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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回憶「六四」後偷渡出境

——原標題為《在大亞灣荒島上》

人生象一條江、一條河。有的人如同長江、黃河、雅魯藏布江,奔騰不息流入大海,也有的人如新疆的塔里木河,靜靜地消失在沙漠中。也有的人如同一條小溪,永遠安安靜靜地流動着。

嚴家其,著名政治學學者,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在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六四事件後被通緝,流亡海外。

人生也象江河那樣有轉折。一九四九年,許多人從大陸逃到了台灣,親人分離、家庭破碎,四十年後,輪到我的人生發生大轉折了。這一轉折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這個難忘的日子,就像雅魯藏布江下游的大峽谷那樣,把我從青藏高原帶進了印度、孟加拉國的平坦原野。在這之前,我到過歐美許多國家,當時到國外絲毫沒有感到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與那些有意識、有準備到國外留學或移民的人不同,“偷渡”香港成了我人生的巨大轉折,前後對比是如此強烈,恍如經歷了前後不連接的兩個世紀。我現在還覺得,我經歷了兩個迥然不同人生。在北京,我經歷的是“垂直人生”,而後來是“平面人生”。在北京,我長期生活在公有化的社會,在後來,則一下子就回到了私有制社會中。在北京,我生活圈子是“單位”,完全不知道“人在江湖”是怎麼回事,後來,我體會到了,民運圈子,與所有政治圈子一樣,都是“江湖世界”。

據在廣州接應我們的林道群、李志華兩位朋友說,我們本來要在六月十七日偷渡去香港的,這一天,廣州黃埔港突然出現十六條封鎖線。第二天,也是六月十八日,他們再替我們安排好,至於他們怎麼安排的,我至今一點也不知道。我與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輕同事,一行三人,從廣州出發,前往海邊,準備偷渡香港。我們同行的是兩輛車,前一輛是“探路車”,我們坐後一輛。經過東莞、樟木頭,在一家旅館門前停下,我抬頭一看,門上寫着“閱港旅館”四個大字。我們下車後,進入了另一輛新開來的車,更換了司機。一個多小時後,在澳頭海邊停下。

從廣州到澳頭海邊,大概開了四個小時左右。有一位穿着黃色雨衣的人,手裡拿着一條煙,帶我們三個“偷渡客”步行到海灘,上了一條快艇,當他把那條煙丟向岸上時,沒有人說話,快艇就乘風破浪飛速前進,我們的衣服從外到里全部濕透,海水非常咸,蒙住了眼鏡。一個小時左右,穿黃衣的人與我們三人登上了一個海島。我這時才注意到,黃衣人並沒有駕駛快艇,還有另一名船工是駕駛員。

嚴家祺(左4)曾是趙紫陽(左1)推動政改的助手之一。1987-11在中南海紫光閣。

到荒島上後,黃衣人告訴我荒島上沒有野獸,我就開始四處察看。在沙灘後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島上樹木茂盛、雜草叢生,有一處有一個山洞,附近有水坑,裏面是淡水。往遠處看去,可以見到幾個小島、燈塔。黃衣人告訴我,荒島叫“□格仔島”,遠處的燈光就是大亞灣核電站工地。

下午七時半,黃衣人與船工開快艇回澳頭,說是拿晚飯給我們。這樣,在大亞灣荒島上,只剩下我們三個“偷渡客”。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正是農曆五月十五日,在寂靜荒島上看月亮,分外明亮。晚上十二時左右,黃衣人和船工又來到荒島上,帶來了盒飯。荒島上十分安靜,突然,一艘船向荒島駛來,我們下意識中感到是警察來了。黃衣人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氣大聲叫對方立即上岸,結果,那艘船掉轉頭來迅速離去。當一切沉寂下來後,漲潮聲愈來愈響,我們就在月光下,坐在沙灘上,面對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們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馬力船。前面還有幾艘船探路,我們不時聽到幾艘船之間的電話聯繫的呼叫聲。

在大陸與香港水域分界處,我們所乘的大馬力船與香港方面失去了聯繫,無法接通電話。船停在水面上顛簸不已。當一艘船從遠處駛過時,船工耽心香港水兵會看到我們,要我們平卧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濕,而且還有一薄層水。我們遵命平卧着,透過甲板一條很長、很寬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隨着船隻的晃動,我覺得胃在翻動。後來我從報道中知道,曾經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釘死,沒有那條“缺口”與外界相通,因為“偷渡客”很多,非常擁擠地聚在一起,時間過長,大部分人就會就在甲板下悶死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就在我們偷渡進入香港的當天,海關總署和公安部發佈了《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規定》。規定海關工作人員執行緝拿任務時,非開槍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為時,可以開槍射擊。規定自發佈日起執行。我們偷渡香港,船上沒有武器,也沒有走私貨物,但在海面停留時,船工要求我們三人把隨身帶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裡不留任何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紙張和電話號碼。如果我們被捕,就說是隨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與高皋迫於無奈,把我們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則不然,他說他帶着到美國一大學讀學位的文件,絕不能沉下海底,由於他堅持,他的行李沒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帶到香港。

