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外界對北戴河究竟是否有會霧裏看花之時，作為黨媒喉舌的中共《人民日報》突然刊出一篇〝奇文〞，大談官場上的〝人走茶涼〞應當辯證看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應當成為新常態等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篇發表在〝思想縱橫〞欄目的評論來頭不小，幾乎就是比着江澤民量身定製的一篇討伐檄文。連一向謹慎的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都毫不隱諱的報導說該文〝劍指江澤民〞。
文章處處影射江澤民安插親信，發揮〝余權〞，目的就是為了〝千方百計延伸權力〞，並且〝不管政策如何、不顧政德影響，努力讓那杯『茶』始終熱着〞，結果是讓〝新領導左右為難，不便放開手腳大膽工作。〞
更為嚴重的是，在這篇文章看似茶餘閒筆的文字中，其實暗藏着兩項足稱重大的指控，看似輕描淡寫，實際暗藏殺機。
文章提到：然而，也有的領導幹部不僅在位時安插〝親信〞，為日後發揮〝余權〞創造條件;而且退下多年後，對原單位的重大問題還是不願撒手。稍不遂願，就感嘆〝人走茶涼〞，指責他人〝勢利眼〞。這種現象不僅讓新領導左右為難，不便放開手腳大膽工作，而且導致一些單位庸俗風氣盛行，甚或拉幫結派、山頭林立，搞得人心渙散、正常工作難以開展……
首先，這裏的筆端指向非常清楚，退休領導的干政造成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讓新領導左右為難，工作受阻;二是直接〝導致〞拉幫結派、山頭林立。如果回顧一下從薄熙來倒台開始，習近平與王岐山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反覆〝放狠話〞的核心詞彙，其實就是〝山頭主義、小圈子、拉幫結派〞等寥寥數語。
早在今年1月，黨媒新華網就曾刊文痛批〝或明或暗的幫派團伙〞，同時罕見直接點名〝秘書幫〞、〝石油幫〞、和〝山西幫〞等〝山頭〞。《紐約時報》對此評論稱，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拉幫結派幾乎是最令中共反感的，因為〝小團體主義〞(也被稱為〝山頭主義〞)被認為是政治破壞，危及中共集中統一的基石。而習近平上台後，這種憎惡重新浮出了水面。
而被指有親習背景的微信公號〝學習小組〞，也在此前專門摘錄了習近平針對黨內〝山頭、圈子〞的〝狠話集錦〞，稱誰要搞山頭主義這一套〝必定出事〞。
從這個角度講，人民日報〝人走茶涼〞的這篇文章，等於以直接鋪陳的語氣在指控：退休領導的持續干政，是造成〝拉幫結派、山頭林立〞的總禍根。如此一來，前面針對薄周徐令等高層官員的處置，全都成為一種鋪墊——因為他們大搞幫派山頭只是結果，而並非原因。
其次，文章中明確指出，喜歡干政的退休領導採取的手段是〝安插親信〞，目的就是為了制肘、架空後任。同時，在退下多年後〝對原單位的重大問題還是不願撒手〞。這就帶來一個非常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這篇文章是為江澤民量身定做，那麼江持續至今都不願撒手的〝重大問題〞究竟是哪些?
粗略看去，似乎不得要領，以貪權戀勢廣受詬病的江澤民幾乎對一切權力都不願撒手。但如果細細分析就會發現，對中共這個信奉〝槍桿子裏出政權〞的邪教來說，軍權握在誰的手裏，當然是最關鍵的〝重大問題〞之一。事實上，江澤民在退下後，苦心孤詣架空胡錦濤，除了在政治局安插親信制肘外，真正靠的就是郭伯雄與徐才厚替他掌控軍權。
並且，江澤民甘冒黨內外無數抨擊死也要抓緊軍權本身並不是目的，他真正的目的是要確保在其有生之年不能被人翻案清算。
2012年8月，香港《動向》雜誌曾經披露，江澤民在按程序交出黨權(總書記職務)之前，於2001年2月借〝貫徹三個代表〞的中央會議之機，明訂兩條所謂〝政治遺囑〞：其一，絕不允許鬆懈打擊法輪功的鬥爭;其二，對〝六四事件〞定性的〝黨的結論正確性〞不容改變。
報導說，這兩項沒寫進江的〝泄密大全〞，而是由庫恩所着《江澤民傳》予以披露。民間研究江澤民史料的學者將庫恩披露的兩點稱為〝江二條〞。
很顯然，對江澤民來說，這兩條才是他一生中最為擔心也最恐懼翻案的〝重大問題〞。〝六四〞關係到江上台的合法性，因為他是踩着天安門廣場的血跡走上總書記位置的;而鎮壓法輪功則關係到江澤民下台後將面臨薩達姆或者是卡扎菲那樣的命運——性命攸關，這是江澤民不會、也不敢停止干政的最深層原因。
所以，在筆者看來，這裏強調干政者〝對重大問題不願撒手〞，其實無形中已經有了一個同樣嚴重的指控：既然你一直不願撒手，那這個責任你就要一直承擔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其實並無什麼時效性，換言之，本來是一篇早點發晚點發都沒太大關係的文章。但文章依然選擇在了眾說紛紜、傳聞已久的〝北戴河會議〞期間見報，其目的顯而易見：文章所提到的內容，包括暗藏的指控，可能都將成為北戴河〝務虛討論〞的焦點。今年的北戴河，恐怕遠不像官媒放風的那樣一派放鬆和諧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