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據薄一波回憶：在12月26日這一天，毛主席邀請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各大區主要負責同志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了生日。毛主席讓幾位科學家和勞動模範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別的桌子上。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我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有做什麼工作。隨後就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本文摘自2010年2月2日《南方都市報》，作者單世聯，原題為《毛澤東的三個生日——71歲生日與毛劉分歧》。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
毛澤東不是一個把自己的私生活看得很重的政治家，且延安時代他就在黨內倡導「不祝壽，不送禮」的風氣，因此儘管全國人在歌唱「大救星」的同時也在祝福他的生日，使得每年的12月26日成為一個特殊的日子，但一般地說，毛的生日在其政治生涯中並不十分重要。當然，這不是說他的生日並無可說之事，特別是在他的晚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汪東興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操辦了壽宴，請了3桌人。據參加宴會的陶鑄夫人曾志回憶：
不一會兒主席走了進來，他環視了一下四座，說：「東興同志講羅長子（瑞卿）和陶鑄讓我請客，好嘛，今天我就來請。李敏要同我來，我說你不下鄉，李訥呢，李訥下鄉去搞」四清「，她沒有資格來。
突然主席扭頭對坐在旁邊的李富春說：「你們什麼事情都不向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主席不像是在開玩笑，室內的氣氛頓時就緊張起來。我們相信，這決不是批評李富春……吃飯過程中，主席一邊喝酒，一邊談話，這晚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時間久遠了，我已記不全主席講話的內容，但有句很厲害的話我卻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麼了？室內一點聲音也沒有，安靜得怕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嬉笑斥責，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鑄後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433頁。）
也參加了壽宴的副總理薄一波則回憶說：
在12月26日這一天，毛主席邀請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各大區主要負責同志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了生日。毛主席讓幾位科學家和勞動模範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別的桌子上。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我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有做什麼工作。隨後就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6-1167頁。）
激烈措辭把壽宴的喜慶氣氛一掃而空，這是毛借壽宴之名所作的政治示威，其背景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包括農村的「四清」：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1964年12月28日的「十七條」將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內容一律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簡稱「四清」運動），其起因是毛覺得劉少奇「不聽話」、「另搞一套」。「四清」運動頭緒複雜，其節奏由幾份重要文件反映出來。
「四清」運動與劉少奇威望的上升
《前十條》（即《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彭真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1963年5月20日下發）是發動「四清」運動的第一個文件，中心內容是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要依靠貧農、下中農，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小四清」）的方式解決干群矛盾，並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着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後十條》（即《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1963年11月14日下發）在進一步指出運動的基本方針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挖修正主義的根子」的同時，對前一階段運動中出現的過火行為作了糾偏，強調要團結95%以上的幹部，防止擴大打擊面。
《後十條修正草案》（即《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劉少奇主持起草，1964年9月18日下發）是對《後十條》的修正。1964年8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劉負責《後十條》的修改，同時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揮部，由劉掛帥。《修正草案》把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很嚴重，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要求「把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首先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認真解決幹部中的『四不清』問題，再進一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還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
在此前後，劉還採取了一系列使運動急劇「左」轉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全國推薦由其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園經驗」，以抓「現行反革命」的方式開展運動。薄一波後來認為：王光美的報告「過分誇大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說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支部書記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在《後十條》修正草案和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導和影響下，從1964年秋鋪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急轉直下，『左』的傾向更為明顯和突出。各個試點縣都集中了上萬人的工作隊，完全撇開農村基層幹部，在許多地方進行錯誤的『奪權』，使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許多地方，甚至多次發生打人、捆人等現象，自殺、逃跑等事件經常發生……在重劃階級成分的過程中一部分群眾也被拔高了階級成分，受到錯誤的處理。」城市社教和工交領域的「五反」運動也嚴重偏左。（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59、1160-1162頁。）由此生產了大量冤假錯案。
