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軍隊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標誌是毛澤東對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軍應當支持左派廣大群眾。」因為安徽要批鬥省委書記李葆華，南京軍區不知道該怎麼辦好，要求軍隊組織警戒。南京軍區接到安徽省軍區報告，不敢怠慢，馬上請示中央軍委，毛批了：「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軍隊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迴避了。曾任黃永勝秘書、長期在廣州軍區供職的遲澤厚在接受葉曙明訪問時曾回憶，一月風暴以後，軍隊就坐不住了，特別是1月23日的指示下來後，軍隊就要介入了。緊接着2月北京開生產會議，要軍隊出面抓生產，因為省委、政府都癱瘓了。廣東省就由陳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軍區政委，當然責無旁貸了。陳德去北京開會。趙紫陽也去了。他們回來還議論，趙紫陽雖然是走資派挨鬥了，但到北京還照住京西賓館的套間，陳德是實際負責的，卻只是住單間。說明上面對趙紫陽還是以禮相待的。
1980年10月17日，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
遲：文革期間，全省唯廣州市馬首是瞻，跟着廣州市走。廣州市的文革清楚了，全省的局面也基本可以帶出來了。在廣東，各地對廣州軍區還是很尊重的，軍區的號令是暢行無阻的。地區與上面公開唱對台戲的情況不多，不像別的省，上面搞一套，下面搞一套，政令不通。這在全國各地文革中是很普遍的，但廣東基本沒這種情況。像肇慶軍分區，有一段時間對旗派的支持多一點，後來步調也都統一起來了，沒有公開對着幹。
問：在文革初期，軍隊是怎樣介入地方文革的呢?
遲：軍隊對介入地方文革毫無思想準備。回想起來，介入文革的過程是很可笑的。最早介入是1966年9月1日，周恩來總理電話指示，地方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電台比較亂。電台是地方最要害的部門，必須嚴格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現在省里出現一些不聽招呼的苗頭，要求軍區派工作組進駐。工作組的組長是廣播事業局的局長，副組長是李鴻傑，是軍區作戰部部長，剛從四清崗位上回來。還有組織部長羅興洲當政委。這兩個人帶了機關幹部二三十人，都是軍區司令部的老同志，老參謀，進駐電台。
問：黃業也去了吧?
遲：黃業後去。你說起黃業，對了，他去了。黃業和李鴻傑他們意見不太一致。黃業現在已經去世了。
那時地方文革已經開始了，五·一六通知以後形勢很亂，要求加強領導，這樣就去了。他們一直在電台參與文化大革命，參加業務領導，但並不明確是軍隊介入地方文革，只是執行工作組任務。我們軍隊執行工作隊任務，這是歷來很明確的——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嘛。那時好多人都參加了四清，我也參加了四清，黃永勝全家也報名參加了，陶鑄也去了花縣(現在的花都)。所以大家對參加工作組，認為是責無旁貸，但對參加文革的思想並不明確。
隨着文革的深入，兩派組織的出現、對立、鬥爭，軍隊的日子不好過了，卷到兩派裏面去了，你總會傾向一派，反對一派吧。軍隊當然歷來主張穩定，抓業務，在組織上講成分，從這些去判斷一個組織。這樣的必然結果就是支持了保守派，造反組織的成員當然感到軍隊工作組是絆腳石了，慢慢就把鬥爭矛頭指向軍隊工作組了。
大概是1967年1月17日，副司令員溫玉成、參謀長閻仲川找我——我那時還是軍區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科副科長，管着一班秘書——對我說：今天省電台開批鬥會，批鬥李鴻傑、羅興洲，叫溫副司令去，溫副司令原來表態可以考慮，沒有拒絕，講了官話。但後來研究了半天，認為不能去。群眾說(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破壞文革、鎮壓群眾，要對他們採取組織措施。溫玉成是軍區副司令員、軍區黨委常委，你怎麼表態呢?那是要馬上表態的。研究來研究去，不能去。不能去怎麼辦?就叫我代表他去。
我說我一個小科長怎麼能去?溫玉成說：「你就說今天沿海有情況，粵東有情況，我在作戰室離不開。」那時國民黨經常來搗亂，特務船來偵察是家常便飯。我問：「我以什麼名義去啊?」「你說你是首長秘書科科長。」其實沒有一個首長秘書科，秘書科就是首長的秘書，我管的就是首長的秘書。他為了表示我地位的重要，就說是首長秘書科科長——那時軍區沒有處，只有科。現在叫處長了，那時叫科長。
於是我就一個人去了。那天晚上我準備挨鬥一夜，本來我從來不穿大衣，那天我把大衣也帶上了。坐車去到那兒，我就叫司機回去，「你不要管我，到時我自己想辦法回去。」那天很冷，是廣州入冬最冷的一天。一到大門口，軍訓部一個副科長曲長兵(?)在等我。我們就進去了。我首先聲明：「溫副司令今天本來要來參加會議，但今晚粵東有情況來不了了，叫我代表他聽取大家對軍區工作組的意見。你們有什麼意見，我一定負責回去向軍區領導轉達。」
接着就鬥李鴻傑、羅興洲，說他們鎮壓群眾。鬥到12點多就結束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的車已經放回去了。散會以後，大家興高采烈地騎着單車，坐着大交通車走了。我沒有車啊，半夜了，就自己從省電台一直走回軍區。
問：這就是1月份沖電台那次事件嗎?
