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山，1930年參加革命，和劉志丹一起創建西北紅軍，經歷了漫長的革命戰爭歲月。中共建政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在東北局的地位僅次於高崗。在「高饒事件」後，被定為高崗手下的「五虎將」之首，隨即降職為遼寧省盤山農場副場長。圍繞着「高饒事件」和張秀山的沉浮，外間難知其中原委。2011年初，記者採訪了張秀山的女兒張元生，希望能通過家人的訴說，更多地了解張秀山跌宕起伏的人生，揭開「高饒事件」的神秘面紗。
晚年張秀山與王震的合影（圖源：西北革命歷史網）
陰差陽錯的發言，惹了大禍
父親在台上的時候，我還在小學，並且是住校，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回學校。只感覺父親特別忙，在東北局的時候我們很少能見到他。父親後來回憶，1953年9月10日，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父親那時是東北局第二書記，主管組織工作，因此，在會議召開之前3天，也就是9月7日晚上，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給父親打了一個電話，當時父親剛剛做完痔瘡手術，臥病在床。父親特意囑咐郭峰：「現在東北有68項重點工程上馬，任務艱巨，咱們主要是要幹部。要是檢查匯報工作，咱們東北要謹慎，發言不要搞得尖銳，多聽聽其他地區看法。」
這次組織工作會議，東北局有組織部長郭峰和東北局各省的一些組織部長們前往北京參加，父親本來不想參加，當時中央幾次徵求父親的意見，劉少奇還特意發電報，主要是希望父親來參加這次組織工作會議，並要求父親在10月8號之前到北京。
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又打電話給父親，說毛主席有指示，這次會議，中組部要檢查過去的工作，要聽取大區的意見。他一再說，「你多年做黨的組織工作，一定要對組織工作提出意見。」父親聽說是毛主席讓提意見，就認真考慮了，之後給安子文寫了封信，講了5條意見。
9月末，父親把寫給安子文的信轉給在北京開會的郭峰，並囑咐他：「先讓高崗看一看，再轉給安子文。」高崗看後，認為提的都是一些大問題，說不要提了，信也就沒有轉給安子文。
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陳雲同志的報告後決定10月10日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父親這才急急忙忙地趕往北京。到北京之後，父親專門去組織工作會議上向安子文談了自己的幾點意見。當時父親還對饒漱石說：「我的意見已同安部長說過了，我是來參加糧食會議的，還要趕着回去佈置工作，就不到會上發言了。」
10月13日晚，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開會，討論14日大會發言問題，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讓父親發言，饒漱石決定親自通知父親。
那天晚上7點，饒漱石到駐地對父親說：「少奇同志還是要你到會講一講對中央組織工作的意見，會議領導小組也安排了。」因為父親還要到毛主席那裏開會，饒漱石說完就走了。
13日，是全國糧食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參加會議的各大區負責同志開會，會議結束後，毛主席問父親：「聽說你要到組織會議上發言，講些什麼？」父親就把安子文和劉少奇要他去發言的情況，和他已同安子文談的作了匯報。毛主席聽後沒有提出不同意見。父親就問主席，這些意見可否拿到組織工作會議上去講？主席說：「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於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談談。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但直到會前，父親沒有見到劉少奇。
10月14日下午開會父親發言，少奇同志坐在父親的右邊，安子文坐在父親的左邊。父親發言主要內容是：
