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該書作者說：「8月13日，廬山會議前夕，憲法起草委員會在此分成兩派。此次爭論的是憲法中要不要寫毛『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該書331頁）
此處的敘述不夠準確。吳法憲、張春橋等爭論的是，要否將「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寫進憲法草案。（《周恩來年譜》下卷385頁）
〔5〕該書作者說：「為了尊重毛對擔任國家主席的反覆推辭，林用了一個不大正式的術語（「國家元首」）以表達毛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意思。」（該書333頁）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原話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06年版）1970年8月22日，憲法修改草案已經定稿。林彪在8月23日講話中稱毛為「國家元首」就是依據草案中稱毛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而來。這一用語實為中央正式通過的對毛澤東的稱謂，並非林彪自己獨創的「不大正式的術語」。當然，作者的這一說法總比某些人堅持的林彪提「國家元首」是「改換另一種用語，表達他仍然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10頁）明智得多。（可參閱余汝信《1970年憲法修改草案解讀》，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6〕該書作者認為：「林立果是一名軍官，儘管年輕，卻已在吳法憲的庇護下，執掌空軍大權。」（該書337頁）
該書作者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大概也是受到中共官方多年來誇大宣傳的影響。中共官方在「913事件」後指控吳法憲「將空軍的大權交給林立果」，「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等。但是，試問林立果在空軍執掌了哪些大權？是指揮了空軍戰鬥部隊，還是任意調動了空軍部隊？吳法憲曾經在私下裏對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和林立果說過這番話，吳自己承認那不過就是為了討好林彪，吳事後也覺不妥，雖然沒有公開收回，但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響。從根本上來看，空軍的指揮權和調度權絕非吳法憲一句話就可交出去的，事實上吳也從未將空軍的大權交給林立果。吳法憲說：「事實上，關於空軍的領導權、調動權，我從沒有交給過林立果，林立果在空軍里也沒有一分鐘是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凡是懂得我們黨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不要說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准，除了毛澤東本人外，誰都不能夠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吳法憲回憶錄》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981頁）事實上，林立果只是調動了指揮了空軍黨辦的幾個秘書和他周圍的幾個親信而已，根本就無可能指揮調動空軍任何一個軍、師、團，林立果最多也只是利用了一架256號專機，其實那也還是在空軍專機師正常的專機調動業務範疇之內。
〔7〕該書作者在林彪事件一些問題上持有西方學者經常持有的「陰謀論」的看法，但是「陰謀論」大抵都是想像和臆測，與事實相距太遠。我們不妨再予以詳盡的辨析。
（一）有關毛澤東為何同意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那番講話，該書作者說：「毛為什麼要同意呢？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煽動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對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們的批評導致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現在激起類似的反應，然後以此為藉口來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廬山上的行為也同樣讓人想起了1966年他對彭真的處理。當時他贊同後者的《二月提綱》，但是不久後又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一次距離他的憤怒反擊只有48小時了。」（該書332－333頁）該書作者懷疑毛澤東在廬山上為林彪設下了一個圈套，靜等林彪上套，從而一舉收拾林彪及其同黨。然而，懷疑歸懷疑，但卻於史無據。
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的直接原因是，吳法憲與張春橋在憲法修改草案會議上的爭論。在8月份張春橋主筆憲法修改草案時，張對已實行多日的官方「標準政治用語」進行了刪除，即「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一些文章當中。在1970年的8月13日的政治局會上，吳法憲同張春橋就草案稿再次發生激烈爭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張春橋提出：「已經有了理論基礎一句，後一句可以不寫了。」又說：「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諷刺。」吳法憲不知道後一句話是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外賓波德納拉希時針對赫魯曉夫說的，而以為這下可抓住了張春橋的把柄，找到了對他們發動猛烈攻擊的突破口，立刻情緒激烈地反駁：「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肯定了的。這樣說不是要否定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嗎？」又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會議休息時，吳法憲打電話向黃永勝通報情況。會後，陳伯達又邀吳到他家裏進一步磋商，最後由黃永勝向正在北戴河的葉群作了匯報。葉群在電話里告訴黃永勝：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夸吳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澤東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569－1570頁）
