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少奇就一直是中共第二號人物。可能劉也意識到這一點，儘管他知道毛澤東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問題的嚴重性質，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本文摘自《革命年代》，作者高華，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台後，高級幹部在驚嚇之餘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為黨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感到慶幸，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澤東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轟大嗡皆流於形式，現在毛澤東到了下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台?
1970年，毛澤東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斯諾：《漫長的革命》，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頁。)
但這是事後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他檢討後，他似乎寬諒了他，儘管可以看到的線索是毛澤東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可是毛澤東的思路又是何等的複雜多變，在做出決定後，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貫風格(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49頁。)，這也是為何他會獨自一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澤東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志們很難猜度，只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會上的講話記錄，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1833頁。)，但他們都不願也不敢在這微妙敏感的時刻去影響他的決定。毛澤東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少奇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引自於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總第91期，第39、36頁。)。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畢恭畢敬，60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少奇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澤東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反對劉少奇的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
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少奇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可能劉也意識到這一點，儘管他知道毛澤東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
從6月20日後，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與劉發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況。一年後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澤東會見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時插話說：現在沒有犯錯誤的同志，都是事先經主席交過底的(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6頁注釋(2)。)。
毛澤東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麼，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即使在蘇聯、東歐國家，這也屬平常現象。1957年，赫魯曉夫不也搞出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創建共產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這是何等令人血脈賁張，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毛澤東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他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說到底，在他看來，劉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約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澤東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後能否勝利，現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阻擋不住毛澤東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後，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參見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引自斯諾：《漫長的革命》，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69頁。196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文革」這一段「是歷史上的小插曲」，參見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上)，第3頁。)，但那是以後的事，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即，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器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澤東將以人民的化身來指導革命。他將暫時把黨機器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他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毛澤東已不願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唯有人民的化身毛澤東，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思索。
毛澤東在6月思索的果實很快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表現了出來。1966年7月16日，一聲驚雷震驚中國和全世界，73歲高齡的毛澤東在武漢橫渡長江，突然在人民中現身，在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澤東與人民已水乳交融，毛澤東終於實現了領導這場革命的具體形式。幾個月後，他說，通過三件事，吹響了「文革」的號角：批准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8月1日寫給紅衛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毛澤東在6月的思考終於點燃起沖天的「文革」烈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