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歐美的最高級別官員、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因病於美東時間2015年7月15日病逝，享年89歲。在他去世後，他的生前好友劉再復發表文章《四位辭國長者的漂流悲歌與壯歌》，對趙復三以及戈陽、千家駒、劉賓雁這四位曾投身中共，長期在中共體制內工作，後因在六四事件中支持學生而流亡海外的前官員表達哀思。
六四事件
（一）趙復三：漂流悲歌三絕唱
七月十五日，得知趙復三先生逝世的消息後，我除了難過、悲痛之外，又泛起了一陣孤獨感。儘管我知道他的身體很不好，（五、六年前那次大中風，頭上打了三個小洞之後，一直虛弱，去年因小中風不斷，竟到醫院急診十幾次）心裏早有準備，但他真的離開了，我還是抑制不住悲傷。在他漂流海外的寂寞生涯中，我是他僅存的幾個朋友之一。我稱他「趙老師」，他稱我「再復老弟」。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但他本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時的領導人，並且很有學問，所以儘管情感親近，但與他說話時，總是保持一種自然的敬意。二十多年來，我們談論得很多，但有一句話，我始終沒有說開。我覺得，他的晚年是一曲典型的流亡悲歌。
他流亡，誰都知道。但他在流亡中如牛負軛，辛苦耕作，在重大的精神壓力與身體極為虛弱的狀況下仍然悲辛地翻譯、著述和牽掛，卻很少人知道。現在他遠走了，我想到，應當把他的漂流悲歌中的「三絕」記下，為自己，也為後人。
第一絕唱：境界
十五年前，即二〇〇〇年，應德國的華裔學者關愚謙先生之邀，我和趙復三先生到維也納去參加那個「展望二十一世紀」的討論會。會間我和趙復三、李澤厚、陸鏗、何博傳諸位老友促膝交談。就是在這次相逢中，他告訴我：出國後，完全是「重新做人」。十年前，曾有一位領導請他歸國，他謝絕說：「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整人也不讓人整。」還再次告訴我，他已擬定了六個字的人生座右銘，叫做「捨身外，守身內」。我一聽就明白這是什麼意思。趙先生和許多海外流亡者相比，他的身外之物太多太重了，副院長、政協常委、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代表團團長。如果不辭國不仗義執言，他什麼桂冠都會接踵而至。他的英文那麼好（胡喬木出國時他是貼身翻譯），才華那麼足，只要「世故」一些，他真是「前程無量」。然而，他卻有那麼大的氣魄，敢於斷然捨棄這一切，在那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寫下石破天驚的一筆（在羅馬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國際會上，發表譴責暴力的聲明），讓同僚們「目瞪口呆」，讓同事們「跌破眼鏡」，讓我突然看到一種「精神爆炸」，並相信中國知識分子的血液中畢竟深藏着氣勢磅礴的良心和與捨身取義的境界。
從維也納返美之後，我一直想着「捨身外，守身內」六個字，愈想愈有力量。不錯，身外的金錢、權力、功名等等再重再大，哪能比得上身內的品質、才華、格調等等。靈山在身內，道德在身內，價值無量的真、善、美以及生命的巔峰全在身內。一切都取決於自己的內心狀態。趙復三先生的這六個字，正是人生真諦，屬於上上等覺，上上等菩提。激動之餘，我立即寫了「捨身外，守身內」一文，投給《明報月刊》。
事情真巧，就在寫作的那幾天，北京有一名印刻家，通過紐約的一位朋友找到我，說他要給他尊敬的三位知識分子各刻一枚藝術圖章，每個人可以告訴他願意刻什麼句子。朋友告訴我，有人已給李慎之先生想了妙句：「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過些天，朋友又告訴我，趙復三先生願意刻「捨身外，守身內」六個字。儘管此六字早已嫻熟於心，但此時想起，還是再次激烈心跳，並想到，這六個字應當傳回國內，讓它滋養千秋萬代中國子弟的心靈。
第二絕唱：情懷
得知趙先生去世消息後，我立即打電話給他的老伴侶陳曉薔老師。（原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沒讓我講幾句安慰話，陳老師一聽到我的聲音就說：「昨天他都要走了，拉着我的手，還問蘇煒『國內的情況怎樣了？』一輩子都放不下中國。」我知道，這正是真實的趙復三先生，至死都牽掛着海那邊的那一片黃土地，那片土地即使有負於他，他也永遠不會辜負那裏的父老兄弟。在生命一息尚存之際，他的手緊執着陳曉薔老師的手，而心仍然惦記着讓他漂流四方的故國。其實每次電話里通話，趙先生總要問「國內情況怎樣了？」。我說我自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土地崇拜者，而他呢？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國家眷念者。但他一再和我說明：我愛國，其實是愛人民。有一回在電話里，他還特別鄭重地說，愛國是「愛」國里的人民，「愛」國里的孩子，「愛」國里的同胞，「愛」國里的文化。他的這種愛國「情懷」幾乎成了「情結」。二〇〇三年他在《歐洲文化史》譯者序言裏「夫子自道」，也問「為什麼」。然後自己做了一個真實的解釋。他寫道：
