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道一，1926年出生，雲南人。1959年至1966年，張道一曾擔任彭真秘書，對於彭真在文革初期的遭遇，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分析指出，彭真和羅瑞卿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在十大元帥中，彭真和賀龍的來往較多，都住北京後又互相看望。這種關係，可能也都犯忌。本文選自2001年9月3日出版的《中華兒女》，原題為《秘書張道一談彭真與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作者李海文、王燕玲。
關於劉少奇、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東的批評
答：「七千人大會」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省、地、縣主要負責幹部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為有七千人之多，通稱為「七千人大會」。這麼多的人云集北京開會屬歷史罕見。1962年是什麼情況呢？1962年是我們經歷了「大躍進」的挫折失敗後，經過調整，經濟開始恢復，但是，還有很多問題，開會是想總結經驗。
大會上，劉少奇講，這幾年，我們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錯誤。
彭真在一次會議上講：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重。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好像一檢討就會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錯。書記處最大的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彭真說，誰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錯誤。
陳伯達當時就反駁了彭真。
問：「七千人大會」對以後的歷史發展有什麼影響？
答：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也就是北戴河會議，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要抓階級鬥爭。大躍進以來，在經濟上打了一個敗仗，他不甘心。
就我的理解，他認為劉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會」上以及以後對經濟工作提了一些意見是衝着他來的。這是不是就埋下了禍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這些人所以提意見是對黨負責，對國家負責，而不是反他，但他心裏好像是有點不平衡。
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他在北戴河開始反擊，提出：經濟建設沒搞好，是因為沒有抓階級鬥爭。
「七千人大會」的因，引出了「北戴河會議」的果，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毛澤東認為一些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是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從「北戴河會議」開始了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錯誤在政治思想領域大發展的時期。
當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抓階級鬥爭之後，康生就180度大轉彎，翻臉不認人，批孟超，附帶批廖沫沙。
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緊張了。彭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宣傳部長李琪等人都認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黨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壓下來了，不予刊登，不組織批判。
批彭德懷時沒有一個人敢不積極
在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沒有一個人敢不積極。
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沒有形成一個民主風氣。特別是當毛主席的威信越來越高，最後變成了神時，他講什麼別人都不反對，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了。
認識到他在長征中正確，發展到認為他一貫正確，到不敢懷疑他有什麼不正確，這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
1934年所以有長征，是反「圍剿」的大失敗，實際是逃跑了，在蘇區呆不住了。在長征途中，大家體會到毛主席是正確的，是他挽救中國革命於危難之中，因而在遵義會議上確認了他的領導。大家從實踐中真正體會到毛主席是正確的，全黨一致信服他，以致後來形成毛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
延安整風時期搞極左、搞搶救幹部，康生要負主要責任。但是，因為高級幹部都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彭真是中央黨校副校長，因此，有他一定的責任。
「七大」時選他的票不是很多，他說就是因為延安整風時，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閒時和我們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風中的錯誤，「延安整風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後來我與他們見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覆道歉！」
關於「蘇區黨」和「白區黨」
答：黨的「七大」時，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白區組織代表團參加「七大」，彭真是白區代表團的主席。
從歷史淵源講，彭真和劉少奇的關係深：劉少奇是北方局書記，彭真是北方局的組織部長。這是30年代中期的情況。北方白區黨的基本骨幹有一批是「12·9」運動時的一批學生幹部，再有是薄一波、劉瀾濤等61個中央批准辦了手續出獄的那批幹部。這些是白區黨的基本骨幹。
我尋思，毛主席對劉少奇產生看法以後就累及了整個的白區地下黨。他可能懷疑白區工作這批幹部都是劉少奇這個「司令部」的。他從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可能就多了個心眼。
毛主席講過這樣的意思「擔心死後讓人鞭屍。」
1958年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講到要反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在「八大」的黨章里又刪掉了黨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議從黨章中刪掉毛澤東思想的是彭德懷，贊成刪掉的是劉少奇、鄧小平。
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擔心將來是否有人會像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那樣反他。廬山會議上他表現出來了：他擔心彭德懷要反他。
彭真與賀龍、羅瑞卿的關係是「犯忌」的
彭真和軍隊一些幹部的關係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經注意到的問題。
彭真和羅瑞卿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羅瑞卿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公安部部長和總參謀長期間，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不止如此，每年國慶節，在28、29日晚，幾個特種遊行隊伍舉行預演排練，彭真親臨審查時，羅瑞卿幾乎每次都去陪同（楊成武也陪過）。
在十大元帥中，彭真和賀龍的來往較多，都住北京後又互相看望。賀老總喜歡釣魚，釣到了有時送來給彭真。彭真有空閒也喜歡去賀家串門。薛明（賀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傳部，是得到了彭真的關照的。
這種關係，可能也都犯忌。
還記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變」的事嗎？在十大元帥中賀老總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慘的。他和彭真的關係恐怕也是禍根之一。
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澤東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國共產黨布加勒斯特會議，中共派代表團出席，任命彭真為團長；60年代中期，有個時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讓彭真去和朱德談話的。
毛澤東說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答：毛主席說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很可能主要是聽了江青的小報告，另外就是北京市委扣發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並追查文章的背景。
一些中央機構在和北京市打交道時，可能採取比較客氣的態度，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彭真畢竟是以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兼任北京市委書記和市長。如果說，當年北京市委是很有權威的，倒是可以那麼說。
北京市委在有些事情上是和中央有的同志在認識上、做法上有着分歧，也可以說對有些事情「頂」了。舉些例子來說：城市開展「四清」運動時，北京有幾個點是由中央機關派人來搞的。這些工作組搞出許多「問題」，北京市不同意，看法上有分歧。這也是他們後來說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原因之一。
當然，北京市也不是樣樣事情都頂得對，也有屬於北京市做的不對的時候。如開放自由市場，陳雲打過幾次電話，讓北京開放自由市場，北京就是不開。彭真不同意，認為這樣做會助長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助長單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