遲：沖電台是軍管以後，軍管以前沒沖電台。
問：這次電台的批鬥會，是軍管以前的?
遲：是軍管以後。軍管有大軍管，小軍管。電台是先搞的。廣東全省軍管是1967年3月15日。那是大軍管。在此之前，電台已經實行有名無實的(小)軍管了，軍隊工作組去幹啥?就是去軍事管制嘛。在1966年9月1日至1967年3月15日之前，也就是軍隊進駐之後，電台發生過幾次兩派的衝突，其中有北京的紅衛兵。
軍隊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應該是1967年1月23日，毛澤東對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軍應當支持左派廣大群眾。」因為安徽要批鬥省委書記李葆華，南京軍區(似應為安徽省軍區——葉注)不知道該怎麼辦好，要求軍隊組織警戒。南京軍區接到安徽省軍區報告，不敢怠慢，馬上請示中央軍委，毛批了：「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軍隊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迴避了。軍隊過去是很謹慎的，不能干預地方黨委的事情。但這時地方黨委實際上已經基本癱瘓了，政令不通，趙紫陽這幫人已經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這之前已經感到一點苗頭了。除了電台工作組外，應該說，我是軍區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書科副科長，是首長的參謀、助手，當時文革席捲全國，對軍隊的衝擊很大。首長也很關心，我要向首長提供一些情況。1月23日的指示下達前，閻仲川就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況。我代表軍區去找北京三司駐廣州聯絡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華井岡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聯絡站在廣東工學院。
1月23日的指示下達後，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們到處去調查。廣州名氣比較大的造反組織都去了，像地總——就是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後來周恩來說，名字這麼長，就叫地總吧。莫超海是名義上的主管，他是廣東人，比較斯文一點;孫亦武是江蘇人，復員兵，廣州氮肥廠的，他是武鬥司令。這些組織我們都去了。
軍隊介入文革，廣東應該說是沒有思想準備，是奉命行事的。到了1967年1月一月風暴以後，軍隊就坐不住了，特別是1月23日的指示下來後，軍隊就要介入了。緊接着2月北京開生產會議，要軍隊出面抓生產，因為省委、政府都癱瘓了。廣東省就由陳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軍區政委，當然責無旁貸了。
陳德去北京開會。趙紫陽也去了。他們回來還議論，趙紫陽雖然是走資派挨鬥了，但到北京還照住京西賓館的套間，陳德是實際負責的，卻只是住單間。說明上面對趙紫陽還是以禮相待的。會上要軍隊抓生產，成立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那時還沒有實行軍管。到3月初，內部就下通知了，廣東要實行軍管。3月15日就全省實行軍管了。廣東省、廣州市同一天掛牌成立軍管會。
問：1967年2月8日發生的「二·八沖軍區事件」是怎麼回事?