一、1950年前後，曾經有一個時期，中央組織部對於黨員可否剝削這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曾發生過動搖。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講到黨員僱工問題時說：「黨員生產發展了，要僱人應允許」又說：「不允許剝削與允許剝削不矛盾。不允許剝削，抽象原則是對了，但今天實際情況需要允許。今天剝削比不剝削好。」「應允許所有的人（包括黨員在內）都有單幹僱工的自由。」講到黨員僱工時又說：「黨員不幹的事，群眾也不敢干。」「現在應該讓農民儘量發展為富農。」這實際上是引導黨員發展成為富農和資本家，而忽視或輕視組織起來。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很熱心，發展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經濟卻很冷淡。這是一種右傾思想。這種右傾思想，如果發生在山溝里打游擊時，問題還不大，但在全國勝利以後，按這種思想發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險的。
二、關於黨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問題，這樣根本性的問題，中央組織部也曾發生過動搖。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給赴蘇組織工作參觀團作報告，講到我們黨的成分時說：「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合起來佔三分之二，因此，我們黨是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的黨。」這樣就模糊了黨的性質，把黨的性質與黨員成分混為一談。
三、中組部對檢查執行二中全會決議抓得不緊。
四、對於一些曾經在革命嚴重關頭脫黨、退黨、叛黨，而在革命高潮時又回到黨內來的分子，對中央一級機關和各地的某些高級機關任用這些人時，處理得不嚴肅。在發展黨員的指示中，沒有關死剝削分子不能入黨的門。
五、關於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覺得也是有缺點的。安子文同志對接受新事物遲鈍，對黨內問題是非不清，即馬列主義與非馬列主義的界限不清，甚至顛倒。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延安整風和七大階段，存在着右傾思想，表現在對內是非不清，對外敵我不分，敵我界限模糊。
講完之後，在小會議室休息的時候，少奇對父親說：「你會上講的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是我的錯誤。以後適當的會上，我要作自我批評。」安子文也說：「秀山同志講的這些問題基本正確。」
1954年，「高饒事件」出來後，這個發言就成為父親「有預謀配合高饒進行反黨」的證據和罪行，給他後半生戴上了枷鎖。
到外地休假，竟成了「反黨串聯」
到1952年，父親已到東北工作7年。這時候，東北的工作逐漸上了正軌，朝鮮戰爭也已經基本停戰，這時的父親希望得到休假的機會。夏天，父親借着暑假的機會，帶上正在上學的劉志丹的女兒劉力貞和在我家住着的謝子長的兒子謝紹明一起回西北老家看看。父親第一站先到了西北，見到了習仲勛、馬明方、王世泰等老戰友。還看了劉志丹的父親，他們說起和劉志丹鬧革命的經歷，越說越親熱，就在家裏吃了羊肉剁蕎面。
父親還帶着劉力貞和謝紹明，走訪了陝甘根據地、紅二十六軍鬧革命的地方，給他們講當年的戰鬥經歷。
離開陝西前時，王恩茂正好要去新疆工作，父親便和他同行到了新疆。王震陪着父親在烏魯木齊、伊寧等地參觀。之後，父親又去了中南和華東，在上海，柯慶施陪同父親看了一些單位，父親說：「還是華東商業發達啊，人民的教育程度也高，這正是東北的薄弱環節！」在廣東見到了陶鑄同志和許多四野的南下幹部。主要也是談談老戰友的情誼。
沒想到，這次休假，在「高饒事件」之後，竟成了父親到各地進行「反黨」活動的罪狀。
高崗自殺未遂，周總理叫張秀山去陪陪他
1954年2月七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書記處召開高級幹部座談會。座談會的第三天下午，國家計委專職委員安志文和高崗的秘書趙家梁來到會場，向周總理報告高崗開搶自殺未遂的情況。聽過詳細的匯報之後，周總理說：「高崗自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為了防止他再次自殺，我們還得做他的工作。」總理對父親說：「秀山同志，你去做一下高崗的工作，就住到他那裏，這是中央交給你的一項政治任務。一定要穩住他的情緒。」
