理論權威』的人物，對我搞突然襲擊，他在全會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風捉影的材料，誣陷我勾結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和他的愛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製『反黨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註：《習仲勛文選》，第314頁)習仲勛文中所指的「某人」已經不言而喻的了。何家棟在回憶這件事時說：我認為連閻紅彥都沒有看過。因為他就是這麼個思想：謝子長和他才是正確路線代表。謝子長在他初到陝北時就犧牲了，當然就是他代表。你不能寫劉志丹，只能寫謝子長。他沒有看，並沒妨礙他給小說定性。他說，小說的主題是：「南有井岡山，北有永寧山;南有毛澤東，北有劉志丹」，是多中心論，和毛主席爭革命正統。……現在回頭看，問題一發生，李建彤就處於劣勢。閻紅彥當過二十幾軍軍長，根本不把李建彤當對手。他想翻案，撇開歷史是非，緊抓政治要害，揪住小辮子不放，硬坐實你為高崗翻案，反正都沒有看過書，也好煳弄。先將你置於為自己辯誣的地位，叫你沒有還手之力，就把她徹底孤立了。等到哪天查清楚，人家的目的早就達到了。歷史是非問題一變而成為政治問題，而且又切合階級鬥爭主題，就只能挺着挨打了。」(註：邢小群着《何家棟訪談》，載《往事回憶》第105、104頁)閻紅彥的告密乃至污衊、無中生有的栽贓給這場現代文字獄提供了充足的「炮彈」，是導致習仲勛蒙難的主要誘因之一，這是閻紅彥一生都洗刷不掉的最大污點。
毛澤東本人其實並不相信習仲勛會搞一個什么小說來「反黨」，更不會輕易的冒險給高崗「翻案」。據習仲勛的秘書田方回憶：在1958年夏季一天下午，習仲勛興奮第告訴我，剛才毛主席讓秘書高智打電話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一見面就用慰勉的口氣發問：「仲勛，怎麼樣?還有包袱嗎?」(指高饒反黨聯盟案件的審查中確定與習仲勛毫無關係)習答：「我早已沒有包袱了!」毛又說：「那就好好工作吧!」就這樣兩人在游泳池親切第閒談了一陣。(註：田方着《習仲勛命運中幾次轉折》，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八期)就在習仲勛因為「小說反黨」被打倒以後，毛澤東仍舊與原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仲勛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註：《習仲勛文選》》第317頁)這次同張仲良的談話是在習仲勛被打倒以後進行的。可見，知道這時毛澤東仍舊不認為習仲勛在這次所謂的「利用小說反黨」事件中扮演什麼關鍵角色。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毛澤東會把小說《劉志丹》這件事上升到如此高的高度以致於興師動眾呢?
我們先來看看毛澤東、劉少奇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最後一天會議中談論小說《劉志丹》的有關講話吧。劉少奇說：「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企圖推翻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馬列主義領導，這就是彭德懷、習仲勛的態度。……彭(彭德懷)、高(高崗)、習(習仲勛)是無原則的陰謀反黨集團，沒有什麼綱領，有時候也提出綱領，如廬山會議彭德懷的意見書仍是反黨綱領，這次八萬言的信也是綱領。」毛澤東此時插話：「提出蔣介石一樣的綱領，不會拿出來。」劉少奇又說：「《劉志丹》、八萬言書也是綱領。」毛澤東插話：「布哈林的綱領只有一句話──發財吧。」劉少奇說：「我們這次會議揭發了彭、習反黨陰謀是一次偉大的勝利。……我國如果彭、高、習的陰謀實現了，也要復辟，實際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質與蔣介石一樣。」毛澤東補充說：「彭(彭德懷)上台也會打着社會主義旗幟騙人的。」(註：叢進着《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19-52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表面上看是批判習仲勛內里還是糾纏於高崗、彭德懷的舊賬，更是將其與當時「反修」、「防修」等階級鬥爭大主題聯繫在一起的重要表現形式。因為小說《劉志丹》牽扯到高崗問題，而高崗是反對劉少奇的，再度打擊「死老虎」高崗自然對劉少奇有利，而壓制彭德懷翻案自然又是對毛澤東有利的事。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即便是犧牲了「好同志」習仲勛，也一樣是「利大於弊」。
