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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黨校教授痛批列寧和無產階級專政

——原題:蘇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失敗典型

根據列寧的指示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契卡被授予絕對的權力:獨自進行搜查、逮捕和槍決的權力,尤其是契卡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不用向任何法律機構報告的情況下可以自行槍決「人犯」的權力。更為嚴重的是,不僅國家契卡擁有這樣的權力,而且各州縣的下屬機構也擁有了這樣的權力。對於契卡們的工作,列寧也給予高度評價:「契卡在直接行使無產階級專政,……除了用暴力鎮壓剝削者,沒有別的辦法解放人民群眾。」

顧乃忠:蘇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失敗典型

列寧: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網絡圖片)

蘇俄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是從列寧的理論觀點的轉變開始的。早期的列寧雖然在充滿民粹主義的文化氛圍中長大,但他主要接受的是後期的普列漢諾夫的影響,在社會理論上着重強調的是馬克思前期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比如,在俄國革命的問題上,1894年,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說: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只有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即大機器工業,才能造成進行這場鬥爭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在其餘一切地方,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低級的形式下,這種物質條件是沒有的”;而俄國是“村社土地佔有制形式下”的國家,所以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①]

1897年,列寧在《我們拒絕什麼遺產?》中,肯定並高度評價19世紀60年代俄國啟蒙者的思想,認為俄國應該繼承這一思想遺產,“熱烈擁護教育、自治、自由、西歐生活方式和整個俄國全盤歐化”。[②]列寧還很贊同地認為,這種啟蒙者的思想遺產,“根本不認為知識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一種能夠使歷史‘越出軌道’的因素。”[③]

再如,在對待民粹主義的問題上,列寧在1894年說:民粹主義“是社會民主黨最兇惡的敵人”。[④]1897年,列寧強調指出,“60年代遺產”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在這個遺產里沒有任何民粹派的東西”。[⑤]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05年,列寧甚至從歷史哲學的高度闡發了馬克思前期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思想。在《社會民主黨在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列寧說:“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並且和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係的社會,在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說什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而經過其他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堅決屏棄了他們的這種荒誕言論。”列寧還強調指出,“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像俄國這樣一些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因此······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時代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⑥]

但是,大約在1905年以後,列寧開始接受馬克思後期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並努力將此理論以及其中包含的民粹主義俄國化。

此時的列寧不再強調作為革命條件的物質基礎;相反,他把強調物質基礎的人稱之為經濟主義者。列寧批判道:經濟主義者“說什麼無論最熱心的思想家怎樣努力,都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條由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就完全等於拋棄社會主義”[⑦]。此時的列寧也不再強調資本主義階段的不可逾越性,而開始強調資本主義階段的可以逾越性。他反駁經濟主義者說: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⑧]後期的列寧也改變了對民粹主義的觀點。在1907年的《土地綱領》中,列寧說,民粹派的理論在反對農奴制的鬥爭中包含着“從歷史角度看來是現實的和合理的內容”。[⑨]1912年,列寧又說,民粹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⑩]同樣,在村社問題上,列寧的觀點也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根據金雁的研究,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有1899年、1908年兩個版本:前者認為“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後者認為“解散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前者反對俄國特殊論,後者和民粹主義搶“俄羅斯民族特殊論”的潮頭,最後把原來主張俄國特殊論的師傅擠下歷史舞台,而由他自己領銜。[11]

與伯恩施坦在將馬克思主義西歐化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作為運動而不是作為目的相反,列寧在將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作為目的而不是作為運動。1900年,列寧提出政治鬥爭高於經濟鬥爭的觀點:如果只從事經濟鬥爭,工人階級就不僅會“失去自己的政治獨立性,成為其它黨派的尾巴”,而且會使工人運動“脫離社會主義”這一最終目的。[12]、由此,列寧強調,社會民主黨的真正任務“不是消極地為每一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是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務,保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13]、1911年,列寧在已經認識到舊的專制制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向資產階級君主制轉變的道路上邁了一步”,即在已經有“黑色的和黃色的杜馬”可以利用的情況下,他依然強調暴力革命,強調最終目的。在論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制定的綱領時,列寧說:“我們的綱領確切地表述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而且這種表述都特彆強調反對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14]、出於把社會主義作為最終目的的考慮,在1915—1916年間,列寧連續兩次明確提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而“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的觀點。[15]、列寧的意思顯然是,像俄國這樣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可以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眾所周知,俄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遲緩的國家,資產階級軟弱,無產階級的力量更加弱小,根據前期馬克思的思想,在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純粹是烏托邦,如前所說,列寧也曾經完全贊同此觀點。然而,理論觀點發生了變化後的列寧,在把馬克思晚年的俄國可以在村社基礎上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俄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遠,以至於在1917年3月剛剛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的一個月後,就在《四月提綱》中提出俄國應該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計劃,並在當年11月(俄歷10月)發動了被他們自己稱為“十月革命”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布爾什維克政權。