不久前，詩人懷宗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到海外，不論多久，怎麼心裏總也放不下中國？當時我回答不出，就像問我為什麼愛母親我回答不出一樣。於是，這也成了我的問題。時刻糾纏在腦際，要求回答。
對於這個時刻糾纏於腦際的問題，趙先生終於作出一個明確的回答：
……愛國不是只眷念桂林山水，德州燒雞……。從根本上說是愛中國的廣大人民，愛中國文化的精髓。這是中國人無論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在歷史中真正能夠長存的，乃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實踐所結晶成的文化。
趙先生甚至把「愛國」比喻成呼吸空氣，（原話為「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愛國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無可爭論。但是，國家不是朝廷，「掌權者一個一個朝代地更迭」，而人民卻永生永在。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許多折磨，但「當時不管自己怎麼遭殃，仍然是愛國的」，然而，他說，愛的不是「四人幫」，而是人民與文化。正因為這種情懷格外鮮明格外堅韌，所以他的心靈承受不住孩子們的鮮血。他太愛中國的孩子，哪怕明知會捨棄一切桂冠與榮耀，他也要挺身而出保護孩子。趙復三先生漂流海外時已64歲，儘管英文很好，但畢竟要生活在另一種國度和另一種規範之中，每一步都十分困難，然而，他卻樂觀地面對新的生活。在電話里，他多次告訴我：我的樂觀來自我的坦然，我的「問心無愧」。所以在溫哥華的報告會上有人問他「出國後悔不後悔」時，他毅然回答：「不後悔」！而且斬釘截鐵地說：「我修煉了40多年才寫出最後這一筆。」真是出語驚人。作為趙復三先生的老部下和老朋友，我除了知道他寫下這一筆時的「氣魄」之外，還知道他寫了這一筆之後的沉重代價。就以最後這兩年來說，他與陳曉薔老師相濡以沫，但年事畢竟太高了。趙先生終結於八十九歲，陳老師也已八十多歲。那天（七月十六日）陳老師告訴我：「趙先生最後的年月太痛苦了。從去年開始，就吃不下東西，牛奶或稀粥，我一小匙一小匙地餵他，但醫生說，不能吃，因為一咽下去就落入肺部或氣管里。今年只好在他胃部插管，硬輸入一點液汁。他不願意接受這種生活，幾次要求拔掉管子。但醫生要我簽字，我不簽，萬一不行，他的生命豈不是結束在我的手上。」我聽了陳老師的敘說，立即想到，像趙先生這樣高級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如果不是因為那一年的一聲「救救孩子」的吶喊，什麼榮華富貴都有，當然可以享受最好的醫療條件。然而，他卻在異邦異鄉受此磨難。我明白，這一切苦難，全因為他的生性「耿直」，全來自他那「愛孩子」、「愛人民」無量的情懷。從趙先生的例證中，我悟到了：情懷，多麼好聽的字眼，但情懷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含情脈脈」，它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為了實現其愛孩子的情懷，他連自己的胃腸都蒙受了機器的專制。
第三絕唱：譯著
七月十六日夜，我面對趙復三先生的兩部譯著：《歐洲思想史》（2003年出版）與《歐洲文化史》（2003年出版），熱淚盈眶。這兩部新書和我一起進入新世紀，成為我這十多年須臾離不開的書籍。此時我用手指輕輕撫摸它，卻如同觸到一團火。儘管我看着書籍感到欣慰，因為我在一九九六年把書稿背到香港，否則它的中文版可能會被歷史活埋。
以《歐洲思想史》而言，這部史籍的原著水平就很高。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過程中趙先生竟然作了六次認真的校閱，不讓一個錯字出現，也不讓一個不順的句子出現。要說又信又雅又達，這書恐怕可謂典範。1996年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先生請我到他的研究所訪問兩個月，我「趁機」請陳先生幫忙，希望他能夠幫助出版這部難得的書稿。他答應並付諸實現。為此，趙先生一再感謝我，而我卻覺得這不過是應盡的區區責任，不足掛齒，而且叮囑趙先生在前言、後記里千萬別提我的名字，以讓書籍更順暢地問世。他接受我的意見，但一出版，趙先生立即寄贈給我，並在扉頁上寫下熱情洋溢的話：
