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最大規模的社會實踐當數階級鬥爭。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大興、道縣的大屠殺，階級鬥爭走完了從貌似正義到顯形邪惡的全程。階級鬥爭不再為綱之後，留下了一條熟語：「階級鬥爭的臉」。其實，更可怕的是「階級鬥爭的心」。階級鬥爭，道德人性淪喪到了極點。從人臉到人心全都壞了。
階級是一個客觀存在，階級矛盾也不能否認是個客觀存在，但遠沒有到非鬥爭不可的地步。所以階級鬥爭是需要發動的，確切地說，是人為製造的，更確切地說，仇恨是煽動的，鬥爭是挑動的。本來，地主與佃農無非是租賃關係、契約關係，是一種正常的生產關係，用現在的觀念來說，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沒有那麼苦大仇深。然而，黃世仁、周扒皮、劉文彩、南霸天，這四大虛構形象成功地妖魔化了整個地主階級，激起了億萬貧下中農的憤怒，形成了摧毀舊社會的燎原大火。周扒皮半夜雞叫，作為小學教材，階級鬥爭從娃娃抓起，靠的卻是謊言。
有大量文章披露了真相：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一個樸實的農民，勤勞致富。買了些地之後，仍是省吃儉用，一根腰帶也捨不得買，用些破布條扎在腰間。從早到晚不閒着，且待人寬厚。周在土改中被打死，他的孫輩在文革中仍被鬥。可是有貧農老太在私下說，周家是好人。有人在批鬥台上說說漏了嘴，說在他家做長工，吃得比現在好。當年高玉寶寫《高玉寶》，作家荒草輔導。高玉寶不同意歪曲事實，反對把不真實的事加到周身上去。他不解不安，說：「這樣寫，我怎麼做人呀！」荒草開導他，文藝創作進行塑造不僅是許可的，而且是必要的，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荒草反覆教育，高玉寶唉聲嘆氣……半夜雞叫就這樣出籠了。後來一位鄉親問高：「有半夜雞叫這樣的事嗎？」他支吾說：「這是文藝創作藝術上的事情。」進而又解釋：「這兒沒有，不等於全國沒有。」老實巴交的高玉寶在階級鬥爭教育下階級覺悟提高了，認識改變了，荒草功不可沒。已故朋友丁弘先生，是1950年代人民大學調干生，與高玉寶同住海運倉宿舍，見證了這一切。
作為中國地主階級代表的黃、周、劉、南四大地主，無一不假。連「實名制」的劉文彩也因《收租院》而藝術化到集萬千罪惡於一身，家裏連水牢都有了。然而，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讓人將這一切信以為真了。特別是年輕一代，沒有人會懷疑碼頭工人在皮鞭伺候下扛包子出苦力的真實性。可以說，階級鬥爭基本上是靠謊言支撐的，初始就破了道德底線。
革命勝利後，宣佈過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接連的運動，將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事實上，昔日的剝削階級分子，在經濟上已經一無所有，政治上實際已經淪為賤民，但一仍其舊作為鬥爭的對象，被描繪成「人還在，心不死」，懷揣變天賬，時刻夢想復辟反攻倒算，奪回失去的天堂。這些經濟政治地位不名一文的人們被說成是每次運動整出的新的階級敵人的後台，後者是前者的代言人，後者被鬥，總要拉上前者陪鬥。或許，有時有人感覺這樣說這樣做有些牽強，但馬上被說服，理論上就是這樣的。
分子的子女則一方面從形成受精卵開始就註定其賤民身份，有着永遠無法擺脫的原罪，享有不參軍不升學不提乾的內部規定；另一方面被要求背叛自己出身的家庭，與父母劃清界線。
土改時，在我們村里一個十幾歲的地主的兒子在鬥他父親的大會上，面臨抉擇，要麼打死父親，要麼自己跟父親一起被打死，一根鐵棍交到他手裏，他猶豫片刻，對準父親當頭一棍，扭頭就走。
在上海，我認識過一位採訪對象，他求進步太心切，一心當英雄，奮身救火落下殘疾。他父親好像有些一般歷史問題，他堅決劃清界線，說動母親與父親分居，在文革中發生匿名信案件，他父親經他檢舉揭發成現行反革命致死刑。