這裡順便提及,根本不存在“十月革命”一說。所謂“十月革命”,只不過是在布爾什維克知道自己不可能獲得議會選舉多數的情況下,由列寧主導的布爾什維克發動的一次軍事政變。[16]、所以,普列漢諾夫在其《政治遺囑》中從來不使用“十月革命”一詞,凡是說及“十月革命”的地方,都以“十月事件”、“十月政變”代之。[17]、最近,由俄國學者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也不使用“十月革命”這個詞,而使用了“政變”這個詞。俄國的大部分教科書也如此。[18]、不過,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仍然使用“十月革命”。

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十月革命與馬克思究竟是什麼關係?關於這個問題,西方思想家們幾乎有着一致的看法,即十月革命與馬克思無關,或者說,十月革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伯恩施坦說:“布爾什維主義的冒險事業在實際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圖通過一系列專橫行動而撇開必要的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嘗試。······根據馬克思的一句話,專政被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實際上它是一個黨的專政,這個黨依靠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在一個順利的時刻掌握了統治手段,藉助徵募來的近衛軍和運用恐怖主義的措施而暴力地鎮壓了一切別的黨派,不管它是否社會主義的。”[19]在伯恩施坦看來,十月革命顯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斷章取義,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因為它企圖進行一次“撇開必要的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嘗試”。

考茨基認為,布爾什維克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曾經使他們影響所及的無產者諸階層滿懷着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愛。“然而他們的專政是違反馬克思的這一學說的:即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來取消那些自然的發展階段。針對達一點,他們從哪裡能找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呢?”[20]

普列漢諾夫說得直截了當:“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一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裡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列寧得出這一結論決非偶然,因為他需要這個結論來鼓舞布爾什維克。”[21]

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在一篇專門討論十月革命的文章中說:十月革命“是反對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革命”。因為在俄國,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其說是無產階級的書,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書。它批判地論證了事件應該如何沿着事先確定的進程發展下去:俄國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應該首先發展資本主義,按照西方文明的式樣,必須經過一個資本主義時代。但是,已發生的十月事件戰勝了馬克思制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布爾什維克否定了卡爾·馬克思”。[22]

上述列位西方思想家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即十月革命的原則與馬克思的《資本論》主張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是對立的。

西方思想家們的這一觀點我完全贊同。不過,就整個馬克思主義與十月革命的關係而言,我想指出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有前後對立的兩個馬克思主義。從這個角度考察,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與前期馬克思主義即《資本論》的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但是,與後期馬克思主義即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論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如果不對馬克思做前後兩個時期的區分,似乎難以說清楚列寧與馬克思之間的關係。斯蒂芬·T.波索尼在討論列寧的書中說:“(包括列寧在內的)幾乎每一個俄國革命者都受益於馬克思,但是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是馬克思的真正追隨者,因為俄國條件同馬克思的學說是無關的。”[23]波索尼的說法我能夠理解,他也是將領導十月革命的列寧們與《資本論》的馬克思做比較的;但這裡存在的問題就是:既未對馬克思做前後兩個時期的區分,也未對列寧做前後兩個時期的區分。如果做這種區分,我們就會發現,前期的列寧由於主張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雖然談不上是前期馬克思的虔誠的信徒,但起碼是前期馬克思的合格的信徒。而後期的列寧由於將後期馬克思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變成了實踐,不僅是後期馬克思的虔誠信徒,而且堪稱後期馬克思的傑出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了。從這個角度講,馬克思由於提出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他應該在某種程度上為十月革命的發生負責。但是,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追究歷史責任,而是總結歷史教訓。從總結歷史教訓的角度來說,列寧堅持走一條與伯恩施坦相反的道路,當他違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俄國村社基礎上發動所謂社會主義性質的十月革命,用權力取消資本主義階段的時候,亦即當列寧將馬克思主張的俄國應該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時候,一切災難從這一刻全都開始了。

在村社基礎上跨過資本主義階段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本來就是烏托邦;為了使這一烏托邦變成“現實”,惟一的手段就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於是我們看到,與伯恩施坦、考茨基在把前期馬克思主義西歐化過程中強調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張,盡量淡化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做法相反,列寧在把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中背棄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張,盡量強化並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不僅在科學上不正確,而且在1917年3月以後,它已成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礙它們自由地、大膽地、自動地建設新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使它成為‘國家’的惟一政權,成為所有國家‘消亡’的前驅。”[24]列寧明確宣布,布爾什維克政權要與民主徹底決裂了。那麼,與民主徹底決裂後,治理社會的手段是什麼呢?不言而喻,自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列寧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鬥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25]列寧還認為,“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26]人們不要忘記,列寧的這一套全面的、血腥的、無法無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在打着馬克思的幌子下傳布的。在十月革命後,列寧明確提出承認不承認他的這一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區分真假馬克恩主義者的“試金石”。