我無法從開車的司機、快艇駕駛員、船工那裡了解到甚麼情況,一路上,他們完全不理睬我們,不關心我們是誰,只是把我們看作“偷渡客”而已。

六月十九日上午八時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學所的蘇煒前來迎接,由法國駐香港副領事開車,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住了下來。但蘇煒和我們不知道住宅的主人是誰,是在香港的什麼地方。我想與高皋一同到香港街道上看看,住處的人說,你們是“偷渡”來香港的,上街就會被警察查問,就可能被押回大陸。

我們到香港的第二天,出版我書的編輯林道群陪同我們一位老朋友來看我們,還給我帶來了六本書,並送了一千美元。第三天,四通公司老闆萬潤南來看望我們,他是六月六日到香港開會的,原定六月二十四日回北京,但從六月十九日起,北京機場、深圳車站和許多地方都張貼了一份《七人通緝令》,其中有萬潤南和我,還有包遵信、陳一咨、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這樣,他就回不去了。

在住處,有一天,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人帶着他女友,就像我在電視連續劇中看到的“大佬”一般,來到住處,記得他叫做向先生,聽他談話,我不能肯定、但感到他是偷渡運送過程的重要人物。

我以為到香港就像到廣州一樣,在香港躲避幾個月就可以回北京。我的兒子在北京上高中,為了不讓他中斷學業,因此,我帶着妻子而沒有帶兒子一同逃亡。沒有想到,我們到香港的第四天,六月二十二日,香港《明報》頭版頭條刊出了《喬石李鵬覬覦總書記,楊李力主處死嚴家其》的報道。這一天上午十時,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把我們三位“偷渡客”帶到港英政治處的一個機構。我們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為我們是“非法入境”,必須到其他國家去,法國政府歡迎我們三人去法國。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在港英政治處,當時就照他們的安排,我們三人改了姓名,換上了一身他們要我們穿的衣服。我改名為“朱豐”、高皋改名為“白芳”,另一位社科院同事改名為“史英”,口語稱“阿豐”、“阿芳”、“阿英”。港英政治處的警察將帶着我們三個“假警察”在機場“執勤”,我們每人手裡拿一個“對講機”,做四處巡視的樣子。經過一個單向轉動門、一個鐵門,就到了機場。所謂“執勤”,不過是從港英政治處去機場登機前的一路上,如果有人詢問或要檢查,要求我們擺出的姿態。實際上,一路十分順利,我們並沒有扮演警察,我們三個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偷渡客”,想裝成“警察”,也神氣不起來,只是裝作大搖大擺的樣子而已。

嚴家祺與妻子高皋。

下午七時左右,我們三人在機場等候時,聽到廣播中劉賓雁在香港說,嚴家祺現在在香港,在一安全處,這是比劉賓雁本人安全還要安全的地方。在聽到劉賓雁廣播講話後一個多小時,我們三人乘上了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印度新德里停留後,飛往巴黎。我的登機證上的名字是Yip Paul,後來我知道,這是法國一位精通中文的外交官的名字,曾任法國駐北京公使。

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想弄清是誰幫助我從廣州“逃亡”到香港的整個過程。去年《前哨》月刊總編輯劉達文出版了《黃雀行動》一書,在談到我“逃亡”的一節,劉達文說:“如今寫黃雀行動,許多過程已支離破碎,許多記憶已被歷史湮滅。嚴家祺的逃亡就是一個謎。”“我也想解開這個謎,也無能為力。”

人生轉折,渡過難關,要有“貴人相助”。我也開始相信命運。我多年來知道,岑建勛、劉千石、朱耀明是六四大逃亡“黃雀行動”的組織者,陳達鉦和他兄弟陳達鉗是前線總指揮。但直接策劃、安排我們三人逃亡還有其人,我知道陪同我們從廣州到海邊的是香港朋友林道群和李志華兩位,感覺到他們另有聯繫,但他們至今還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二十四年來,沒有人公開談參與救助我們一事。九七前,我沒有去香港。一九九八年,我因參加會議到澳門見過陳達鉦,我從澳門到了香港海關,被拒進入香港,遣返澳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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