再復吾兄留念
從北京到溫哥華到耶魯，你的聲音和文字總是帶來溫暖、智慧和力量。
復三
2003年6月
一個比我年長25歲的尊者，如此衷心誇獎我，當然高興，然而，當我仔細觀看時，又是一陣悲傷。因為我發現他寫的每一個字都留下書寫顫抖的痕跡。於是，我立即打電話問他，您的手是不是寫字不方便了？他這才告訴我：已經兩年了，手一直發顫，寫字時，它總是不聽使喚。可是他正是用這雙顫巍巍的手一個字一個字把一千多頁的兩部史籍譯成中文。在此次通話中，我特別告訴趙先生，說弗里德里希·希爾（《歐洲思想史》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話，我已抄錄下來，並成為我天天讀、天天記的金玉良言了。希爾說：
任何心靈的活動，若沒有一種「面壁十年」的精神是難以開展的。這種棄絕慾念的精神是入世修道僧對人世敞開胸懷時必須具備的特性。
我還告訴趙先生：我已進入「面壁」、「沉浸」狀態了。覺得唯有在面壁沉浸中才能與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靈魂相逢。他聽了很高興，連說：「你出國之後境界更高了。」希爾這段話說得太好了，但因為趙先生的譯筆，使它的中文表述如此動人，至少是深深打動我了。
在《歐洲思想史》的編輯校閱歷經了大約五年之久。這期間，《歐洲文化史》（彼得·李伯賡著）也着手翻譯並於二〇〇一年完成。那時，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學「客座」，就向時任明報出版社社長的潘耀明兄推薦。耀明兄說，香港市場太小，學術論著更是賣不出去，能否請基金會贊助？事情真巧，我當時與霍英東基金會主席（也是霍英東先生的摯友）何銘思先生是忘年之交，他為人極為正直厚道，而且對我極信賴。他的《何銘思文集》還讓我作序。（我的序文題目為「山高海深的故國情懷」）因此，在一次餐會上，就請何先生贊助一下《歐洲文化史》，他一下子就答應贊助10萬港元。此事我告訴了趙復三先生，所以他在「前言」與「後記」里都感謝銘源基金會（這是霍英東幫何銘思先生建立的個人基金會）。趙先生還告訴我，他正在尋找最好的歐洲藝術史版本。「有生之年，能把歐洲『三史』貢獻給我們的同胞，就可以安心長睡了。」但我沒有看到這一心願的完全實現，倒是看到他把馮友蘭先生的英文本《中國哲學史》譯為中文了。此書他翻譯得極為用心。儘管有前人的譯本，但他的新譯更注重還原中國哲學詞彙，自然也給中國讀者造福了。
趙復三先生就這樣走了。我再也聽不到他的和藹可親卻有膽有識的聲音了。我意識到此後將更加孤獨，然而，他的漂流悲歌卻會長久地在我心中迴蕩。他的境界，他的情懷，他的著述精神，將會繼續激勵我前行。無論是做人還是治學，我都會常常想到他的光輝名字。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原載《明報月刊》二〇一五年第九期）
（二）戈陽：老革命大姐的新流程
一
戈陽大姐逝世整整五周年了。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早晨她離開人間，那之後一個星期里，我一直沉浸在對她的緬懷中。但我沒有寫文章，想到對她的悼念文字無處發表，我會對這個世界更加絕望。今天我覺得可以寫了。因為香港三聯準備出版我的《師友紀事》增補本，文章可以放在集子中，不用祈求其他報刊。大陸的報刊至今認定戈陽大姐是有問題的人物。不僅沒有權勢，而且「有問題」，誰會去理會這種沒有「用」的逝者呢？
出國之後，我決心遠離政治，把全付心力都投入文學之中。但是，仍然牽掛着幾個曾經關懷過我、而我也尊敬他們的老人，和我一樣漂泊到北美大地上的幾乎比我大一輩的思想者與知識人。這三個人是千家駒、趙復三和戈陽大姐。趙復三是我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今年他已八十九歲了，前幾年我寫過〈捨身外守身內〉的文章，以寄託自己的敬意。千家駒先生則去世十幾年了。他逝世時我寫了〈最後的唐·吉訶德〉的悼念文章。唯有戈陽大姐，我想說的話一直未能訴說。