然而,要使一種錯誤理論成為現實的罪惡,光有錯誤理論本身顯然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使這種錯誤理論付諸實施的權力實體。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所以成為現實的罪惡,關鍵就在於,列寧在發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也發明了使這一理論得以實施的權力實體,即把馬克思說的“專政”由本來意義上的“狀態”變成“政體”;而這個政體就是工農蘇維埃。列寧說:“迄今為止,人們只指出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但沒有去研究這種專政應該採取什麼形式。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發現了這種形式。——這就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就是無產階級和(俄國的)農民的貧苦階層實行長期專政的形式。”列寧接着強調指出:“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這一點:即這裡所說的並不是一種按專政這個詞的狹義來理解的暫時現象,而是整整一個歷史時期內的國家形式。這裡是要組織一種嶄新的國家形式,不應該把這同某些反資產階級的特定措施相混淆;這些措施只不過是必須適應重大任務與鬥爭的特殊國家機構的職能而已。”[27]讀者一定還記得,考茨基在論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時,也強調不應該把作為“政體”的專政和作為“狀態”(姑且理解為列寧所說的,為“適應重大任務與鬥爭的特殊國家機構的職能”)的專政相混淆;但是,考茨基強調的是專政應該是“狀態”,而不應該是“政體”。列寧則與考茨基完全相反;他強調專政應該是“政體”,而不應該是“狀態”。在此我們看到,列寧不僅在理論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國家“政體”,而且發明了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形式——蘇維埃。

但是,掌握無產階級專政大權的蘇維埃畢竟只是國家政權,按照列寧主義,國家政權必須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因此,通過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建立布爾什維克的一黨領導,是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孜孜追求的目標;這可從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上看出來。根據《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記載,列寧於1917年3月6日(俄歷)從蘇黎世向彼得格勒發電報說:“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不得給予它一絲一毫的支持······武裝無產階級——這才是惟一的保證······不得謀求與其它政黨的任何接近。”這就明確提出了布爾什維克的任務:“通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28]後面事情的發展正如伯恩施坦所說,在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藉助徵募來的近衛軍和運用恐怖主義的措施而暴力地鎮壓了一切別的黨派”。自此,蘇俄就開始長期在列寧發明的黨權至上、黨政合一、黨國一體的體制下運行。

如前所說,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場政變,十分缺乏群眾基礎。在農村,雖然布爾什維克有關於土地、和平和麵包的承若,新政權暫時得到了底層農民的支持,但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變化。隨着搶奪農民的糧食以及其他種種暴行的發生,素來溫順服從的俄國農民便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暴動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在城市,更是一片反對之聲。據史載,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抵抗活動,早在十月革命後第一周就已出現了。且不說克倫斯基成功地徵募了一支不大的哥薩克部隊開進到彼得格勒郊外。單在首都城內,作為反對派的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他不滿分子組成了一個“全俄拯救祖國和革命委員會”。該委員會號召人民收回對新政府的支持。絕大多數教授和知識分子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許多白領工人包括政府僱員拒絕工作,部隊里的社會革命黨人佔領了首都的某些建築。[29]而工人方面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在布爾什維克黨剛剛建政後,工人階級還享有選舉、出版等方面的自由,也能選擇工作並取得優厚的報酬。但是,過不多久,事情就發生明顯變化。根據考茨基的出版於1919年的《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30]記載,變化的原因是,由於俄國廣大工人群眾的水平很低,上述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業完全喪失其作用的危險。因此,為了拯救工業,不得不形成一個新的官吏階級,並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權力。“這個新的階級逐漸把一切實際的和事實上的控制權抓在自己手裡,把工人們的自由變成純粹虛假的自由。”[31]自然,這些事情的發生不能不引起工人群體的反對,而且這種反對由於缺乏糧食供應等原因勢必變得格外強烈。雖然新政權遭到工人、農民和市民的全面反抗,但是,此時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依靠“一黨專政”的力量,已經剝奪了工人和所有人的結社集會的自由,因此,“工人們的反對始終是沒有組織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隊伍來反對具有更高度的組織的官僚政治。工人們無法同他們抗衡。”[32]

僅僅在組織上阻止工人和其他各階層的反抗,對蘇維埃當局來說並不是上策,上策是如何使人們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懷疑蘇維埃制度的神聖性的思想和感情。要達到這一目的,就要統一思想;為了統一思想,就必須控制報刊;而控制報刊的手段,主要是報刊審批和出版審查。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後,控制報刊的手段是十分嚴厲的,不僅針對着資產階級報刊,而且針對着所有不效忠於現行政治制度的報刊。布爾什維克當局為這種嚴厲的報刊管理制度辯護的理由,是“從這樣一個天真的假設出發的,即:確實存在着一種絕對真理;只有共產黨人才掌握那種真理。它也從另一個假設出發,即:所有的新聞記者根據他們的本性來說都是撒謊者,只有共產黨人才是真理的狂熱的擁護者。”[33]在布爾什維克當局看來,到處都有那種把他們所看到的事情信以為真的撒謊者和盲信者,所以必須實行嚴格的報刊管理制度。可是,報刊管理制度實行了,實際效果究竟如何呢?“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壓制而又只有某種傾向的報刊才有權利發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謊言。這樣,報利就簡直有了撒謊的護身符,這種情況還鼓勵了那些喜歡騙人的傢伙。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報導的真實性並不會由於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強。相反地,它還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響。”[34]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統治下,為什麼到處都是欺騙和謊言,我們在這裡看到欺騙和謊言的數量與報刊審查制度的嚴格性是如何在惡性循環中互成正比例發展的奇妙情景。