父親從1930年在陝北鬧「兵運」（即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待時機成熟發動兵變——編者注）的時候就認識了高崗，後來一直到創建陝甘根據地，兩個人配合工作，前後長達20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兩人之間毫無忌諱，無話不談。中共建政後在東北局工作時，高崗大權獨攬，只有父親的話他聽得進去。時任東北局副秘書長馬洪說，「在東北局誰敢跟高崗拍桌子？只有張秀山。」
傍晚時分，父親和其他幾個同志一起到了高崗的住處。高崗看到他們忙說：「請坐，請坐！」結果誰也沒有理他，都冷冰冰的。習仲勛說：「我們代表中央來跟你談話，你的錯誤極其嚴重，今天發生的事，你是錯上加錯。現在你要好好休息，等平靜下來之後，再考慮檢查反省。從現在起，中央決定對你實行管教，由趙家梁負責。他過去是你的秘書，今後你一切都要聽他的……」
當晚父親便住在了高崗家。座談會期間，父親上午參加會議，下午就到高崗家做他的工作。在談話中，父親指出高崗過去許多反對劉少奇等同志的言論，他都不承認，只說自己辜負了毛主席的信任，在「有薄無林」名單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沒有聽主席「到此為止，不准擴散」的話，沒有考慮「擴散」後果，跟一些人講了，這是最大錯誤。高崗說，我對毛主席、對黨是忠心的，從來沒有過反對毛主席的一絲念頭。還說，「我與劉少奇不是個人之間的問題，是工作上的意見分歧。」高崗還說，他是過不了劉少奇這一關的。
父親和高崗之間的具體談話，都跟周總理作了匯報。每次同高崗談話，趙家梁都在場。後來趙家梁回憶，父親和高崗都住在二樓，高崗房間在東邊，父親住在西邊的客房，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覺了，高崗就跑到父親的房間來，進門也不說話，往那一坐，父親不說話，高崗也不說話，呆一會兒，也不說什麼，起身就走。
半年後，高崗吞服了大量安眠藥自殺。後來，父親聽說，高崗是從報紙上看到，在全國人大代表的名單中，東北局和東北各省、市主要負責人的名字都沒有了。他向看管他的人說，以後見到這些人時，請代我向他們表示歉意，是我連累了他們。父親曾經說，高崗開始一再給主席寫匯報材料，主席都沒有見他，匯報不上去，幾次要見，主席說不要來了，他就是想見主席，可是主席不見他。毛澤東得知高崗自殺後說：「高崗的問題處理得不好。高崗不自殺，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還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
在盤錦農場的日子
七屆四中全會以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部署，東北局召開了東北地區高幹會議。這次會議，父親便開始「挨整」。會議開始，父親還是大會領導小組的成員，後來就只有檢查了。1954年4月24日，父親受到撤職處理，由原來行政4級降為8級，下放到盤山農場當副場長。
我們家兄弟姐妹8個，當時我和兩個哥哥在瀋陽育才學校念書，我大哥在實驗中學上學。我下面還有2個弟弟、2個妹妹在幼兒園。父親這一級別的領導，在瀋陽住獨門獨院的房子，那房子是原英國理事館。受處分之後，組織上又給安排另一處房子。我們家就從原來比較大的房子搬走，父親跟母親交代：「搬走的時候只能拿生活用品、床和吃飯桌子、凳子這些東西，什麼沙發、地毯這些東西都不許帶。」
我記得，在搬家之前，媽媽帶着我上街給力貞姐買被子、床單等生活用品。在父親離開瀋陽之前，我父母給力貞姐辦了一個風風光光、熱熱鬧鬧的婚禮。婚禮那天從外面請來了廚師，做的是西餐，請了很多人在家裏吃飯，我們跟着高興。回想起來，父親是在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即將下放農村的情況下，喜氣洋洋的把劉志丹女兒的婚事給辦了，那需要多大的胸懷啊！
1954年的冬天，父親穿上母親買的棉襖棉褲，一個人先去了農場。第二年開春，母親看到父親住着一間泥坯房，在大食堂吃飯，身體不很好。母親決定帶着小弟弟和奶奶先過去，讓父親有一個溫暖的家。