不管別人怎麼評價，在我心目中，戈陽大姐始終是一個為中國進步和為中國人的自由奮鬥不息的志士與戰士。但我對她的敬意不是因為她的「革命資歷」，而是她敢於對後革命時代的問題勇敢直言，八十年代她主編的《新觀察》，我幾乎每期都讀，每期都讓我感受到刊物所宣揚的主題：革命的初衷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與解放，不要諱言當初爭取的基本價值。儘管後來我也成了《新觀察》的作者，但從未和她交往過。第一次見面是一九八八年，記得她好像即將退休，《新觀察》好像即將更換主編。於是，她就請邵燕祥兄約我到她家裏（北京虎坊路甲15號）見面並和其他一些朋友聚會。那一天，我記得她口中有兩個最積極的詞彙，一個是「胡耀邦」，一個是「黎澍」。我偏偏正是這兩個人的崇拜者。用今天的語言表述，是這兩個人的「粉絲」，胡耀邦是公眾的偶像，雖不用多加解釋，但戈陽大姐誇他是「中國共產黨中最單純、最熱情、最高尚的領袖人物」，這一評語卻一下子刻在我的心中。能衷心愛戴胡耀邦的人都讓我感到親切。至於戈陽大姐為什麼如此誇獎黎澍，我還不完全明白。但我生活在社會科學院之中，曾聽到黎澍的許多故事，也讀過他的許多振聾發聵的文章，尤其是在少年時代（是讀中學時還是讀大學時，忘了）還讀過他所寫的一篇〈讓青春發出光輝〉，這篇給我啟蒙、給我熱血沸騰的文章，卻遭受到批判。戈陽大姐似乎與他同事過，她誇獎的口吻也是大姐的口吻，她說：「黎澍這個人很有學問，但永遠像個大孩子，天真得要命，也愛才如命，為了那個右派才子沈元，自己被鬥被折磨得半死。」戈陽大姐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正直，一副戰士的心腸，說話很有底氣。
一九四九年我剛踏進小學的大門不久，她已穿着軍裝和她的解放軍大部隊進入上海，身份已是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第二年（1950年）便出任《新觀察》雜誌主編。一直當到一九八八年為止。也就是說，一九八八年我和她第一次見面時，她已革命了將近五十年。
後來有朋友告訴我，戈陽大姐還是個作家，她出版過小說《王進忠的故事》，散文集《向新的高潮前進》，可是我只讀過她發表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的《蘇北敵後生活散記》，所以她在我眼裏一直是「老革命」而非老作家。
「老革命」總是最關心社會，最不滿時弊，於是，這個老革命大姐，在革命勝利後便當了兩次「反革命」。一次是一九五七年當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一次是那一年四月，她在北京以《新觀察》主編的名義召開討論「胡耀邦逝世」，並把座談會的發言發表於《世界經濟導報》上，最終遭到陳希同的點名，也導致她流亡到美國。
二
出國後，我一直牽掛着她。我知道她比我母親還老（我母親出生於一九二〇年，而她出生於一九一六年）。憑資格，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好好當她的文藝官僚，享受種種榮耀。但是她天生正直，嫉惡如仇，結果老是與時代不相宜。在北美的流亡者中，她應是年事最高的一個了。這樣的人，值得我尊敬。除此之外，我還想把那次事件中收到的一千美元無名款寄給她。這一千美元，我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是誰寄的。但確知，那是在我從美國返回北京這一風雲變幻的月份（五月至六月）中，有人從美國寄來給我的。投寄者信賴我，說這是海外愛國者們籌集的錢，讓我轉給應當支援的人。我因事出突然，加上慘案很快發生，所以我沒有完成匿名投寄者的心願。但我又明白，這點錢我個人是絕對不可以動的，只能用於中國的光明事業。於是，我把這一千美元「捏」着，像捏着一把火。讓它和我一起漂泊到香港、巴黎、芝加哥，最後漂泊到落基山下。在Colorado大學的校園裏，我幾次想到該把錢交給誰？最後我想到應當交給戈陽大姐。她是流亡者年事最高的老人，僅僅這一條理由就夠了。
找到戈陽大姐的電話與地址後，我把錢匯給她。她正需要一台陪伴的電腦，所以就接受了，而且立即給我寫了一封信：
再復老友：
錢早就收到，先是不知如何用法更好。後來是把你的電話丟了。打了好幾個都不對，只好不打。如有機會再告訴我一次吧！也許是因為老了的緣故，最近經常丟電話號碼。
我最近已經武裝起來，搞了現代化，買了一套Computer自己干。你寄來的錢，我就作了這個用場。
既然在美國，我想就得學英文，也許是着迷吧，最近連中文的東西都不大寫了，除了日記。八十歲學吹鼓手，反正學到哪兒算哪兒，就這樣用英文寫起自己的故事來了。我的老師是位美國人，給我鼓勵很大，人老了像小孩子，戴過幾個高帽子也就當真的了。當然我還是比較現實，自知時間已經不多，因而也就更要抓緊。這才真正叫做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哩！
謝謝你的關心！向老朋友們代問好！向你全家問好！有機會來紐約的話，請先給我打電話。我晚十時睡，希望能在我這裏的時間十時前打電話。
致以
美好的問候！
戈陽
6.20.1992