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了鎮壓工人和其它階層群眾由於利益受到侵犯而產生的反抗,並使之俯首貼耳地服從專制統治,除了使用輿論欺騙、道德說教等軟的手段外,還使用硬的手段。——具體地說,就是管、關、殺的紅色恐怖。據考茨基在1919年的記載:“蘇俄已經組成了一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具會(俄國自稱的‘肅反委員會’——引者注),‘以反對反革命和投機活動以及濫用職權的行為’。它們具有專斷的權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們那裡來的人的罪名,隨意決定槍斃那些不受它們歡迎的人們;也就是說,可以槍斃它們所捉到的一切投機商和姦商,以及他們在蘇維埃公務人員中的同謀犯。它們的手段並不到此為止,而是連累到每一個膽敢批評它們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這個集合名詞下,把各種各樣的反對者都包括了進去,不問這是發生在哪一類人中間,產生的動機是什麼,用的是什麼手段,抱的是什麼目的。”[35]為了讓讀者了解這種無法無天的紅色恐怖的具體情況,介紹幾個具體細節也許不無裨益。據《國中之國:克格勃和它掌控下的俄羅斯》記載,契卡(cheka)們所奉的指示是:“你們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麼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麼出身,受什麼教育或職業。靠這個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內涵和實質。”[36]據莫斯的《俄國史》記載,在紅色恐怖時期,外表特別像具有特權者的人會有麻煩。1918年初,一個布爾什維克被殺死在薩拉托夫,因為他穿着一件時髦的外套,被人當做了一個“布爾昂”(上流社會一員)。眼鏡也足以使一個人變得可疑,在國內戰爭中,有人甚至因為指甲乾淨、雙臂平直而被紅軍槍斃。[37]在這次大清洗中,被殺的人數,普列漢諾夫在大清洗開始不久的1918年4月預言,“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38]如果說普氏的說法還是一種預見的話,那麼,下面的數字就是歷史事實了。據2009年成書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記載,在1918—1922年2月,被殺的人不少於200萬。[39]

人們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恐怖行為是在違背列寧和俄共中央意志或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基層布爾什維克造成的;恰恰相反,這一切都是在以列寧為首的俄共中央完全知情並親自部署下發生的。據前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2003年出版的著作記載,1918年1月,反革命政變剛剛過去兩個月,列寧在《如何組織競賽?》一文中說,“有許許多多貫徹‘社會主義金科玉律’的辦法”——他將其中的一個辦法叫做“將十分之一犯遊手好閒罪者處決。”決定命運的公式為“十分之一”。雅科夫列夫接着評論道,後來希特拉也喜歡上了這個公式,衛國戰爭中黨衛軍分子槍決蘇聯和平居民,是每十個人中殺一個。在壞人的行為中,一切都很相似。[40]據《真理報》記載,當時有人寫信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和政府機關清洗所有那些不與共產黨共命運的、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才利用共產黨的壞蛋和野心家。列寧在1919年3月27日回信說:“寫信的人要我們純潔我們的黨和我們的政府機關,清除那些‘毫無良心的臨時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強盜’。這是正確的要求。我們早已提出並在實行這個要求。······我們現在和今後都會槍斃那些被捕獲的強盜、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為了使清洗工作進行得更徹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誠的非黨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協助我們。”[41]列寧的這些指示和號召對於全國規模的大清洗,無疑起了直接動員的作用。至於在對全國各地的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逃跑等具體事件的處理中,列寧親自下達的槍斃、處決的命令則多得不計其數,這方面的詳細情況可參見蘆笛的網文《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復仇的讚美詩”》。[42]在大清洗的具體操作中,契卡發揮了重大作用。據考證,在1918年第一季開始的反對各式各樣的反對者、不配合者的“十字軍討伐”,使大清洗全面升級。根據列寧的指示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契卡被授予絕對的權力:獨自進行搜查、逮捕和槍決的權力,尤其是契卡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不用向任何法律機構報告的情況下可以自行槍決“人犯”的權力。更為嚴重的是,不僅國家契卡擁有這樣的權力,而且各州縣的下屬機構也擁有了這樣的權力。[43]而對於契卡們的工作,據《二十世紀俄國史》記載,列寧也給予高度評價:“契卡在直接行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在這方面契卡的功勞之大無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鎮壓剝削者,沒有別的辦法解放人民群眾。契卡就是這樣做的。”[44]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這種即決裁判的恐怖手段根本沒有效果。因為這些非常委員會本身就不純潔,不但是庸碌之輩,而且還有已經幹了或正在幹着各種搶劫勾當的匪徒都鑽進了各級委員會。能夠阻止這些壞蛋和野心家鑽進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員會的手段只有不受管制的自由的報刊。但是,當時的俄國已經沒有自由、公正的報刊,相反,“報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壞蛋和野心家盤踞的政府機關手裡”。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有什麼把握不讓這些壞蛋和野心家設法鑽進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員會,從而推波助瀾,使真誠的非黨‘知識分子’遭到槍殺呢?擁有至高無上的最專制的權力的,正就是這些被設立起來同貪污腐化現象作鬥爭的非常委員會。它們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監督,也就是說,它們大部分是在確實有利於貪污腐化現象的情況下活動的。”[45]大清洗的成效如何姑且不論,我們關注的是,這種為了維持政權大規模地使用恐怖和暴力的行徑,無論如何是違反人道主義的,是對雅各布賓恐怖主義的接續,而且是更為惡劣的接續。[46]