毛澤東說過：「有人不願意走、不想走社會主義的路，我們要推他、拉他、幫他，實在不行，就讓他挪挪位置。」(註：張素華采寫《參加起草大會報告和一些問題的思考-趙家梁訪談》，載《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14頁)換言之，這次利用小說《劉志丹》事件打擊習仲勛乃至打壓彭德懷、鄧子恢是毛澤東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總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一個已經被毛澤東認為有了一些分歧的劉少奇，毛澤東尚抱有一點「拉他」的餘地，希望劉少奇能夠「跟上」他的「社會主義步伐」。而劉少奇始終把緊跟毛澤東作為他的信條，在他看來「如果沒有毛澤東，高崗的陰謀可能就得逞了」，所以，他沒有理由不在「小說《劉志丹》利用劉志丹宣傳高崗」這件事上表足態度，更要在毛澤東提出的「反修」、「防修」、「階級鬥爭」等大戰略上深加贊同。
在此之前即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一再強調說：「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了下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麼會這樣減產?為什麼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把責任放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身上。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註：劉少奇着《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劉少奇還在為毛澤東開脫責任，不允許「把責任放在……哪一個人身上」還強調這不是「路線錯誤」。而在此(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劉少奇又擔負起毛澤東親手交給的「四清」的重擔。可以說是亦步亦趨，步步緊跟。
一位元老曾就毛、劉關係發表了自己的一點感受，他說：「少奇同志講的一些話，做的一些事，看起來也很左，但是你要搞清楚這是為什麼?他那麼做其實是維護毛主席的威信，有些話主席不便說的，少奇就先去說，有些事也是這樣，少奇就去做，主席也說了，他要是先發話，有些事後來就沒有餘地了，中央的幾個領導先替主席說說、做做，這對主席觀察、思考問題都有幫助。……少奇同志後來發現了很多問題，他忍不住對主席說，我們不能這麼搞了，老百姓太困難了。主席就火了，說你不搞，有人搞，你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有人還要走!」這番談話道出了毛、劉關係的一個側面，但並不完整。
我們前面提到過，[中共]建國後，劉少奇始終在重大問題上緊跟毛澤東，雖然有的時候出現過不和諧的局面，但劉很快調整自己的思路爭取與毛澤東「合拍」，這是劉保證其接班人地位的一種手段。然而，劉畢竟不是毛，他的經歷、學識、素養與毛有着很大的不同，而這些不同一旦遭遇到特殊的歷史環境便會一點點發酵起來。在對待「大饑荒」和「包產到戶」等問題上，劉不自覺的流露出一絲「民本」的思想，他激動地對毛說過「人相食，要上書的」的話，也一度對彭德懷的上書本身留有些許餘地，這些現象都被毛看在眼中，這也就決定了劉最終是跟不上毛澤東的。
其實，不但劉少奇，包括後來的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這幾位「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的第一副手，又有誰真正地跟上了毛澤東的政治步伐?可惜的是劉本人渾然不覺，「四清」運動，劉的有些做法明顯是「極左」，傷害了不少人，這件事成為劉在政治上的敗筆。1966年彭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輪較量中應聲落馬，而此時的劉少奇不知是出於自保還是繼續緊跟毛澤東的原因，對來訪的越共領導人胡志明說：「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已經揪出來了，就是彭真。」當劉少奇自己岌岌可危時，毛提出召見他，這是毛、劉生前的最後一次見面，劉主動提出辭職，毛並不表態，而是要劉「好好學習、保重身體」，並給劉推薦了三本書，分別是海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狄德羅的《機械人》和《淮南子》，劉少奇如奉至寶地讓下邊的人去找來，結果除了《淮南子》一書找到外，其他的兩本都沒有發現，劉少奇這才明白：「書名不對。」(據劉少奇機要秘書劉振德回憶，載《實話實說福祿居》，第251頁)
毛經常給人扣上「機械唯物主義」的帽子，而海格爾(又作海德格爾)又是這一領域的知名人物，何以連他的主要作品的名字都會搞錯?事實上，海格爾的主要作品中根本就沒有名為《機械唯物主義》這本書。狄德羅的重要作品中也沒有毛所提出的《機械人》這一部。三本書中，兩本書都不存在，這意味着什麼呢?難道是偶然?至於劉後來向毛提出的辭職一說，毛為什麼沒有回答?還是江青一語道破天機：「劉少奇真是死不改悔，他都死到臨頭了，還惦記他的那幾頂帽子(指劉少奇提出辭去的國家主席、政治局常委、毛選編委會主任三項職務-引者注)，他辭不辭職，還不是一個樣?無產階級的革命群眾早就不允許他幹下去了。」可以說直到這時，劉還是沒有看清楚毛澤東。