我聽他講經過就感覺八成是冤案。他說及現在他的幾個兄弟想為父親提出申訴，他卻以兄長的權威和政治大義壓制着不准。我向他指出：你捕風捉影太明顯了，你父親極可能是冤枉的，應該申訴。他惶惑，猶疑，矛盾。顯然，他也已感覺到自己的檢舉不考譜，但他在自己的名譽與父親的名譽之間有考量。
階級鬥爭逆天理違人倫，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歷次運動不斷增加新的所謂階級敵人，一經戴帽，就立馬由人變鬼，人們避之唯恐不及。這一是因為大環境，二是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而勢利的社會風尚就此形成，不講實事求是，無人仗義執言。進一步，便是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或為自保，或求榮升。
1959年的廬山會議群起批彭，美其名曰旗幟鮮明。下山時，曾經被贊為「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冷冷清清無人搭理，也成不可接觸者。這是高層的風景。等而下之，舉國皆然。大大小小批鬥會上出手打人，把人打死，一般也未必有什麼冤讎，只是在鬥爭的風口浪尖，表明自己堅定的階級立場，展示敢於鬥爭勇於鬥爭的風采。
「文革」初起，風向未明，卞仲耘校長即死於莘莘學子花季少女之手，也就是這個原因。而據說薄熙來打斷自己老子三根肋骨，究其動機，恐怕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擇路的投名狀了。階級鬥爭，特別是新中國的階級鬥爭，無一不是非混淆，善惡顛倒，壞人作樂，好人受難，君子道消，小人道長。雲從龍，風從虎，風雲從痞子。每次運動，總不缺少戰鬥在前列的打手，一些痞氣戾氣的人認為是難得的機遇，上躥下跳，大顯身手。而挨整的大多是些善良無辜的人。
大興、道縣等地的大屠殺，將階級鬥爭推向了滅絕人性的極致，其邪惡面目也就暴露無遺了。近讀道縣大屠殺倖存者周群的自述，觸目驚心，令人髮指。她一家五口——丈夫和三個分別為7歲、5歲、3歲的孩子被扔進天坑，僅她一人7天後被救生還。3歲的弟弟是由7歲的哥哥背着，5歲的妹妹是媽媽牽着走向刑場的。
周群夫婦倆先後被打入天坑後，執刑人又抓3個孩子，孩子嚇得像被追的小雞，滿坪跑。3個孩子終於無一倖免都被扔進了天坑。光這次就扔下了25人。這是「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莊嚴宣佈的死刑。這樣荒唐殘忍慘絕人寰的屠殺竟然在幾個縣持續了兩個多月。在階級鬥爭的指令下，農村幹部完全喪失了是非判斷能力和抵制能力，不得不或主動或被動地展開殺人競賽。
生命，無辜的生命！他們絕對沒有與人你死我活，有的只是幾歲的孩子，憑什麼，你死我活，取消了他們活下去的權利呢？！天坑裏，7歲的孩子嘟噥：「媽媽，我為什麼還不死啊，我想早點死。」媽媽安慰3歲瀕死的孩子：「睡吧，睡吧，睡着了就好了。」這與白毛女遭到的迫害有什麼不同！可直至現在還有人聲稱，只要有命令要他殺人，他還會殺！現在有種說法，這大屠殺是走資派破壞文化大革命犯下的罪行，與無產階級司令部無關。當然，這樣的屠殺不可能是偉大領袖親自下的手諭，但「千萬不要忘記」「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都是最高指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能說，事物到了極點，就清楚地顯現了本質。
階級鬥爭並非僅僅錯在擴大化，它根本就是一個邪惡的東西。事實證明，階級鬥爭不只使道德人性淪至於極點，而且嚴重破壞生產力，對社會進步沒任何積極意義。階級矛盾不能通過階級鬥爭解決，階級也不可能通過階級而消滅，階級鬥爭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如此而已。一個新的權貴階級的風生水起，就說明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