《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鄧小平、彭真、陳伯達根據毛的意見起草，1965年1月14日通過下發）修改了劉少奇1964年12月28日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由原來的十七條增加到二十三條，去掉了原稿中「紮根串聯」的劉式語言，代之以「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提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直接通向「文革」的新觀點，還明確規定「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四清」運動始於大躍進之後大饑荒。1960年代初，劉少奇親自下鄉調查數十天，對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災難極感震驚。基於責任和良知，他在黨的會議上痛陳大饑荒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指出「恐怕不能再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等。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劉以理性務實的態度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一面採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從極左政策上退下來，調整經濟政策，與民休息，挽狂瀾於既倒；一面調整社會關係，安撫知識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為數百萬「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平反，承認彭德懷寫信提意見這一行動本身的正確性，還着手大批「甄別」右派分子「。隨着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劉的個人威望和號召力也大幅提高。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威望卻因大饑荒而明顯受損，以至於延安時期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政治局委員彭真，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59頁。）應當說，毛是同意調整政策的，也參與了救災救荒工作，偶爾還有「人禍」的說法，也突破了「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習慣性說法。（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110、1111頁。）
然而，在對形勢的估計上、在對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的判斷上，毛與劉少奇等人有很大不同。毛只承認「沒有經驗」而不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有什麼錯，他認為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災害」加「蘇修逼債」。有時他把大饑荒說成是階級敵人的破壞。如在1961年1月的八屆九中全會上說：「凡是問題比較大的地方，領導權被地、富、反、壞分子篡奪了，實際上是打着共產黨的招牌，干國民黨地主階級的事情，是國民黨、地主階級復辟。對政權被敵人篡奪的，要進行奪權鬥爭。」（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頁。）有時又把「浮誇風」歸咎於曾經反對「浮誇風」的彭德懷。如在1961年3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說：「鄭州會議的召開，是為了反『左』。凡是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比較徹底的省，工作就比較實一些。從3月到6月只反了4個月的『左』，如果繼續反下去，那就好了。誰知道彭德懷在中間插了一手，我們就反右。反右是應該的，反右是正確的。但是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誇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34頁。）如此等等，總之災難與大躍進無關，與毛主席的決策無關，劉少奇等人推行的糾左政策是「右」了。
還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期間，毛就已經從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的實際否定中「看出問題」並對之產生警覺。此後，中央一線的糾左實踐，特別是所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使毛進一步認為黨內不少人已「動搖」了社會主義信念，革命精神正在衰退，資本主義正在猖狂進攻，黨內正在產生修正主義。
在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之後，毛以反右代替糾「左」，在1962年10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大講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決定在城鄉發動一次全面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農村以「四清」為主，城市以五反為主。
劉當然也有階級鬥爭的興趣，但他關心的重點仍然是經濟問題。薄一波回憶：「……有鑑於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少奇同志在8月20日北戴河中心小組會上和9月26日在全會講話中都提議：會議精神的傳達應該有個範圍，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什麼都聯繫到階級鬥爭上來分析，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到去對付階級鬥爭。」（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8頁。）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是黨的一貫理念。「四清」既已發動，劉也就因勢利導，順着毛的理路而作了更激越的演繹和實踐，並迅速取得運動的領導權，在1964年把自己積累的威望和權力發揮到頂點。這一年，劉不但帶着夫人到處演講「桃園經驗」，而且不同意團結95%以上幹部（這是毛一直掛在嘴邊的話）的規定。在1964年8月1日中央各部門負責幹部大會上，劉又說「開調查會」的方法（這是毛所發明和倡導的方法）「已經不行了」，「搞『四清』，搞幹部參加勞動，發動群眾，紮根串連，這樣做，你才能把情況搞清楚。」（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95頁。）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現代史專家李新回憶，劉在這次會上的姿態和語言也特別張揚：周恩來引着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着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劉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如此「號令天下」豈是一個二把手所為？李新當時就感到：在這麼大熱天把這麼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他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頁。）