應該說，打倒習仲勛是毛澤東、劉少奇在政治上的最後一次「合作」，幾年以後，劉少奇就成了他口口聲聲批判的「彭、高、習」的「總後台」。這自然是劉少奇個人的悲劇，同時也未嘗不是劉的喜劇，因為劉如果能夠一直緊跟毛澤東的話，那麼他的政治結局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光明的收場。
李力群的三點揭發其實根本經不起推敲，高崗、習仲勛既然是「密談」，李力群怎麼知道的?高崗的兒子高毅遠在西安，習仲勛給這個青年人一把手槍，千里迢迢從陝西跑到北京來「為父報仇」?這比演義還要荒唐的揭發居然得到了中央的認可，聯繫到1965年12月為批判羅瑞卿召開的「上海會議」上所謂的劉亞樓臨終四點意見，兩者竟有驚人的相似，而其實質都是徹頭徹尾的無中生有。
其實，不僅是像李力群這樣的「死老虎」要為揭發習仲勛添磚加瓦，就連在位的封疆大吏諸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張德生等人也必須表明態度、狠揭習仲勛。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奉命找張德生談話，希望他對習仲勛的批判「立新功」，張德生無奈之下，只能牽強附會地給習仲勛列舉了八條「罪狀」，其中重要的六條如下：1、1949年春天，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在洛川召開會議，討論新解放區的工作方針，彭德懷主張以減租反霸為中心，習仲勛堅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2、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以後，副主席張治中在講話中提到蔣介石的時候，都要稱蔣先生。當時西北局黨報《群眾日報》編輯部要修改講話，習仲勛指示：「按張副主席原話發表，一個字都不能改。」3、習仲勛離開西北後還經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許拆西安城牆。4、在1961年困難時期，習仲勛要求陝西省給中央機關領導人送過幾次富強粉。5、習仲勛的家鄉陝西富平縣遭災，習仲勛要求陝西省政府為富平調糧撥款救災。6、西北各省主要幹部的任用都要徵求習仲勛的意見。
就在這些亂七八糟的揭發下，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習仲勛專案審查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包括康生、賀龍等)據此定案，習仲勛從而遭遇了長達數年的牢獄之災。小說《劉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當然也難逃「法網」，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奉命審查劉景范，據劉景范的女兒劉索拉回憶：「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將劉景范叫到中組部整整談了三個小時，以黨組織的名義逼迫劉景范承認《劉志丹》這本書是他與習仲勛合謀而着，但被劉景范頂了回去。」劉景范的對抗換來了沉重的代價，他後來被戴上手銬、長期遭受非人待遇。馬文瑞等人也被這「無妄之災」所牽連，甚至連當初給李建彤帶路的王悅賢、劉景華這樣的尋常百姓也躲不過去。
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小說《劉志丹》一案遭到無辜牽連的幹部群眾多達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瘋、53人嚴重致殘。誣陷習仲勛的閻紅彥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反對中央文革的極左行為，憤而自殺。但是，小說《劉志丹》的風波還沒有完結，「文革」結束後，少說《劉志丹》一度鬆綁，再次與讀者見面，而且，成了上中下三卷，據何家棟回憶：這一次寫的，路線鬥爭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更突出了。以前還有所顧忌的事情，現在是撕破了臉，放手去寫了。閻紅彥那一派又告了一狀，中央成立了調查組，重新調查。最後胡耀邦決定停止發行。也許是不想在歷史問題上糾纏不休，息事寧人吧。(註：邢小群着《何家棟訪談》，載《往事回聲》第112頁)三卷本的小說《劉志丹》最終被停止出版。(註：薄一波所着《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在初版時曾經有過關於閻紅彥告發一事的記載，稍後還有關於小說《劉志丹》在八十年代被禁止出版的論述，但是，2008年1月第一版的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這兩處都被刪除，不再提及。)這還只是一個開頭，有關西北歷史問題因為郭洪濤的自我翻案再一次的被提到了桌面上來，成為一批領導人爭辯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