就在收到這封信的兩個月後，我果然到了紐約。那是因為劍梅被錄取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她先去租房安家，過後我和菲亞、劉蓮便去看她。在劍梅狹窄的小寓所里住了兩天，我就請老朋友蘇仲麟（他在聯合國里做翻譯）開車，帶我到戈陽大姐家。仲麟雙手握着方向盤，手裏夾着大姐的地址，尋找了兩個多小時，果然找到了。那天戈陽大姐見到我和菲亞真是高興，她竟在台階上坐下來，把褲筒捲起，告訴我們說，「你看，我把腳用布綑紮得嚴嚴實實，這樣不會跌倒，也可防感冒。這是年青時在部隊行軍中學到的功夫。」她還帶我們到屋裏看新買的Computer，並坐下來操作給我們看。那天的戈陽大姐再次給我「戰士」的印象，她沒有我那麼多憂鬱，那麼多孤獨感，那麼多政治陰影。她五歲時就失去母親，被送到舅父家作養女，從小就習慣於獨往獨來，隻身闖蕩天下，後來與大集體穿越生死，穿越戰火，穿越政治運動的風煙，又煉就一身膽魄，現在的流亡生活，只不過是在穿越另一種生活方式，一切都很平常。和她見面之後，我覺得像讀過一部人生的善本，輕鬆了很多，也強健得很多。
和她告別之後，我很快就到斯德哥爾摩大學、卑詩大學「客座」。一九九四年秋我回到Colorado又常打電話給她，也常寄書寄文章給她。這才覺得她是一個很用功很認真的讀書人。她特別讚賞我那篇〈腳踩千秋雪〉的短文，此文以「冬日風光，夏日歲月，春日心情」作結，似乎也正是她的生命狀態：習慣冬天的寒冷與夏天的炎熱，總是以春天的心境面對生活，不喜歡嘆氣，更沒有怨氣。一九九七年來，她在給我的賀年卡上寫道：
再復夫婦：
恭賀新禧！
我在《明報》看到你許多文章，還看到你和女兒的對話。我非常高興，你們能寫許多優美的文章，還有你給我寄的書，真感謝啊！
我如今左眼失明，在用一隻眼寫和讀，加上腦力衰退，記憶力差，不能多寫了。還好的是兩個女兒都來了，都為生活忙哩！
向你的女兒問好。
戈陽
1997.3.21
書寫此信時，戈陽大姐已八十一歲而且只有一隻眼睛，但她還是照樣讀，照樣寫，照樣生活。一九九九年，她甚至還到台灣觀看「選舉」，照樣面對時代大課題「觀察」與思索。不減從少年時代就點燃起來的政治熱情，沒有知識人身上常有的「酸甜苦辣」。一九九九年她已八十三歲，還用一隻眼睛給我寫了這麼一封信：
再復：
我正巧去中國人權開會，這是一年一度的事。我一年中也就是開了這樣一次會，偏偏你來了電話。我想打電話給你，偏找不着，只好寫信。
我突然收到一本《明報月刊》，這就猜是誰寄的？猜了一些人，都錯了，原來是你寄的。
這本明月，我看了個夠，以前也看，不經常，以後要經常讀了，謝謝你呵！
你們在那裏很久了，習慣了，看起來你還是愛那個地方的。我在紐約，也已經快十年，我想，老了以後，就在這裏了，哪兒不是一樣？
在這期的月刊里看到李輝寫黃苗子和郁風的文章，很親切。因為我和郁風經常通訊，兩個老太婆信還寫得很長，很有趣，這也是很少見的。
當然，其他的人，如肖乾，我也十分惦念，但他們在北京，我也就不去打攪了。
再說，我只有一隻眼睛，除了電腦，我很少寫信。奇怪是今天，居然寫信，而且寫得清楚。可能是夜間，周圍無人的原因吧！
自從九十年代停刊之後，只有在明月上看到你的散文。我愛讀，所以有時買。這次我去了一趟台灣，是第一次，看選舉的，真不錯，兩個星期，在店裏看到你的書。向你全家問好。
戈陽
1.16夜1999年
我的確給戈陽大姐訂了一份《明報月刊》。我知道她最能認真閱讀。她主編的《新觀察》和「明月」一樣，都是用理性的眼睛和平實的良心觀察中國、觀察世界。她觀察得太用功、太投入，以致一隻眼睛失明，儘管如此，她的心靈眼睛卻總是很明亮。一九九二年我到瑞典看了木偶戲「俄底浦斯王」後，寫了一篇散文，題為〈失明的眼睛更明亮〉。戈陽大姐失明的僅僅是一隻肉眼，而心靈的眼睛卻永遠像明月一樣在夜空中閃亮，多年來，這雙眼睛也看着我，看着我的良心，看着我的文字，它讓我在充滿濁流的時代里中不會落入黑暗的深淵。
美國科羅拉多
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
（三）千家駒：最後的堂·吉訶德
千家駒先生去世了。我以崇高的敬意送別他。像千老這種不計榮辱得失、一生為民請命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是很稀少的。對於他的逝世，本應隆重紀念，但我相信，從南到北，紀念的聲音一定是稀疏的。因為，當下社會的眼睛是勢利的，它只注視權勢與錢勢，不會緬懷赤手空拳的千家駒先生，何況緬懷他還可能帶來意外的麻煩，影響從政與從商的前途。