張春橋為何敢於向林彪作挑釁，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張春橋自忖其背後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後當然就是毛澤東。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滿，江青等極左派們認為文革初期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中他們出力最多，本應取得更多的權力，但實際上九大之後他們權力僅僅局限在文化宣傳領域，政治方面的權力卻十分有限，國家的主要權力集中在周恩來手中，而周恩來又得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大力支持，張春橋等人即使執掌了文宣方面的權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制約，想發個中央文件都不能如願以償。面對九大後的政治局勢，江青等人當然心不甘、情不願，一有機會就要發難，只有不斷挑起新的鬥爭，才能將已經大大趨緩的文革運動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針對張春橋的批評的講話，就是要對江青等人的為所欲為有所節制和批評。正如文革史家程光所言：「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林彪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們，是前不久『八一』社論和十天前吳法憲和張春橋爭吵的繼續，是林彪直接對江青等人一系列挑釁行為的回答。是對文革派在『九大』後抵制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干擾和破壞團結的批評。事情是文革派挑起來的，對江青不便明着說，只好指向張春橋。廬山之爭已成必然，只是以什麼題目、用什麼方式爆發出來而已！」（程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版，還見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
毛澤東不可能預見到吳法憲和張春橋會在憲法修改草案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執，也不可能預見到林彪會站出來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批評張春橋，因而毛澤東不可能預設圈套讓林彪來鑽。事實上，林彪自己是否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批評張春橋也還有些猶豫，而在陳伯達和葉群的鼓動下，林彪終於站上了批張的第一線。筆者曾就這個問題作過論述。（丁凱文《廬山會議的鬥爭與毛澤東處理林案之我見——兼談所謂「林彪集團」》，載《記憶》第11期，2009年1月11日）林彪在講話前向毛作了請示，得到毛的許可。據陳伯達回憶：「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它人，在另一個房間等待，等的時間不短。他們談完出來後，大會開了。……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374頁）吳法憲從葉群處得知，開會前林彪請示毛說：「有一個問題，想請示一下主席，就是在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不同意寫國家機關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公開反對，……」而毛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毛還說「這個張春橋的後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吳法憲說：「這個講話的大體內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了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793頁）以往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在開幕式上從無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發表講話的先例。林彪要求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乃合情合理之事，並非什麼「突然襲擊」，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講話的內容，毛澤東馬上就意識到林彪的用意，隨即表態「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可見，毛澤東並非不同意林彪講話，毛關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點名」，要將「批評」限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如果是毛澤東預設圈套的話，應該是毛澤東鼓動林彪講話，要求林彪去批評張春橋（事實上，這既不合邏輯，也不合當時的政治情勢），而非反過來林彪向毛表示要發表講話。因而，「陰謀論」一說在此是站不住腳的。
