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越秀區楊箕村令人嘆為觀止的回遷宴，讓除廣州之外的人，對這個村莊充滿好奇，而廣州本地人，則早已不勝其煩。今天，本文將扒一扒楊箕村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要辦這麼一場高調的宴會。
新華社報道，10月2日，楊箕村在小區內舉行了回遷入伙宴，場面熱鬧非凡，請來了著名的廣東舞獅班子，粵曲名家梁玉嶸、黎俊生、陳韻紅等到場獻藝。現場鑼鼓喧天，不知道熱鬧的，可以嘗試想一想電影《黃飛鴻·獅王爭霸》的舞獅場面，咚咚鏘，咚咚鏘，你方唱罷我登台。
整個回遷宴的規模巨大，應當可以入選健力士世界紀錄。小區內擺起了1500張大紅桌，超過1.5萬人入席，從順德請來600名廚師，出動了專業攝像機，多架航拍無人機以及11塊LED電子大屏，全方位無死角攝製宴會現場，供不同位置的來賓及時觀看現場視頻。除廚師外，包括安檢、引導、技術在內的工作人員還有600多，現場豎起了多部安檢門。
這恐怕是中國最大規模的一次千萬富翁大聚餐，沒有這樣的規格真對不起他們。當地媒體報道，楊箕村到今年5月完成動遷，除17戶釘子戶尚未完成回遷選房外（為什麼是17，後面有答案），1479棟被拆遷房屋的回遷人分配到4032套安置房，平均每棟（戶）房屋的回遷人分配到4套安置房。據楊箕村公佈名單，回遷房總分配面積為278544平方米，平均每棟（戶）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遷面積，同地段商品房現價已漲到5.6萬一平米，相當於戶均坐擁1042.16萬資產。
然而這份財富來得並不那麼令人羨艷。
楊箕村的發跡史
楊箕村是個歷史悠久的村落，早在北宋年間，就形成了以黃氏族人為主的「簸箕里」。隨着北人南遷，來自陝西、河南、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佔據了這個村子，共有姚李秦梁四大家族，原來的黃家人被姚家人吞併。四大家族按照東南西北中五個居住方位，形成「四社五約」、「三姚兩李一秦梁」的村莊治理結構。這是一個有着近千年歷史的古老村落，有強大的家族勢力，有古老的村規民約，更有千年的傳承。
歷史並不都是美好，直到改革開放前，這裏一直是一個很貧窮的村莊，千年的歷史上也並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富庶。楊箕村老村長姚鎮江回憶，建國前，村里只有為數不多的大戶人家才能養上一頭豬。計劃經濟體制下，楊箕村的土地大多數用來種菜，是廣州主要蔬菜生產基地之一。在政府統購統銷政策下，長期每50公斤蔬菜只賣4.6元左右，上世紀70年代末村民一個月辛苦勞作掙工分只有3元多錢，而工人的月工資是30多元，村民生活的貧困可想而知。
楊箕村的命運被改革開放改變。1992年，楊箕村所有耕地被徵用，村民洗腳上岸，不種田改種樓，盡顯中國農民的狡黠。他們在不大的宅基地上，豎起了一幢又一幢小樓房，沒有規劃，沒有安全設施，全村種滿了密集的小樓，樓與樓之間間距相當狹窄，人們形容兩幢樓的人可以互相握手，稱之為「握手樓」。
（CBD坐下髒亂差的楊箕村）
村民們將這些房子租給外來打工者，摩的司機、髮廊小妹、洗剪吹……多達4、5萬人居住在這個本來只有上千戶的小村落里，楊箕村成了藏污納垢之所，社會治安尤差，廣州市民稱為「養雞村」。這時候，那個傳承千年的古村落實際上已經死了。
楊箕村的拆遷史
廣州不斷東進，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相繼而起，楊箕村成了城中村，不僅位置相當尷尬，髒亂差的狀態更讓廣州的官方相當尷尬。有人說，不斷東擴的廣州是一條巨鯨，那麼楊箕就是它如鯁在喉的「硬骨頭」。在光鮮亮麗的城市CBD邊上，有這麼一處城中村，跟廣州的國際化城市形象格格不入，拖着不動，只能讓拆遷的成本越來越高。
拆遷的時刻終於來到了。2010年，越秀區將其列入52個城中村改造項目之中，作為亞運會前必須完成拆遷的9座城中村之一，於當年6月啟動拆遷。根據方案，楊箕村改造計劃在2010年5月30日前完成安置協議的簽訂，6月30日前交付房屋，預計3年至3年半內實現回遷。現在看起來，這個計劃過於樂觀。