六、七年前，我讀了千家駒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他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去國懷思錄》、《海外遊子聲》、《逝者如斯夫》、《歸去來兮》及新加坡八方文化圖書公司出版的《千家駒讀史筆記》等，敬佩千老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童心未滅，滿身活力地搖旗吶喊，說着權勢者們不愛聽的直話真話，真不簡單，便把他與堂·吉訶德的形象聯繫起來，覺得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後的一位堂·吉訶德，敢於獨戰風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典範性知識分子。於是，我就寫了《從堂·吉訶德到莊之蝶》一文，發表於《明報月刊》，文中這樣說千老：
現在的知識者幾經鍛煉，都變得很聰明很能適應環境，誰還會充當傻子去「獨戰風車」？於是，人們紛紛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號，嘲笑堂·吉訶德迂腐過時，以致使堂·吉訶德式的知識分子瀕臨絕種。雖然瀕臨絕種，但還是有。在海外，我就分明看到一位老堂·吉訶德。這就是千家駒先生。千老真是有點呆氣。我幾次在人大會堂聽他發言批評政府不重視文化教育，言詞灼灼，語無藏鋒，加上他削瘦的身材，使我想起堂·吉訶德先生。他本來就是第一屆全國政協的籌備委員，兼有學識與膽識，只因為總是滿身堂·吉訶德的呆氣，愛說逆耳真話，一九八九年又仗義直言，結果被「開除」出政協；開除後還是滿身呆氣，在海外仍然一路戰過去，正直之聲佈滿天下，令人聽了神旺。比他聰明的知識分子早已頭頂桂冠，高高地坐落在王者之師的位置上，或者已充當「全國一級勞動模範」，唯有他還是長矛瘦馬，辛苦馳騁於沙場。不管人們對千老的立場如何評價，但都不能不否定這種堂·吉訶德似的千家駒精神在中國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寶貴！是中國政協需要千家駒，而不是千家駒需要政協。
千家駒的名字，我早已熟悉。一九六三年我大學畢業後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新建設》編輯部工作。沒多久，就知道千家駒先生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中國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院長吳玉章）；編輯部的同事們還告訴我，他是民盟的「左翼」，從少年時代就追隨共產黨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還翻譯過《資本論》第二卷（末出版），但在一九五七年，因響應號召，和曾昭掄、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等科學家，一起發表了《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提出保證科學家應有六分之五時間從事研究，可以自己選擇助手等五條建議，批評保密制度過嚴，結果被郭沫若批判為「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差點當了右派。總之，在我年輕的心目中，千家駒是社會科學界的權威人物。但他的經濟學、教育學思想，是到了八十年代，我讀了他的《中國貨幣史綱要》、《千家駒經濟論文選》、《千家駒教育文選》等才有所了解。
因為不是同行，所以儘管敬慕，卻從未拜訪過他，和他完全沒有私交。直到一九八四年我當了全國政協委員，才對他有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屆政協最精彩的故事是他創造的。所有的政協委員和工作人員都被他的兩次大會發言所激動。一次是一九八六年，他談的是物價問題和三峽問題，與會者報以十六次掌聲。而一九八八年的一次，更是震撼大會堂，全場為他熱烈鼓掌三十一次，破了政協紀錄。他談的題目是《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事過境遷，有些內容我已忘卻，但至今還記得他呼籲把「智力投資」放在各種投資的第一位，強調「提高全民族素質」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可把出技術作為目的。他言詞犀利，批評政府不要把「以教育為本」掛在口頭上，要真的記在心上，要捨得給錢，他說那幾年基本建設投資一千億，教育投資僅二百億。中、小學教員工資低得可憐。發言中他引用了社會上流傳的話說：「現在樣樣都漲價，只有教師與廢品跌價了。」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堂·吉訶德長矛直指政府上層，大聲呼籲要制止營私舞弊貪污腐敗之風，當他說了「官風不正，民風才不正」、「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之後，會場真的「爆出雷鳴般的掌聲」。當時他引了孔子一段話，我聽不太清，會後還特地去查閱，原來是：「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他用最決斷的語言說明：社會風氣不正，根子在「上」不在「下」，在「帥」不在「兵」，若要改變風氣，上層就要以身作則，不可含糊。他還具體地提出「大幅度增加公務員工資」、「嚴肅法紀」、「加強輿論監督」三項建議，說「官員不怕內部通報，只怕公開登報」，要給貪官污吏施加輿論壓力。