人們自然會產生疑問,一個如此恐怖、暴力、血腥的反人類運動,究竟是何以能在全國範圍內發生的?這要從列寧的強調獨裁說起。列寧在提出組建特別法庭和肅反委員會要求的同時,又提出實行個人獨裁的問題。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列寧說:“無可爭辯的歷史經驗證明: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着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所以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與實行個人獨裁之間,絕無任何原則上的矛盾。”[47]為了把他的獨裁主張貫徹於全黨,列寧又隨即提出“給與一切企業的個別領導人以獨裁的和無限的權力”的要求。列寧說,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必須強調“個人獨裁製”,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48]事實上,列寧是要把獨裁原則貫徹於全黨的主張,早在建政前就很明確。據奧地利學者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的《國際史》記載,列寧認為,一個處在獨裁政府體制統治下的革命黨,也不可能以民主原則——被選舉權和黨員對黨的領導機關進行民主監督的原則——作為基礎。它不可能是民主的群眾性政黨。革命需要一個人數不多的、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黨,他們是動員群眾和領導群眾的槓桿。[49]建政後,列寧集黨政軍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權力於一身,終於使他的獨裁主張得以大行其道。所以,《國際史》又記載,阿克雪裡羅得寫道:被列寧加以理想化的有知識的“職業革命家”,只不過是像雅各布賓一樣的激進資產階級,列寧的想法是把黨變成一所由一名以中央委員會面目出現的廠長領導的大工廠。托洛茨基寫道:列寧的方法是“一幅半明半暗的、可悲的雅各布賓主義強硬派的諷刺畫······整個國際工人運動要被一座雅各布賓派法庭指控犯有溫和罪,而掉下斷頭台的第一顆腦袋,將是馬克思的巨人之首”。托洛茨基還預言,在布爾什維克體制下,“黨將會由黨的組織、黨的組織由中央委員會,以及最終中央委員會由獨裁者取而代之”——由“一個掌握生殺大權的人”取而代之。[50]在獨裁統治之下,無產階級還有主人翁的地位嗎?黨員個人還有價值嗎?還是《國際史》記載,“普列漢諾夫指控列寧力圖以對無產階級專政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並把‘黨員’貶低為‘小輪子和小螺絲釘’,說列寧的黨的思想是一種‘神權政治性質的組織空想’,列寧關於職業革命家同工人階級的關係的見解是巴枯寧的觀點,不是馬克思的觀點。普列漢諾夫以先見之明寫道:列寧的組織原則將導致‘歸根結蒂一切都圍着一個人轉,這個人註定了要總攬所有權力於一身’”。[51]在這裡我們看到,恐怖、暴力、獨裁、專政天生地緊密聯繫在一起。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共產主義試驗在開始的頭兩年就被證明失敗,但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了保全自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不是承認失敗,改弦易轍,而是在統治手法上耍盡花招。他們突破了一切政治倫理的底線,他們違背了執政前向人民允下的所有承諾,他們改變了建黨時關於布爾什維克性質的初衷。考茨基記載,作為講究實際的徹底的政治家,布爾什維克在他們統治的過程中已經顯着地表現出他們的適應環境的本領。他們本來是根據平等的普選原則選出的國民議會的熱心宣傳者,可是當國民議會對他們有所妨礙時,他們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宮了。他們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可是他們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在他們執政之初,他們宣布他們的目的是粉碎那個代表舊政府的權力手段的官僚機構,但他們卻建立了一種新的官僚統治來代替舊的。他們曾經依靠瓦解軍隊的紀律並最後瓦解軍隊本身的辦法取得了政權,但他們現在已經建立了一支經過嚴格訓練的新的軍隊。他們本來力求把各個階級置於同一水平,相反地,他們卻已經一手製造了新的階級差別。他們已經造成了一個地位低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而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特權階級的地位;他們又使另一個階級出現在無產階級之上,這個階級領取高薪,享受種種非一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權。他們最初無情地剝奪資本,目前卻正在準備把半個俄國的礦藏交給美國資本家,以便取得他們的幫助並在各方面同外國資本妥協。······[52]考茨基的這些記載雖然是在1919年,但是,近年來發現的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考茨基的記載是可信的。根據考茨基的記載,我們可以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實際上只做了一件事情:拆了一座大廈,又建了一座大廈。不同的是,原來的大廈是別人的,現在的大廈是自己的,僅此而已。就大廈功能的積極作用和結構的合理性而言,後者遠不如前者。而為了這一拆一建,毀滅了無法計算的俄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不僅不認為是罪惡,還一直把它作為歷史功績來歌頌。