拆遷方案按照「獵德模式」，對村民實行拆一平方補一平方的方式，進行原地安置。所謂獵德模式，就是廣州本地改造成功的第一個城中村獵德村的改造方案，按照市場拍賣的方式，以村集體成為改造主體，以高達5.2的容積率進行土地拍賣，並按照拆一賠一的方案進行補償。通過拍賣，獵德村獲得了高達46億的土地出讓金，當時還是2007年。巨額的收入加上村集體介入，使獵德村的改造進程相對順利。
楊箕村也打算照搬獵德模式，2011年1月18日下午，楊箕村地塊拍賣在廣州市房地產交易中心舉行，最終由唯一參與競拍的富力地產以底價獲得，約4.73億元的土地出讓金加上18.8億元的改造成本，改造總價達23.52億元。按照計劃，該項目未來規劃發展成為一個包括高端住宅、寫字樓及酒店在內的綜合性項目。
其中，公開出讓地塊的用地性質為商業金融業用地、二類居住用地和中小學用地，用地面積為6.2808萬平方米，容積率6.18，建築面積27.38萬平方米，其中包括10萬平方米住宅面積、16.0272萬平方米的商業金融業及公建配套。
土地拍賣了，接下來就該拆遷。楊箕村的拆遷由楊箕村集體經濟主體「楊箕股份合作經濟聯社」主導實施，一開始計劃進展得非常順利，兩個月內就拆平1400多棟房，佔全村98%，剩下2%的18戶釘子戶，進行了長達5年的掙扎。他們的訴求很簡單，以拆遷方案不公開不透明為由，希望得到更大的補償。
（釘子戶的抗爭）
抗爭來得非常慘烈。有人在屋裏放滿汽油瓶，有人在屋頂上插滿紅旗，有人向拆遷人員拋灑汽油，有人試圖與鏟車對抗，以血肉之軀阻擋拆遷……最慘烈的是釘子戶李潔娥。她家有一棟三層半的合建樓房，但因重建未獲批准，房子至今沒有產權證明，這實際上是種出來的樓。在這種情況下，她的房子只能得到極少的賠償。2012年5月9日上午10時30分，李潔娥在眾人面前絕望地跳樓而死。在跳樓之前給朋友姚慕嫦留下了手寫遺書，囑咐她「性格要改變，不要自以為是」。
（2011年9月6日上午，廣州越秀區法院對楊箕村姚潤珍戶實施強制搬遷。屋主情緒激動，儲備了大量汽油，還在樓外掛出白色條幅。）
（2011年11月，法院強制執法，拆遷隊正在對純仁里四號釘子戶進行強攻，特警手持滅火器以防萬一。）
（2012年3月21日上午10時48分左右，黃素芳看到住的房子被鏟車鏟了一角，立即飛奔過去擁抱房子，試圖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保全房子。最終房子被拆，她倒地哭泣。）
（2011年11月17日，林國英及女兒姚惠賢拒不執行生效法律文書，在二樓向外潑灑汽油，經勸戒無效後，執行人員和法警對姚戶施行強制搬遷，並對父女拘留十五日。）
僵持日久，楊箕村成了一處困局。原本廣州亞運會就要完成的工作，一直拖了好幾年，各級政府壓力巨大，房地產公司的開發成本不斷抬升，早已簽署協議的村民遲遲不能回歸，18戶釘子戶成了眾矢之的，早已搬走的村民自發前來與他們談判，希望他們早日放棄。最終，政府把釘子戶告上了法院，法院裁決剩下的17戶釘子戶敗訴，拆遷計劃最終得以完成。
（已簽約村民多次組團前來勸說釘子戶，雙方爆發罵戰）
城中村村民不過是食腐者
經過這麼一個漫長的過程，才有了還剩17戶未能完全簽訂合同，才有了今天的1500桌大排場。舊有的那個在地方志里民風淳厚，文明古老的千年古村，早已在現代化的進程里消失得無影無蹤。作為城中村的村民，他們通過巨大的排場，所要展示的，無非是對釘子戶的最終勝利，和對所獲得的巨大財富的炫耀。這就是一種儀式，跟古代帝王午門獻囚一樣，都是源自農業社會的陳規陋習。村級黨組織這麼明目張胆違反「反四風」規定，當地紀委何在？
（午門獻俘，普天同慶，18個釘子戶的抗爭顯得渺小而可笑。）
然而他們並不懂得如何安排巨大的財富，更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負責楊箕回遷安置房小區物業管理的楊箕庚泰物業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楊箕村民原有居住面積比較大的，這次分了十多套回遷房。有位手握9套房的村民表示，光租金一年就能收入40多萬，還不用交稅，「感覺很無聊。」
他們也會在自己子女的教育上傾盡財富。現在出國的中國孩子，有錢的人基本都是各種X二代，其中一個群體就是拆二代。艾奧瓦大學（University of Iowa）中國留學生倪瀚祥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持槍照，威脅教授不給過關就要發飆，最後被大學開除，禁止進入美國。