（二）該書作者另一處「陰謀論」是，「汪在其回憶錄中聲稱，在毛盤問他關於國家主席的事時，他的解釋是聽到陳伯達的講話後昏了頭。人們會懷疑：為什麼毛會在與自己如此密切的關鍵崗位上保留這樣一個不可靠的官員。主席將痛斥陳伯達。為什麼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還蒙在鼓裏，即煽動起人們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殘餘者們的情緒，讓毛有藉口打掉忠於林彪的軍隊派系」（該書334－335頁）該書作者似乎認為，汪東興在廬山上被毛澤東當了槍使，被毛所利用，毛澤東不僅給林彪預設了圈套，還利用了汪東興誘騙眾多的中央委員們上當，參與擁護林彪打擊張春橋。然而，這一「陰謀論」依然於史無據。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後所扮演的角色，筆者曾有專文予以論述（丁凱文《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載《百年林彪》），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論述。（余汝信《汪東興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發言解讀》，載《記憶》第23期，2009年5月20日，又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704期，2009年6月8日）汪東興曾經是鐵杆的林派，不僅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有密切的來往，思想上有共鳴，且積極參與了廬山會議上的倒張活動。可以說，汪東興幾乎就是林彪在毛澤東身邊的「臥底」，毛澤東及其周圍人員的一舉一動都會由汪東興傳達給林彪。有意思的是，汪東興這個「臥底」並非是林彪有意發展出來的，恰恰是出於汪自己的主動。因此，汪東興實為林彪為首的軍隊派系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問題的關鍵是，毛澤東是否事前就知悉汪東興與林彪及軍委辦事組之間的密切關係，毛澤東在廬山上為何放過汪東興而將陳伯達一舉打倒？
筆者認為，毛澤東從事政治鬥爭的經驗極其豐富，爐火純青，在抓大的問題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廬山會議上針對張春橋的鬥爭，毛澤東馬上意識到這是由於林彪講話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揚揚，根子卻在中央。對於張春橋，毛澤東必須加以保護，否則一旦毛澤東鬆口，張春橋立即就會倒台，連帶着張春橋從事的活動以及其它文革極左派也可能落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對於林彪也不能貿然予以批評，林彪是毛澤東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來的接班人，批林會導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亂，對於政局的穩定尤其不利。而陳伯達是唯一可以被犧牲的人，陳伯達是從文革極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沒有什麼政治實力，轉向林彪的軍隊一方更多的是因為政見上的共鳴。為了抑制這股反文革極左派的浪潮，拿掉陳伯達是代價最小、見效最快的辦法，毛澤東不缺「秀才、文人」，張春橋、姚文元都可以隨時取代陳伯達，打掉陳伯達對林彪也是一個警告，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陳伯達成為廬山會議上首位蒙難者，這完全出於毛澤東的政治考慮。毛澤東為什麼會放過汪東興？筆者認為，毛澤東並不清楚汪東興與林彪方面的密切關係，一來，汪東興並未卷進政治局內部關於憲法修改草案的爭論，未曾與張春橋等人形成直接的對立和鬥爭；二來，汪東興也從未涉入政治局內具體的工作，自然也不會與張春橋等人發生衝突。汪東興是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樞紐，是個負責上傳下達的「御前行走」。毛澤東本人又有先入為主的習慣（這一點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有很傳神的敘述），汪東興主動檢討，推卸責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另外，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毛澤東還非要汪東興去辦理不可，故毛澤東放了汪一馬。這點，江青曾予以證實。據參加廬山會議的徐景賢回憶，王洪文曾問江青：「東興同志為什麼要這樣發言？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江青則說：「哦，老汪嗎？他也收到了一份語錄材料，不過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動。那天在華北組的會上，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麼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就說了那番話。老汪他已經向主席作了檢討，那份語錄材料也上交了。」（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219頁）江青在自己圈子裏講話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帶着張春橋、姚文元在廬山上向毛澤東告的狀，由此引發了毛澤東的激烈反應。如果江青和毛澤東知悉汪東興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汪東興。日後汪東興積極與軍委辦事組劃清界限，嫁禍於人，李雪峰、鄭維山的倒台以及王良恩的自殺都與汪東興有密切的關係。「913事件」後汪東興更是落井下石，積極主動地要求抓捕黃吳李邱，並充當林彪專案組的負責人。粉碎「四人幫」後。汪改變了毛澤東對黃吳李邱採取軟禁的作法，而將他們關進秦城監獄，將黨內矛盾變為敵我矛盾，這些都是汪東興為了掩蓋自己行為所採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觀之，汪東興在廬山上的言行是主動的，自覺的，是廬山上鬥爭張春橋的主角之一，絕非是被毛澤東當了槍使。因此，「陰謀論」在此是說不通的。