如果我們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將馬克思主義俄國化過程中的罪錯加以概括,那就是他(們)否定人類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一切積極成果。普列漢諾夫說得對,許多為每一個文明人承認的全人類概念列寧一概加以否定,或者從消極意義上加以詮釋。例如,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自由主義是一個正面的觀點體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無非是“自由主義的下流貨色”;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是“庸俗行為”。可是,那種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卻被他認為是“無產階級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53]諸如此類的反對普世文明的概念和行為,對於列寧來說不勝枚舉。總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在人類社會有東方和西方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的“理論”指導下,在俄國絕不走西方道路的口號下,他們拒絕了西方的、實際上也是全人類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積極成果——議會政治、三權分立、自由、平等和人權。在這條反人類、反文明的道路上,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統治究竟是怎樣一副面貌,要清楚地了解這一點,我們還是來看看與列寧同時代的思想家們的、包括列寧的戰友的揭示。

伯恩施坦在1919年8月的文章中說:“布爾什維克拋棄了選舉權,因為對他們來說有組織的發展進程是不適用於政治的。然而事物的邏輯勝過統治者的任何暴力,當暴力和發展的規律相矛盾的時候,它只會破壞而不會一致地為進步服務。而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它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是由尖銳的矛盾組成的:極端的社會唯心主義和赤裸裸的東方暴君專制並列。只要不及時發生轉變,就必然會成為一個十足的畸形兒。”[54]伯恩施坦是有先見之明的,蘇俄的社會主義模式確實是一個十足的畸形兒。

考茨基說,我們在俄國所看到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它的反面。俄國工人在無權支配生產資料這一點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處於大致相同的境地。“蘇俄和西歐的差別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已經足夠強大,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資本的專政,並且也把權力關係改變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使重要經濟壟斷企業的社會化在最近的將來將成為工人的一項政治勝利;而在俄國,生產資料是高度集中在一隻手中,它的所有權受着專制的國家機器的保護,同時工人被分化了,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一個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選舉,完全被剝奪了任何反抗的手段。”[55]

考茨基還說:“在俄國,和財產所有權的壟斷相類似的是教育的壟斷。教育

是專政藉以支持政權的工具之一。”此外,“更壞的是知識自由的遭到全部摧毀,這甚至也打擊了共產黨黨員這個集體。沒有了知識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參與我們的時代的知識。”[56]

奧托·鮑威爾認為,布爾什維克政權統治下的俄國是一個無限的專制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專制的特點之一就是特別加強意識形態控制。鮑威爾說,在俄國,“專政按照自己的統治利益,規定在歷史、經濟、社會等問題上可以宣教些什麼。它不容許偏離統治政黨的現行觀點。它排斥種種學說,因為這些學說可能為統治政黨中一個被打倒、被擊敗了的派別服務。這就給歷史和社會領域內的自由研究劃定了狹窄的範圍。由於害怕受到懲罰,研究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恐懼把研究工作限制在正統思想的範圍內,正統思想有時歸根到底是用對執政黨領導人的著作的解釋來代替對事實的自由探討,從而倒退到經院哲學的方法之中。”[57]在控制意識形態這一點上,鮑威爾還將布爾什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做了對比。鮑氏說:“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其它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下面這一點上,兩者是完全相同的,即一小撮當權者決定關於歷史和社會哪些可以說、可以教、可以印。只允許一種意見、一種主義存在。不願意講授這一主義的教員,一個都不能容許在從小學到高等學校的所有學校任教。不宣傳這一主義的書報,一份也不能刊印;不為這一主義服務的藝術作品,一件也不能刨作。誰膽敢發表另外一種意見,誰就在利帕里群島和索洛夫基群島的集中營里結束自己的生命。”[58]

在沒有出版自由、知識自由的情況下,社會的任何主導思想——在俄國是官方自我稱謂並自我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必然變成國教。布爾什維克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本來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學派。但是,“在(他們)奪取了國家政權之後,就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學派)變成國教,這個宗教的信條及其解釋都受到政府的監督,對於這個宗教的批評,甚至一點點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國家的嚴厲處罰,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來實行統治,以火刑和屠殺來進行宣傳,實行一種戲劇性的儀式(例如列寧屍體的防腐保存),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降到了一個國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紀或東方迷信的地位”。[59]考茨基如是補充道。

如果有人認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本來與列寧就不是一個派別,他們批評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我們來看看與列寧同為社會民主黨左派的理論家、並被列寧譽為“革命之鷹”的有用+1羅莎·盧森堡吧。我們知道,盧森堡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也是十月革命的堅定擁護者:她在肯定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將工業、貿易、銀行國有化的同時,激烈地批評列寧將土地分給了農民而沒有國有化的做法;她甚至在寫出下面我們將引用的文字的同一篇文章《論俄國革命》中,還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但是,就是這個盧森堡卻在1919年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反自由、反民主的表現和本質作了既生動又深刻的揭示。盧森堡認為,在俄國,命令,工廠監工的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這一切都是治標的辦法。達到再生的惟一途徑應該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學校,不受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公共輿論。盧森堡指出:“如果這一切都取消了,現實中還剩下什麼呢?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惟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着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着和統治着,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布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60]