軍官們如此不滿，毛更有理由不安，他原來就對《後十條修正草案》和「桃園經驗」有所保留，當李雪峰、陶魯笳等華北大員於8月20日表達了對「後十條修正草案」的意見後，毛立即下令「文件緩發」，並召開中央局書記會議重議兩份文件。問題是，當劉少奇在會上進一步闡述他的意見後，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這些大躍進的幹將、也是毛的愛將都支持劉的主張，李雪峰亦在會上作了檢討性發言。8月30日，毛明明對派一萬多人工作隊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見，也明明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但與會者仍然同意劉的部署，將兩份文件下發。「從此，農村社教運動出現了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由從中央單位來和省、地、縣數千幹部組成的強大的工作團，集中在一個縣裏，用打殲滅戰的方式組織運動，並包攬了這個縣的各級組織領導權。」（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56-1157頁。）
這就是劉少奇在1964年的權勢和威望。毛由此相信，自己的話已不管用了，劉少奇有「取而代之」的動機和能力。聯繫到一段時期以來自己「大權旁落」、兩個主席像並列、全黨開始學劉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現狀，毛決定反擊。
毛劉分歧的公開化
1964年12月，中央利用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機會舉行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社教」問題。在15日下午的會上，兩位主席話分兩頭，各說各的。20日下午的會上，劉總在談「四清」的主要矛盾，毛還在說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當劉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矛盾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時，毛澤東當即反問道：「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
劉少奇：「總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我們搞民主革命，是為社會主義開闢了道路。」
隨後，劉少奇又解釋了一句，說：「政治、經濟、思想、組織四不清，有人民內部矛盾，有敵我矛盾，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71頁。）
劉敢於插話、敢於當面發表不同意見，這是毛不能容許的。12月28日下午，毛在主持討論了《十七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後，拿出隨身帶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和《憲法》說：「……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74頁。）
給毛火上加油的還有兩點。一是會議期間，劉要陶鑄跟李雪峰講，由李出面召集會議請王光美宣講「桃園經驗」。據曾志回憶，與會者大多去聽了，江青則在屏風後走來走去，對此很不滿。二是會議在12月28日印發《十七條》後，就按原計劃準備結束了。毛對此深為不滿，他怒髮衝冠地對陶鑄說：「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了啦？有人就是往我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嘛！」「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第432頁。）
這就是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宴會前後發生的事。在此後延期的會議中，毛多次嚴厲地、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明確否定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12月31日，中辦通知各地「停止下發」、「自行銷毀」《十七條》，次年1月4日，毛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定稿下發。其實，沒有毛的同意，《十七條》不可能通過下發，只不過它仍部分地反映了劉少奇的觀點。如關於運動的性質，《十七條》在列舉了幾種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後認為：「後一種提法較適當，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而《二十三條》就乾淨利落多了：「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麼社會裏的『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的內外矛盾的交叉，也不說是什麼歷史時期、什麼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裏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什麼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從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着階級矛盾、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
從《十七條》到《二十三條》，毛劉分歧終於公開化。薄一波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69-1170頁。）
會議期間恰值元旦，劉少奇和王光美出席了中央辦公廳的迎新晚會，但沒有像往常一樣結伴下場跳舞。在朱德、賀龍等人的勸說下，劉主動找毛作自我批評，並於1月13日下午召集周恩來等17人開了一個黨內生活會，徵求意見和聽取批評。也是在這期間，毛對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毛的抱負不只是要打倒劉少奇，而是堅持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反對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復辟。在毛看來，他和劉的分歧，關係到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中國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問題。所以，僅僅「四清」已經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了，他轉而醞釀與發動「文化大革命」。
數月後，毛重上井岡山，填詞抒懷：「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他要用更猛烈的「風雷」掃除「一切害人蟲」，創造一個他所理想的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