千家駒先生對當時的社會變質十分敏感，告誡執政黨一定要對自身可能的道德沉淪提高警惕。他的肺腑之言，激起了人們的同感與共鳴。他的發言在廣播電台廣播後，收到一千多件來信。全國各地許多人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賦詩表達敬意。形容他的廣播講話「天驚石破遏行雲，電訊遙傳正義聲」。稱讚他「白頭豈敢忘憂國，唱出丹心正氣歌」，當時真的是「街頭巷說千家駒，憂國憂民民自知」。這些詩詞收入他的《歸去來兮》集中，讀後便知千老的焦慮確實與故國的心靈緊緊相連。這兩次會議我都坐在會場前邊，正好面對着他，真感受到他的滿腔熱血，一身俠氣。我多次參加政協會，覺得會中老人太客氣，多半馴服得像幼兒園的小孩，而千老能如此直言不諱，確實罕見。他是首屆政協籌備委員，參加開國典禮，親眼目睹五星紅旗第一次升起，完全是政協的元老與功臣。可是，僅僅因為他在那一年之後批評政府不該使用非正常手段（那一年前後他在深圳，一直沒有介入運動），便被抹煞了一切前功，還被宣佈開除出政協。對一個長期參與祖國建設事業、正直忠厚誠實的老知識分子如此不講情面，實在讓人目瞪口呆。我相信，這不是千家駒先生的錯誤，而是政協的錯誤。
第二次見到千家駒先生是一九九二年春天。當時我和幾位朋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演，空隙時陸鏗先生邀請我和我的妻子到西來寺吃素餐，飯後我請陸先生帶我們去拜訪正在寺里隱居的千老。那天見面雖然只有二十多分鐘，但見到他依然一身硬朗，語無遮攔，還是當年政協里發言時的千家駒，只是他已潛心學佛，多了一些冷靜。他說他已看破了「社會主義的紅塵」，更要實事求是地思考中國該走的路和自己該說的話。我聽了有所動，便說，千老，您實際上是共產黨的諍友，他點頭稱是。
第三次見到千老是在香港。一九九六年初，我在中文大學的訪問已結束，便向天地圖書公司的朋友說起懷念千老之情。沒想到，第三天千老果然應「天地」之邀，從深圳前來香港和我一起共進晚餐，真讓我感動。那時他已八十七歲了，但頭腦仍然十分清晰。他和我們提起要求回國定居很快就得到批准一事，讓我感到一陣欣慰，那一瞬間，我百感交集：這樣好的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倘若故國還拒絕給他一席立足之地，會給後人造成怎樣的心理寒冷呵。這天晚上我和他心情都好。他說他多年流亡海外並不後悔，如果他留在國內，還繼續當他的政協常委和「政治花瓶」，哪能寫出最後這六七種書籍。除了寫作雜文論文外，他還在台北時報出版社出版了自傳《從追求到幻滅》。這一傳記對自己的一生進行總結，覺得自己的所言所行可以問心無愧。他的一生均以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座右銘，他多次呼籲人民代表、政協委員要「多納忠言，少唱頌歌」，還希望他們少考慮自己的名號，多一些責任感。他告訴我，他的一生有兩次瀕臨死亡，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在北大讀書時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張作霖政府逮捕，同案二十三人，被殺十三人，而名列第十五名的他竟然逃過一劫。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能容忍污辱踐踏而到香山跳崖自殺，結果只斷了肋骨卻沒有死。他說他是倖存者，死神放他一馬，讓他留在人間，是要他說真話、講真理，不是讓他追名逐利，謀烏紗帽，求榮華富貴。聽了他這一席話，才知道他確實從內心深處早已大徹大悟。他能在時代的風波雨浪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始終帶着一身俠氣不斷前行與吶喊，並非偶然。「為留名節存正氣，不惜暮年再流亡」，這一自白詩也就好理解了。
千老逝世了，他所象徵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堂·吉訶德精神是否也會跟着終結呢？我不敢斷言，但是，我敢說，他是二十世紀最後的一位堂·吉訶德，是學膽識兼備、品格高尚的戰士型知識分子，新世紀要再產生這種精神類型，恐怕不太容易，但我還是希望，堂·吉訶德不會在中國絕種，千家駒先生的精神能注滿故國的江河大地。而我自己，將永遠銘記他的無私無垢的赤子熱腸。
