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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人揭秘李訥文革中的真實生活

多年來,有許多書籍和文章談到李訥,內容包括她的學歷、工作經歷、婚姻情況等等,其中不少在敘述史實方面不準確。原中南海工作人員閻長貴、王廣宇撰文《李訥在“文革”初期》指出,“我們作為她在文革初期的同事,對她有所了解,看到有關她的史實錯訛,很是不忍和不快,如鯁在喉,覺得有責任做些澄清,以免以訛傳訛,積非成是。”

李訥和父親毛澤東,1951年(維基百科)

不少人說,李訥1966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不對。李訥是1965年畢業。她1959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制5年,本來應該1964年畢業,中間因病休學一年,所以,她於1965年畢業。

錯訛最厲害併流布最廣的是李訥大學畢業後的工作經歷。造成這個錯訛的始作俑者是誰?我們沒有確考,覺得彷彿上海徐景賢說得較早。他的《十年一夢》中說:

1965年夏,李訥從北京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解放軍報》當一名普通編輯。但時過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席捲大地,李訥也捲入了這個政治漩渦:她在軍報帶頭“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諧音),貼出大字報批判當時的軍報總編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不久,軍報全面改組,才27歲的“肖力”當上了軍報總編輯。以後,毛澤東又把她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專門負責了解北京各大專院校的情況。(見該書106頁)

徐景賢關於李訥的這段介紹,除了第一句話即“1965年夏,李訥從北京大學畢業”是對的,其餘所說似是而非,從時序上說,完全是顛倒的。然而,它卻被廣泛地引用和流行。最近,《南方周末》刊發了一篇題為《毛澤東小女兒李訥的婚事》(2012年6月14日,以下簡稱《婚事》)的文章,其中關於李訥這段經歷的說法,估計也是來自徐景賢的《十年一夢》,這裡就不再具用。這也情有可原,不論徐景賢,還是《婚事》一文的作者,他們跟李訥都沒有直接接觸過,對她沒有什麼了解,也沒對她作過什麼採訪,僅憑一些道聽途說,就演繹成文,犯了史家的大忌。

李訥“文革”初期的經歷究竟怎樣?我們僅就我們所知道的情況說一說,以就教於方家和知情者。

1965年李訥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沒有分配工作,就去參加“四清”了。待她參加“四清”工作結束後,“文革”開始了,她沒有回北大,留在媽媽即江青身邊,1966年7月,開始參加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工作,和工作人員住在一個樓里(因為她是工作人員中惟一的女同志,有單獨的房間),後來她經常住在江青住的樓里。

當時,我們也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因此就和李訥(當時我們都叫她肖力)成了同事。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穆欣分配肖力處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收到的群眾來信,她很仔細,也很認真,處理得很好。有一天晚上在釣魚台17樓看電影時,江青跟穆欣說:肖力是剛畢業的學生,她本來就膽小,需要見世面和鍛煉,你怎麼叫她蹲在辦公室里處理來信?穆欣回答:辦公室現在沒有合適的工作給肖力,暫時讓她辦信,她可以隨時出去活動。

江青這樣說以後,穆欣也就不再給肖力分配具體工作了。此後,肖力雖然還是在辦公室工作,至於幹什麼,她可以隨意。實際上,她擔任了更重要的職務,即當了毛主席的“觀察員”。負責了解各大專院校的“文革”運動情況。她去得比較多的院校,有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建工學院等,特別是北京地質學院(和地質部)。北京地質學院一個造反派頭頭後來的回憶,詳細生動地介紹了肖力到北京地質學院的情況:

肖力來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件事發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那時工作隊剛撤離地院,正是在東方紅戰鬥隊成立的前後幾天。她來到地院後,我接待了她,她從文件袋中拿出一張32開的用粗黑鉛筆書寫的便箋,字是豎寫的:茲派肖力同志為中央文革小組駐地質學院文化大革命觀察員。落款是陳伯達。我看了陳伯達親筆簽名的這個便箋,心中十分激動,欣喜若狂。肖力笑着對我說,想和核心組的所有成員見個面,我立馬召集。那天核心組到場的有朱成昭、伏慶是、劉長風等。肖力問了我們核心組成員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和讀幾年級等基本情況,並作了詳細記錄,又問了工作隊的情況,如隊長姓名、什麼時候進校、什麼時候離校、“反干擾”抓了多少“魷魚”、東方紅戰鬥隊有多少人參加等等。我們還專門介紹了劉長風,說他是著名作家、長篇小說《創業史》的作者柳青的兒子。大約大家談了一個多小時,她就告辭走了。