（三）該書還有一處「陰謀論」是，「從後來發生的事件來看，人們有理由懷疑毛希望通過廢除國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馬腳，即假定林以為自己作為接班人，也應該像劉少奇那樣擔任這一職務。這種可能性得到下述材料的佐證。……」（該書329頁）「從毛對待彭真、劉少奇、鄧小平和其它人的政治游擊策略來看，更有可能的解釋是：主席有意誘使林彪接替國家主席一職，讓其名聲趕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許，日後還可以斥責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於國家主席的寶座——林彪死後，批林的材料給林按的正是這個罪名。由於林彪堅決拒絕這一職位，這一計謀沒有奏效。在廬山會議上，毛繼續實施這一策略，對林彪大加勉勵，並做出了有關張春橋和江青的暗示。」（該書340頁）
毛澤東有無引誘林彪出任國家主席的意圖和言行？目前並無任何資料可以支持，於邏輯也不通。誠然，1970年3月，汪東興曾代毛澤東傳話給中央政治局，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那麼由誰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毛澤東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只有林彪同志來當。』」隨後汪東興請軍委辦事組諸人去汪家閒聊，汪再次說起毛澤東的話「要設國家主席的話，只有林彪同志才能當。」說者和聽者都很興奮，都認為這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和關懷。（《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775－776頁）但這絕非是毛澤東的真心話，否則毛澤東也不會在後來改口說可以讓董必武、陳永貴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幾次主張不設國家主席，一來自己不必出任這個有名無實的職位，二來也堵死了其它任何人對該職的覬覦。文革史家余汝信對此作了進一步深入的辨析：「毛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但國家元首的位置不能空置。《草案》給予毛澤東一個國家元首（條文中稱之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的名份，毛是欣然接受的，否則，由一個黨的主席統率國家軍隊，在國際上無論如何都是不符合慣例的，真真正正是『名不正，言不順』。」「毛澤東只是說不設國家主席，但他從來沒有說不要國家元首，且他心目中的國家元首永遠是他自己。……在毛看來，國家元首代表了國家軍隊的統帥權，毛是牢牢緊抓不放的。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林彪雖是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但並沒有被加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副元首』的尊號。元首是唯一的，僅僅就是毛一人。」（余汝信《1970年憲法修改草案解讀》，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事實上，所謂的「設國家主席」問題在廬山會議前後，並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這不過就是憲法修改草案當中諸多議題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就憲法修改草案準備了兩個方案，一個是有國家主席條款，另一個是沒有國家主席條款，最終通過哪個版本的草案要視毛澤東的態度而定。連大陸的黨史教材也不得不承認「設不設國家主席這本是可以研究討論的問題，不能因為毛澤東講了不設，別人就不能有不同意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208頁）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亦未曾主張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事後毛澤東猛烈批判陳伯達，吳法憲等人回京後被迫作檢討也與國家主席問題不沾邊。事實證明，「設國家主席」絕非林彪的什麼「政治主張」。
毛澤東視自己為國家元首乃天經地義，這也得到其它中央領導人集體的擁戴，毛完全沒有必要對林彪來個「引蛇出洞」，毛澤東將自己擔任國家主席比喻為「放在爐火上烤」，難道林彪就不會這樣認為嗎？毛又有何把握林彪一定就會上鈎呢？廬山會議上出現的鬥爭出乎了毛澤東的意料之外，毛澤東對林彪問題的重視始於此次會議，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遂逐步採取措施壓迫林彪一系軍人作檢討，對軍委辦事組採取「挖牆角、甩石頭、摻沙子」的辦法拉出來、打進去，予以分化瓦解。說林彪自己想當國家主席不過就是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途中給林彪量身訂造的罪名。正如余汝信所言：「所謂國家主席問題的爭議，是林彪事件發生之後才着力渲染出來的！」「將黨內正常的不同意見歸結為某一位領導人的『反黨政治綱領』，是毛在黨內鬥爭中慣用的手法。顯然，國家主席問題，不過是林彪事件之後用以打人的一個工具。今天回過頭來看，國家主席問題，不是林彪的心病，恰恰是毛澤東自己的心病。毛堅持不設國家主席，聲稱『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主席』，恰恰反映了毛不可告人的陰暗心理——劉少奇當過的，毛決不會再去當，毛不當，別人也不能當。總之，中國只能有一個主席，不能有兩個主席，文革前曾有過的兩位主席在《人民日報》頭版上並列的情形，不能再發生，不管那另一位是姓劉、姓林、抑或姓其它什麼！」「所以，指稱『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無非都是些莫須有的罪名。」（余汝信《國家政治體制建設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屆人大的籌備與夭折》，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該書作者所持的「陰謀說」並無堅實的證據和合理的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