二〇〇二年九月八日
香港城市大學
（原載《明報》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六日世紀副刊）
（四）劉賓雁：緬懷傻到底的賓雁老大哥
聽到賓雁兄辭世的消息，心裏一陣難過。一位卓越的朋友，一個在極其艱辛的環境中高高站立的生命就這樣遠走了，帶着他的硬骨與傷痕，也帶着他人性的全部長處與短處，遠走了。
去年八月，我回美國度假，在科羅拉多州給他打電話，但沒有人接，便在電話留言裏留下我最後的問候，並告訴他和朱洪大姐：「北京的范用老先生有一封信讓我轉給你們。」范老比賓雁兄年事更高，他在北京得知眾友好今年二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園為賓雁兄開了八十歲祝壽盛會，感到非常欣慰。但他也得知賓雁兄病重的消息，所以特別鄭重地問候。范老的掛念反映着大陸許許多多朋友對賓雁兄深深的緬懷。在當代中國，劉賓雁這種生命是稀有的，他的吶喊，他的憂患，他的質疑，他的抗爭，他的關懷，他的用全生命抒寫的報告文學，全都是稀有的。作為一個肝膽照人的作家，他從《在橋樑工地上》到《人血不是胭脂》，其聲音是一貫的：一貫的剛正，一貫的耿介，一貫的堂·吉訶德式的呆傻，一貫的包公式的為民請命。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他在《人民日報》擔任記者時，千百萬老百姓也正是把他當作無冕的包公，訴苦與鳴冤的信件都往他那裏投寄。他告訴過我：「每天都是一大捆。」那時他的正直之聲佈滿天下，每天都像蝸牛似地背負着來自各地的冤情材料，我認識的作家不少，但從未見過一個像他如此滿身負荷，如此沉重地擔當人間苦痛。他仿佛沒有暢快地呼吸過，一聽到冤情就坐立不安，歎息不已。這是一個特別的人，一個以嘆息代替呼吸的人，一個靈魂被苦難緊緊抓住的人，一個被上帝罰作肩挑精神重擔爬山越嶺的人，一個傻到底、傻到總是赤膊上陣而完全不懂得披一點甲、拐一點彎的人。
我和賓雁兄認識得很早。七十年代末，他的「右派」帽子已被摘除，被調到哲學研究所的《哲學譯叢》擔任編輯。我們共一食堂，中午常常一起吃飯聊天。仗着比他年輕十五六歲，總是喜歡好奇地打聽他這老大哥充當「階級敵人」時的生活。除了一些細節讓我開懷大笑之外，還記得他嚴肅地說：「把我打成右派分子有三條說不過去的情理：第一，是你號召我說話的﹔第二，我說的都是實話﹔第三，我說的全是為了你好。憑這三條，變成階級敵人，怎能服氣。」走出哲學所之後不久，他的《人妖之間》問世，劉賓雁的名字再次覆蓋全中國。他的疾惡如仇、直面社會黑暗的報告文學，帶給中國當代文學空前的力度，並奠定他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也給他自己帶來麻煩。一九八七年他終於再度被開除黨籍，成為反自由化運動的首要目標。為此，我也被牽連，因在自己主編的《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他的文章而被停職。此事發生後我去找對我特別厚愛的錢鍾書先生，沒想到他也正在關注賓雁的事。他告訴我，前不久他寫了一對聯：「鐵肩挑道義，辣手着文章」，贈給劉賓雁，而且還發表在廣東的《現代人報》上。錢先生對自己對他人的要求都極嚴，從不輕許於人，此次選用這十個字毫不含糊地讚美劉賓雁完全是個「特例」。賓雁確實無愧於錢先生的衷心讚譽，他確實是個響噹噹、火辣辣的鐵肩赤子。
到海外之後，我們見了幾次面，幾乎每次都會有些爭論，彼此都是「性情中人」，不懂拐彎抹角，我總是要質疑他的泛道德主義和「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而他總是要批評我「太個人化」，爭論之後彼此還是高高興興。惟有到了一九九六年，讀到他的批判《告別革命》的文章，我才意識到我們之間的政治理念確有相當大的差異。他的批評文章措詞相當尖銳激烈，以至說李澤厚和我主張「告別革命」是為了「討好政府」，我讀了感到驚訝，並疑心這位「包公」身上是否也有一點專制的味道。過了一些時候，沒想到他卻打電話給我，說發了那篇批判《告別革命》的文章之後，心裏一直感到不安。他的聲音是誠懇的，這就是劉賓雁，即使理念不同，但人性深處那條善根是不會中斷的。人是豐富的，各人有各人的政治立場，但其生命境界、道德勇氣、人格精神卻是一種獨立的、超越政治的存在。我始終敬重賓雁兄，正是敬重他身上這種獨立的人格氣象。我相信，這種美是不朽不滅的，無論是在時空中還是在我心中。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二〇〇五年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