通過以上幾位思想家的揭示,我們大致已經了解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統治情況和特點;其核心就是取消民主,實行專政。現在需要追問的是:既然取消民主,實行專政已經給俄國帶來無窮災難,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麼還堅持這樣做呢?我們還是用當時思想家們的話來回答吧。考茨基是這樣解釋的:布爾什維克黨把無產階級專政當成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先決條件,而把社會主義當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考茨基指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除了把它的權力用來實現社會主義之外,還能用來做什麼呢?它必須立即致力於此,並且不顧一切,毫無顧慮地掃清它所面臨的一切障礙。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民主同新政權發生了衝突······就不得不用專政來代替民主;這尤其容易做到,因為人民的自由在俄國還是完全新的東西,還沒有在人民群眾中紮下深根。這時,專政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這種實際事例的教育不僅應該使國內那些仍然持反對態度的分子順應潮流,而且應該吸引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來效法它,鼓勵他們去革命。”[61]不能不承認,考茨基的分析是符合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觀目的的。

如果說考茨基是從積極的意義上解釋的,那麼,普列漢諾夫則是從消極的意義上解釋的。針對當時布爾什維克已經奪取政權,以及列寧的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條件下,可以更快地消滅文盲,迅速發展生產力的觀點,普列漢諾夫指出:“列寧實現了政變,把它宣布為社會主義革命,把俄國歷史引向錯誤的死胡同。俄國的發展將因此落後許多年,也許幾十年。”普列漢諾夫還指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但是通過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能否迅速發展生產力和建成公正的社會呢?當然不能!這隻有在民主的條件下,在自由的、自覺的和結合個人利益的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但布爾什維克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皇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還有什麼民主可言呢?”[62]通過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揭示,我們終於明白了,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在明知取消民主,實行專政已經給俄國帶來無窮災難的情況下還堅持這樣做,是為了“使國內那些仍然持反對態度的分子”在懾於專政威力的情況下“順應(他們的)潮流”;是為了“吸引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來效法它,鼓勵他們去革命”。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都很清楚,“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在上述主觀的動機和客觀的情勢下,布爾什維克黨由於它的本性所決定,應該和能夠採取什麼方法統治,答案自然不言而喻了。

到現在為止,我們討論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所作所為都是在他們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這個題目下進行的。根據上文初步揭示的材料,我們說蘇俄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失敗了,而且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失敗的典型;這個結論應該是能夠成立的。但是,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所作所為,並不都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並不成熟的情況下通過政變奪取政權,他們在取得政權後把馬克思的“專政”由“狀態”變成“政體”,取消了普選制,取消了出版自由、結社集會自由,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和紅色恐怖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符合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後期馬克思主義——的只有一點,即跨過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在村社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然而,恰恰就是這一點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能違背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階段是不能用權力取消的。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不是將前期馬克思主義——強調“自然歷史過程”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而是將後期馬克思主義——強調跨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由於走出了這一步,如前所述,就等於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人世間的所有邪惡必然由此而生。

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失敗的原因,除了從前期和後期馬克思主義對立這種二元論的角度分析外,還可以從前期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的角度分析;伯恩施坦就是從這個角度分析的。伯恩施坦認為,布爾什維克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們不能科學地區別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他們在早期的、自然道德化的和形式思辨的社會主義面前乾脆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巨大進步。他們從這一學說中抽取了對資本主義剝削傾向的批判,然而他們忽視了其中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必要性的強調,即不承認資本主義企業主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所承當的經濟職能,因而竟致直接抑制其有效地為文明進步創造基礎的這種職能。”[63]兩個角度的分析,異曲同工。相比之下,西歐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根本原因就在於,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們將前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排除還拖在馬克思主義身上的某些空想主義殘餘”的前期馬克思主義——西歐化。而蘇俄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失敗典型,根本原因就在於,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將後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作為後期思想主體的馬克思主義,即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峽谷”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在此意義上,我贊成維利·勃蘭特的觀點:“伯恩施坦戰勝了列寧”。[64]而所謂伯恩施坦戰勝了列寧,也就是前期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後期馬克思主義;或者說,也就是前期馬克思主義中的科學傾向戰勝了空想主義殘餘。這個歷史功績應該歸於伯恩施坦和考茨基。

作者附記:本系列論文由作者根據本人的書稿《東方在何處——歐洲國家西方化及其啟示》中的有關章節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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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作者簡介與聯繫方式

顧乃忠,男,江蘇省濱海縣人,前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注釋:[65]

[①]《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

[②]《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頁。

[③]《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6頁。

[④]《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⑤]《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頁。

[⑥]《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頁。

[⑦]《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頁。

[⑧]《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頁。

[⑨]《列寧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頁。

[⑩]《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頁。

[11]金雁:《俄國革命與民粹主義》,載於http://news.qq.com/a/20100729/002215.htm。

[12]《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3頁。

[13]《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14]《列寧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1頁。