以後她兩三天就來地院一次,核心組成員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來的,但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不過她對地院重大活動都作了很及時和重要的指導,使得我們炮炮打響,一着都沒踏空。比如,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她在第一時間向我們傳達了,並由東方紅核心組研究一致通過策划了“一進地質部”的重大行動(按:即地院東方紅造反派到地質部的請願行動,這樣的行動前後共有四次――筆者),這件事在北京乃至全國都是一個“首創”,它有力地配合了“炮打司令部”的重大部署,也同時使地質東方紅名揚天下。

關於北京地院的這些情況,我們當時就從肖力那裡聽到過。當時因為李訥屬於辦公室工作人員,她出去活動,常常回來很晚,有時毛主席找她,江青也牽掛她,這樣江青常派戚本禹去找,戚本禹往往叫辦公室工作人員和他一起去,或直接派辦公室工作人員去,我們都不止一次地去做過這類事情。在這段時間裏,肖力還以學生名義到外地串聯,大約半個月。

我們說肖力在辦公室工作,是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辦公室黨支部(王廣宇是組織委員)於7月或8月的某一天,召開全體黨員大會,討論並通過了肖力的預備黨員轉正問題――這在當時全國黨組織都處在停止活動的情況下,大概是一個特例。戚本禹說:“這件事,別的單位不能做,我們能做。”

李訥又是什麼時候調到《解放軍報》去的?據時任軍報代總編輯的胡痴回憶: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中午,楊成武打來電話,說江青通知,要我倆下午3時到釣魚台15號樓陳伯達處,去接受一個任務。我們分別按時間到那裡,江青、陳伯達已在等候。江青講了很多,大意是:請你們來,是想把我女兒李訥送到軍隊去,讓她到軍報鍛煉鍛煉,並說主席也同意。她還說:這孩子才出大學門不久,她學的是歷史,肯用腦子,也能寫點東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兒)要強些。你們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們走的。她的缺點是看問題有些片面,有點固執,要多幫助她。她又叮囑,為了保密,給她改名肖力(按:其實,她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時就叫“肖力”了――筆者),你們倆知道就行啦,否則,她的活動和安全都會有問題。(轉引自《肖力與解放軍報奪權風暴》,載《百年潮》1999年第2期)

我們認為,胡痴老人的回憶是可靠的。1966年11月份李訥到《解放軍報》工作,成為軍報的編輯和記者。就在李訥離開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時,戚本禹跟王廣宇說:“李訥雖然離開了,她還可以回來看文件,只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可看的文件,她都可以看。”所以,李訥還隔三差五地回來看看文件。李訥也是一個造反精神很強的人。她在軍報,和其他志趣相投而又調到軍報不久的幾個青年,1967年1月和8月兩次寫大字報造反,輕而易舉地依次打倒了《解放軍報》的總編輯胡痴和黨委書記趙易亞,成為軍報的總負責人。她告訴我們,林彪為此還接見並鼓勵她:“你都27歲了,還沒信心搞好一個軍報嗎?我25歲就當軍團長了,29歲擔任軍政大學校長。”這話,是李訥親自對閻長貴說的,這表明她對林彪這次接見很高興和很滿意。她主持《解放軍報》一年多,搞得那裡人仰馬翻,教訓多多!

1968年1月和3月,我們二人都被江青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了。1968年3月,江青又調李訥擔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辦事組1966年12月由辦公室改名而來),李訥是6任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或辦公室主任)中最後一位,也是完全做到了善始善終的一位。李訥前面的五任:穆欣、王力、宋瓊、王廣宇、閻長貴,通通都先後被江青、陳伯達等人投入了監獄,成為階下囚。

以上,就是李訥在“文革”初期的大致經歷。如有不對處,敬請方家和知情者指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李訥在文革初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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