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進入了冬季，空氣污染成為席捲南北的同一個問題。如此複雜的一個問題，卻被簡化成城鄉差別問題，具體表現就是嚴禁農民焚燒秸稈，違者可以處以拘留一個星期或一兩千元罰款。收穫之後的鄉村，鄉村幹部及靠衛星聯動的執行小隊像幽靈一樣監視着田野。
秸稈焚燒帶來的污染問題，從一個邊緣的致污原因，逐漸過渡為影響城市空氣質素的「主要來源」——這以遷移的過程，既是行政不作為及在工業治污上乏善可陳轉嫁焦點的結果，也是大陸長期以來習慣以農村、農業與農民作為最終埋單者的社會心理使然。
大陸在京奧之後，開始將空氣質素納入大型運動會的舉辦條件中，為此不惜關掉工廠，以保住政府面子。等到通過大型運動會來推行政治牌與販售國際形象的模式逐漸式微之後，社會組織開始提出空氣治理的要求，出於各種需要，政府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
一個標誌是PM2.5成為城市空氣的主要指標，圍繞這一個數值，一度出現過美國使領館與中國政府之間的牴牾。在國外PM2.5勢力的帶動下，官方推出自己的PM2.5數據，並且通過取消美領館數字的公共傳播，確保這一可疑的數據監測具備權威性。
顯然，為了彰顯國產PM2.5數據的可信度，僅僅壓制美使館的監測是不夠的，製造一個空氣污染的「敵人」、一個罪魁禍首成為聰明的花招。由此，農民焚燒秸稈就在空氣議題上被過度突出，在農民與城市污染之間建立了因果關係，並且用強化的政府行為鞏固它。
在許多權威的監測中，秸稈焚燒都是遠遠次於工地揚塵、汽車尾氣、礦山開採、工業排放之後的污染成因。但是這麼多工業化的成因，因為與政府利益緊密捆綁，少有反制的意願，而農民因為其沒有話語權力，在這個政權中長期被利用，因而就自然成為替罪羊。
在將秸稈製造為空氣污染禍首一事上，政府的優勢明顯。一是市場化媒體被收服之後，為農民說話的媒體極其少見，容易將秸稈焚燒妖魔化;二是城裏人處於對空氣污染的恐懼心態，在無力監督政府正確行事的情況下，對解決秸稈焚燒的舉動抱以勢利的「樂見其成」心態。
在農村，農民對待秸稈的舉動被納入了嚴密的監控中。在設立了嚴厲的處罰措施之後，鄉村幹部在衛星的指導下，嚴防死守一絲一毫的火苗。對於膽敢抗命的農民迅速捉拿，對火苗迅速撲滅。然而，在禁令之下，農民的利益絲毫沒有保障，成為最容易犧牲的群體。
禁止秸稈焚燒，就意味着將秸稈打碎埋入耕田，這已經違背了傳統的耕作方式——但這種「違背」不是作為新技術推廣出現的必然後果，因為它對不焚燒所帶來的隱患毫不在意。一些農業產區無法焚燒秸稈，在秸稈直接入田後，病蟲害急劇嚴重，就是明證。
空氣治污從一個全面的議題、需要一攬子解決方案，窄化為農業的問題、農民的問題，最終秸稈禁焚成為唯一執行的舉措，並且用嚴酷的措施保證實現，再次將農民置於整個治污「食物鏈」的最下游。城市再一次用私心與顢頇，將農民「獻祭」給一個愚昧蠻幹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