[15]《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873頁。

[16]據史載,所謂十月革命的過程簡單地說是這樣:布爾什維克想要對之實施控制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11月初(俄歷10月中旬末)舉行,托洛茨基提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要把新的、布爾什維克占絕大多數的政府合法化。11月6日,代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克倫斯基輕率地下令關閉布爾什維克出版物,結果給共產黨政變提供了口實。部隊在托洛茨基和彼得格勒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下接管了各個部門,以防止任何“反革命行動”,並幾乎是當下便發動了進攻。11月7日,起義者們控制了聖彼得堡的各個重要建築。11月8日凌晨,冬宮被佔領,政變在付出微小的血的代價後取得了成功。([美]沃爾特·G.莫斯:《俄國史》,張冰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186頁。)

在政變初期,蘇維埃政府雖然宣布社會革命黨為非法組織,但並未否定立憲會議的合法性。雖然由於種種原因,立憲會議經過延期,但終於在1918年1月18日被獲准召開。“可當人們確信代表大會不會遵從布爾什維克的指導時,布爾什維克代表宣稱大會是反革命的工具後退出會場。大會的一次和惟一的一次分會繼續開到1月19日凌晨時分,直到紅軍部隊強迫會議結束為止。根據蘇維埃政府的命令,他們阻止大會在這一天稍晚時繼續舉行。”(同上書,第192頁。)

[17]《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總第16輯),2000年第2期,第103、104頁。

[18]見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第83頁。

[19]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伯恩施坦言論》,北京: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406頁。

[20][德]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葉至譯北京: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76頁。

[21]《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總第16輯),2000年第2期,第102頁。

[22]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葛蘭西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頁。

[23] Stefan T. Possony, Lenin:The Compulsive Revolutionar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1964, p.23.

[24]《.列寧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頁。

[25]《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頁。

[26]《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頁。

[27]轉引自[德]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葉至譯,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77頁。源自列寧的《四月提綱》第九條。但中文版的《列寧選集》和《列寧全集》不知何故,都沒有此內容。

[28][俄]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上冊,第405頁。轉引自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第83—84頁。

[29][美]莫斯:《俄國史》,張冰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190頁。

[30]關於該書名中的“共產主義”概念,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社會)儘管是一種烏托邦,但絕沒有專政、暴力和血腥;而指的是蘇俄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31][德]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馬槐清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50頁。

[32][德]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馬槐清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51頁。

[33][德]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馬清槐譯,三北京:聯書店1963年版,第132頁。

[34][德]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馬清槐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32頁。

[35][德]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馬清槐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48頁。

[36] Y.Albats and nd C.A. Fitzpatrick, The State Within a State: The KGB and Its Hold on Rus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1994.又見[俄]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上冊,第546頁。轉引自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第85頁。

[37][美]莫斯:《俄國史》,張冰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頁。

[38]《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總第16輯),2000年第2期,第114頁。

[39][俄]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上冊,第552頁。轉引自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第85頁。

[40][俄]雅科夫列夫:《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述弆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關於對列寧的引文,參見《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0頁,中譯文有改動。

[41]《列寧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頁。

[42]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128/20/33676_89646766.shtml。

[43]聞一:《契卡的“十字軍討伐”》,載於《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第86頁。

[44][俄]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上冊,第546頁。轉引自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第85頁。

[45][德]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馬清槐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59頁。

[46]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布賓恐怖是暴民出於對反革命報復的恐懼心理自發實行的,是所謂“群眾恐怖”而非“國家恐怖”;俄國革命中列寧發動的紅色恐怖不是“群眾恐怖”,而是“國家恐怖”,即國家政權經過精心謀劃,通過自己掌握的各級組織機構直接實施的恐怖。因此,後者比前者更為惡劣。

[47]《列寧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5—246頁。

[48]《列寧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247頁。

[49][奧地利]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2卷,楊壽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頁。

[50][奧地利]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2卷,楊壽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頁。

[51][奧地利]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2卷,楊壽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頁。

[52][德]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馬清槐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61—162頁。

[53]《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總第16輯),2000年第2期,第113—114頁。

[54]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伯恩施坦言論》,北京: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395頁。

[55][德]考茨基:《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李石秦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57—58頁。

[56][德]考茨基:《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李石秦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58頁。

[57]中共中央編譯局編:《鮑威爾言論》,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452頁。

[58]中共中央編譯局編:《鮑威爾言論》,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454頁。

[59][德]考茨基:《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李石秦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7頁。

[60][德]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殷敘彝、傅惟慈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頁。

[61][德]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葉至譯,北京: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75頁。

[62]《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總第16輯),2000年第2期,第99、101頁。

[63]中共中央編譯局編:《伯恩施坦言論》,北京: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396頁。

[64]轉引自[德]霍·海曼:《東方共產主義崩潰後的西方民主社會主義》,載於中央編譯局編:《當代國外社會主義:理論與模式》,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頁。

【作者簡介】顧乃忠,前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主要從事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研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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