遲：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國幾乎沒有例外，軍隊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麼叫保守派?就是以工農為主體的，比較擁護、支持、接近黨政機關的，主張小修小補的，也就是過去說改良的這麼一些群眾組織。他們擁護文化大革命，響應偉大領袖號召，參加文革，但你說要打倒廣東省委、打倒廣州市委，他們就感到過頭了。撤換某個領導可以，但如果說整個都是黑線，他們就接受不了。
廣州是通過幾件事來鑑定造反派和保守派的。1966年12月查封《羊城晚報》。造反派說它是陶鑄的黑典型、黑工具、黑據點，要查封。那時《羊城晚報》已經改名叫《紅衛報》了。原來的報名是陶鑄題的字，後來不敢叫人題了，就改成三個黑體字：《紅衛報》。但還是換湯不換藥啊。造反派要查封《紅衛報》，有人就反對。反對的這批人後來就成了保守派，擁護查封的就是造反派。廣東的幾件大事，封《紅衛報》是最早的一次事件。
1966年11、12月，兩派開始對壘分營，到1月就公開化了，鬧得很厲害。特別是1月22日省委、市委奪權。廣州幾個造反派組織，中山大學的中大紅旗，號稱有兩三千人，那是吹牛。中大紅旗的核心組織是中大八三一戰鬥隊，頭頭叫武傳斌。還有華南工學院的高翔(華工紅旗)這些組織，聯絡了外地的組織，什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其實那時已經沒有軍事工程學院了，改成東北黑龍江什麼工業大學了，那些人拉大旗做虎皮，還叫哈軍工駐廣州聯絡處，頭頭叫凌雲(化名)。這小子很壞，他把十幾個組織弄在一起，模仿上海工總司聯合奪權，一下子衝到省委，把趙紫陽、林李明、尹林平、張根生抓到一塊，要奪他們的權。趙紫陽這時候就表示，這是大勢所趨，擁護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小將的行動，我們接受吧。就把大印交給造反派了。
造反派不是一個組織，他們就成立了一個聯合組織，叫省革聯。讓趙紫陽他們到省委旁邊一個小院的東一樓去辦公，別到省委大院了。他們提出一個口號：你們聽我們的，我們聽毛主席的。也就是你們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但中間要經過我們。就像先知默罕默德，只有他能夠聽到真主的聲音。造反也知道省委的工作中斷也不行，所以要監督他們辦公，繼續以省委名義發號施令，但拍板的是造反派。
後來說他們實際上沒有奪到權。周總理挖苦他們：你們就奪了個木頭疙瘩，奪了幾個圖章。後來造反派也起內鬨了，說省委是和平交權，和他們搞到一起了。造反派內鬨最典型的就是一·二五公安局奪權。1月22日省委、市委奪權後，公安局是大單位，也要奪權。它有個組織叫一二五總部，是(公安局內)最大的群眾組織，它就奪了權。有些造反派組織(很多是外來的)不同意，他們內部(不是保守派，而是造反派內部)不贊成一二五總部奪權。1月25日晚上，不同意奪權的那些組織聯合了一些反對組織，要反奪權。不是要把權交回給原來的局領導，而是他們自己要奪權。
那天晚上兩派就打起來了。我在現場給他們調解。我記得那天黃業好像也去了。調解不行，最後打起來了。
問：有多少人參加了?
遲：我估計里里外外有萬把人吧。一二五總部很多人在裏面頂住，關起鐵門。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戰術，使勁往裏擠、擠、擠。頂到最後像決堤一樣，「嘩」的就沖開了，一下子衝進去了，就把一二五總部砸垮了，來了個二次奪權。從那以後，一二五總部本來是造反派，後來成了造反派裏面的一個「修正組織」。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認它，它自己也不甘當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認它是響噹噹的造反派。變成游離於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這麼一個組織了。
問：當時對「奪權」與「接管」有沒有區別?因為我看到一些材料說對省委、市委是奪權，對公安局是接管。
遲：一·二五奪權是和公安局長、原來的局領導(一起的)。這大概可以說是接管，但後來就是奪的嘛。白天他們把權接過來了，但造反派不同意，到晚上又把權奪了。但奪了權以後，這些人主要是外來的，他們不懂公安，掌不了權，所以實際上公安局癱瘓了。公安局是有業務的啊，不像大學奪了權，不上課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