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秘書長到副總理，我在中南海紅牆裏度過了十二個春秋，這十二年給我留下的記憶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終生難忘。在這裏，我講講當年國務院機關的風氣。」
我12歲就參加了八路軍，一直沒有機會受正規高等教育，我又無政治背景，且長期在邊遠的地方工作，於我，中南海挺遙遠的。但是，歷史的大潮卻把我湧入了中南海。
從秘書長到副總理，我在中南海紅牆裏度過了十二個春秋，這十二年給我留下的記憶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終生難忘。在這裏，我講講當年國務院機關的風氣。
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有着許多傳統。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點：
第一，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來自四面八方，他們不欺生，不排外，沒有這幫那伙，同志關係比較融洽，能夠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內部，包括行文，從總理到一般工作人員都以同志相稱，從不叫官銜。我剛到國務院時，真是有點像《紅樓夢》裏的劉姥姥初進大觀園，不知東西南北。對於辦公廳機構設置、工作運轉、行文程序、各方面的關係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面對這種情況，我給自己立下三大任務：首先是儘快熟悉情況。我衷心感謝國務院辦公廳特別是秘書局的同志們給予我的熱情幫助。當時秘書局有一位副局長叫劉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愛人給華國鋒同志當秘書，直至辭世)，她從周總理時代就在辦公廳工作，幾朝元老了，對國務院情況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到我的辦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紹情況，有時也帶我在大院轉轉，到各局處坐坐，讓我熟悉情況，使我受益匪淺。二是把好文件關。因為一到國務院就分管經濟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較多。我的任務是控制數量，提高質量，不能有半點差錯。對於重要文件，我的辦法是把有關負責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體作業，咬文嚼字，認真推敲。先後當過秘書局副局長的侯穎、周鎖洪、李樹文、張克智、安成信等人，經常與我在一起摳文件。這種辦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員學到不少知識。八十年代國務院文件的質量還是比較高的。三是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對此，在戰爭年代過來的我，有點優勢，很容易做到。有段時間我的家屬還沒來北京，我與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飯，和大家一樣排隊買飯，唯一的特殊是秘書長們有個固定的飯桌，不要端着碗到處找位子。這一下子就拉近了與工作人員的距離。我很快結識了一大批工作人員，他們與我說古道今，談天說地。這些，都幫助我很快進入角色，對我後來的工作幫助極大。
第二，任人唯賢、五湖四海。在我任副總理第一任期還兼任國務院秘書長和機關黨組書記，是管幹部的，但從來沒有人到我這裏來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麼多局、部級幹部，也從來沒有人請我吃過一頓飯，或者送點什麼禮品，所謂「紅包」，那時還沒有這個名詞。而且至今也沒聽說那時提起來的幹部，有哪個因腐敗而落馬的。
第三，艱苦樸素的作風。國務院機關是很節儉的。比如，有一個規矩，在國務院會議室開會喝茶收費。八十年代初，與會人員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錢，後來物價漲了，放兩毛，喝白開水不收錢。有幾年，上午開會到十二點時可以吃一頓飯，但要收八毛錢，喝酒一杯收四毛。國務院北門與院子不對稱，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議修正一下，但基於節約的考慮，始終未下決心。一九八六年，秘書長們商量，把國務院常務會議室桌子換成了比較時尚的橢圓形會議桌，第一次使用時趙紫陽就批評說，國務院不要帶這個頭。所以，當時其他會議室沒有再更換會議桌。趙紫陽一貫倡導節儉，反對鋪張浪費，講排場。為了制止公費請客，曾明確規定，公費請客只限「四菜一湯」。雖然執行中有阻力，未能堅持下去，但對當時不良風氣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嚴格要求幹部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在位期間，從未對自己的住宅、辦公室大興土木或購置貴重高檔用品，一切從儉，不浪費國家一分錢。
第四，領導外出輕車簡從，作風深入，求真務實。我在國務院副總理的第一任期內，多次陪同國務院主要領導去外地調研。那時，領導同志出去要求很嚴格，到各地調研，輕車簡從，與陪同人員同坐一輛麵包車，談笑風生，邊走邊談。經常途中停車，到群眾家裏、到工地現場、到車間班組看望群眾，了解情況，獲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嚴，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現場，不要地方當局事先導演。
在機關工作作風上，要求工作人員高度負責、一絲不苟，善於同各方面協商辦事。國務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協調任務很重。有些難度大、涉及面廣的問題，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況，研究辦法。比如有一次為解決好一個省大批下放人員安置問題，我根據總理的指示精神帶領有關人員去現場辦公，參加省委會議，統一認識，研究可行辦法，得到了妥善解決，並對當時存在類似問題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決的辦法，起到了舉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之後，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國務院機關的風氣，不忘曾經給予我真誠幫助的同志們。有時我自費與他們聚一聚，一起吃頓飯，聊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