父親遭難之後，子女和親屬也受了牽連。從延安就一直在我們家長大的叔伯姐姐，本來是留蘇預備生，被取消了留蘇資格，分到農學院去上學。還有一個叔伯哥哥人大畢業後在國家計委工作，在我父親出事以後，他被國家計委派去支援西藏，回來以後，就長期不給分配工作。等了快一年才被分配到甘肅省工作。我二哥同班同學，幾乎都上了哈軍工或其他軍事院校，因為父親的問題，他就不能上軍事院校。
搬到盤錦農場之後，生活條件跟瀋陽自然是沒法比了。條件很艱苦，尤其是沒有什麼蔬菜，冬天就是大蔥。但是父親沒有消沉，他一旦投入工作，心情就很好。暑假我們回家，他就帶我們到地里看水稻長勢；過年了，他帶我們到老鄉家的碾子上碾米，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飯——陝北老家熱騰騰的油糕。他的豁達影響着我們全家，我們家裏沒有悲觀情緒。
周總理認為東北局高幹會沒有開好。1955年夏天，周總理叫王震來看看我父親的情況。在錦州火車站的站台上，王震老遠看見父親就喊：「秀山！秀山！」見面後，王震把父親請進車廂。到了瀋陽，王震硬要父親住在自己的房間，於是便在王震的房間裏加了一張床，兩個人吃住在一起。父親對王震講了東北局高幹會上的情況，他說：「因為我和高崗一起工作時間長，把我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可以，把張明遠、趙德尊、郭峰、馬洪打進去，實在是說不過去啊！張明遠是冀東的老同志，跟高崗在歷史上沒有什麼聯繫；馬洪年輕有才，負責起草一些文件；趙德尊和郭峰是從原來的省委書記調到東北局當個部長，是平調嘛。郭峰剛調來不到一年，趙德尊也就是一年，怎麼能變成高崗死黨、反黨成員呢？」
王震回到北京，把父親的情況向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向毛主席做了反映。不久，毛主席批示中組部，每月給父親120元生活補助費。
後來，我大哥視網膜脫落，在瀋陽做手術。父親不放心，就讓母親帶大哥到北京去找習仲勛，習仲勛立刻找了一個特別好的眼科大夫，給大哥做了手術。我現在想，那些老戰友，心裏都知道父親的冤屈，他們知道父親是什麼樣的人，所以只要父親開口，他們都盡力幫忙。
造反派要父親一起「造反」
1959年，父親已在盤錦農場待了5年，4個弟弟妹妹都在農場，沒法上學，父親覺得不該因為自己影響孩子的教育。另外，孩子們經常在水渠里游泳，農場一位副場長的兒子游泳淹死了，這個事情對父母刺激挺大。最終父親提出「調回瀋陽工作」，省里把父親安排在瀋陽農學院，但不能進入黨委，只是管基建。
「文革」爆發後，造反派主要是針對院長、書記、教授開刀，所以父親開始沒事。造反派聽說父親是由於反對劉少奇才下來的，所以開始時對他挺客氣，好幾派的造反派都到家裏來做工作，叫父親參加他們的隊伍，父親說：「要說造反，30多年前我就造反了，但那是造國民黨反動派的反。我是共產黨員，我不能造共產黨的反。」
好景不長，北京成立了高饒問題聯絡站，派人下來，指示說還有一個「大老虎」張秀山在這兒呢！於是，父親被抓到農學院不能再回家，我們天天給他送飯。我每次去看父親，他情緒穩定，送的飯都全部吃光。
後來，父親被造反派從農學院抓到東北工學院了。家裏又天天去送飯，父親和當時東北局的一些領導都關在一塊兒，有好多領導都是愁眉苦臉的。我記得第一次是妹妹去送飯，她回來告訴我們：「看我爸還行，送的飯吃得可香了，都吃完了。」父親畢竟經過一些大風浪。
在東北工學院關押期間，造反派拿着四方的床腿打他，父親戴的一塊手錶，錶蒙子都被打碎了。造反派讓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父親死都不承認。那次打得很厲害，父親從後背到腰一大塊地方，整個是大膿包，全是淤血，不能躺着。造反派不讓父親住院，那麼大面積的淤血怎麼辦呢？農學院的醫生，拿着大針管往外抽。每天抽一管子，把膿血一點一點抽出來，慢慢吸收。
我們院一個副書記、一個組織部長都挨打受不了，自殺了。我們很擔心，給在長春的叔叔打電話，讓來勸父親。父親問：「你幹什麼來了？是不是你們怕我出什麼事兒？我什麼風浪都經過，1935年肅反比這打得還厲害，你們放心，我不會走上那條路。」
造反派從張秀山那裏什麼也沒得到。後來張秀山隨瀋陽農學院四處遷徙，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直到「文革」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