這位倪同學，就來自杭州轉塘，一處同樣是因為拆遷而一夜暴富的城中村。倪同學父親的態度是「不覺得有多嚴重，只覺得是開個玩笑。」根本不知道艾奧瓦大學曾經發生過的盧剛事件，也不知道美國對持槍威脅的高度重視。錢有了，精神依舊貧瘠。
這些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讓一大批城中村的村民先富起來了。有人覺得他們體現了社會分配的不公平，也有人覺得他們誓死捍衛財產的行為體現了公民意識的覺醒，這種兩種看法都與事實相去甚遠。
他們能夠憑藉城中村優越的地理位置，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實現財務自由，與他人並無直接關係，畢竟他們通過自己的土地，實現了「入股」城市化。一個兩手空空的外來者，只能在他們搭建的平台上追逐自己的夢想，與城中村村民各做各的夢。
然而，賦予他們抗爭者角色也同樣荒謬。他們也只不過是整個食物鏈條中的食腐者而已，基本已經喪失了生存的技能，要麼面對送到嘴邊的浮游生物，提供一些廉價而髒亂差的出租屋，吸食那些髮廊小妹、快遞員、建築工人、出租司機提供的剩餘價值；要麼則守候在大型食肉動物的邊上，等它們飽餐一頓之後，前來啃噬一點碎肉。公民意識的覺醒，絕對不可能在他們身上發生。
城中村先富起來的邏輯，依然建立在土地財政基礎之上。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蔚為壯觀的世界奇蹟，假以時日，北京、上海的樓面價總和，將超過美國全國資產的總和。
這實際上是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財富，其中相當一部分已經堆積到了房地產市場上。儘管價格天天在漲，其實跟股票一樣，不過是左手倒右手的遊戲而已，只有存量財富的集聚，而缺乏新增財富的支撐。長久以往，實體經濟將被這些食利階層和食腐者啃噬得體無完膚，奄奄一息。
這是整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出現了巨大危機，城中村村民既當不了背鍋俠，也擔當不起改變的重任。憤怒和希望，都不是他們能寄託的。
真正危險的是「內卷化」傾向
更嚴重的是，當財富從實體經濟轉為虛擬經濟，靠投資已經很難產生更多的收益，這個過程被稱為「內卷化」，一個拗口的名詞。實際上是經濟學裏面的邊際效益遞減。這也是中國為什麼陷入治亂循環的原因之一。
這片土地，所承載的人口和經濟是有上限的，隨着經濟社會的開放程度和技術發展水平，承載的上限各有不同，但這個上限是肯定是有的，一旦突破這個上限，或者上限的水準下降，必然導致天下大亂。東漢末年起三國，唐朝末年有五代十國，明清更迭烽火連天，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內卷化導致社會的崩潰。
內卷化導致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努力也好，資本投入也好，更多的投入帶來更少的產出，奮鬥產生的邊際效益遞減，越奮鬥收益越小，於是人們不再開闢新的戰場，轉為開始固守一畝三分地，階層開始固化，人們越來越因為身份、地位差別，而不是知識和努力的差別，帶來分配結果的不同，於是社會越來越不公平，資源集聚，貧富差距嚴重。
一個朝代，開國之初，總是氣象萬千，積極進取，開疆拓土。到了中後期，同樣會發現更多的投入帶不來更多的收益，於是轉為保守、封閉，日益增長的人口又得不到公平的社會機遇，社會資源也無法陽光普照，下層的不滿屢被壓制，最終像火山一樣噴發。
當一半上市公司的盈利不及北上廣深一套房的價值，當ST股可以通過賣兩套房子摘帽，當城郊農民僅僅通過投胎就可以成為土豪，這就是一種新時代的「內卷化」。
這時候，保持開放以獲取增量，提升社會承載的上限，擴展生存空間；維護公平，使奮鬥者有個相對公平的環境，使社會資源分配有利於創新創業，使鰥寡孤獨及老幼者皆有所養，這兩者才是避免內卷化和治亂循環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