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海瑞罷官》的吳晗說過：「在封建時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連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諱。……至於罵皇帝，那是沒有聽說過的，……真正罵過皇帝，而又罵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這個說法影響了太多人，以至「海瑞罵皇帝」差不多成為一個成語。現在我們說到「罵皇帝」，恐怕許多人都會想到海瑞。海瑞確實罵得痛快淋漓，直接說嘉靖皇帝「薄於父子」、「薄於君臣」、「薄於夫婦」，有刺激性的是這一句：「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明史》本傳)
不過，若我們受吳晗先生所誤導，以為歷史上只有明代的海瑞才敢這麼痛罵皇帝，那就錯了。事實上，宋人罵起皇帝來，可比海瑞凶得多。
北宋仁宗朝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歲的蘇轍參加制科考試(一種為選拔人才而特設的公務員考試)，這位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新進士，所做的策論將矛頭直指宋仁宗：「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
蘇轍稱宋仁宗「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應該說，這是不實的指控，因為仁宗的私生活還是比較克制的。原來蘇轍是「聞之道路」，聽信了坊間的流言，便在策論中不客氣地指斥皇帝。當時有大臣提出，「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議仁宗罷了蘇轍的功名。但宋仁宗極力回護少年輕狂的蘇轍：「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並未降罪，反而授予蘇轍官職。皇帝也沒有要求蘇轍交待謠言來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間何以有謠言傳布。一樁小事，就此翻過，風輕雲淡。
宋光宗時，一年因「雷雪交作」，天有異象，皇帝下詔求言。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學生，便上書皇帝，以非常嚴厲的語氣斥罵宋光宗自即位以來，「宴遊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以夜」。光宗是一個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檢點，氣度也遠遠不如北宋的仁宗，「覽書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說將此人抓起來，謫遠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這一刑罰，當時叫做「編管」。
但眾臣堅決不同意將俞古「編管」，因為「言事無罪」乃是朝廷的「事體」，不可破壞。光宗只好將對俞古的處罰改為「送秀州聽讀」，即送到秀州的學校，在官方監護下繼續讀書。但中書舍人莫叔光拒不起草處分俞古的詔書，說「弭災異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後，「事竟寢」，對俞古不再有任何處罰(《嘉泰會稽志》)。這一事件也成為一條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被後來的士大夫援引來證明「言者無罪」，以對抗壓制言論的權勢。
宋光宗的孫子理宗在位時，由於在一次禋祀中遇到雷雨，理宗大驚，也下詔求言，以答天譴。漳州通判王邁應詔上書：「天與寧考之怒久矣!」(《宋史》本傳)「寧考」指宋理宗的皇考宋寧宗(即宋光宗的兒子)，王邁這是借「天怒」表達他對宋寧宗的強烈不滿，說寧宗荒廢乾綱、逾旬不視事，朝中小人當道，老天爺都震怒了，所以天降種種災難來懲罰寧宗。王邁對着皇帝直罵他的皇考，結果被台諫官彈劾「妄論倫紀」，貶到吉州當通判。
宋理宗本人，也被士大夫當面痛罵過：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對理宗說：「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宋史》本傳)就差直接說宋理宗是商紂、周幽那樣的荒淫之君、亡國之君了。請注意，這不是書面上的奏疏，而是王伯大在「進對」時候，當面痛責皇帝的。我不知道理宗聽後是不是心頭大怒，但他卻不能因此將王伯大治罪，只能承認愛卿所言有理。
相比之下，明代的士大夫罵皇帝，就要冒着被殺頭的風險了。海瑞上疏罵嘉靖之前，自知必死，便買了一口棺材，與妻兒告別，又遣散了僕人，就等着皇帝來抓他。嘉靖看了海瑞之疏，果然暴怒，將奏疏擲於地，大呼左右，快快，將海瑞抓起來，別讓他跑了。左右侍衛告訴皇帝，此人不會跑的，他已經買好了棺材。嘉靖將海瑞關入大牢，但遲遲猶豫要不要殺了他。未久，嘉靖駕崩，海瑞這才出了獄。不過明代政治雖然嚴酷，但士風挺立，敢罵皇帝者絕不止海瑞一人，如田大益痛責萬曆：「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明史》本傳)
入清之後，才不復聞「罵皇帝」之聲。修《明史》的清人張廷玉甚至對敢罵皇帝的明代士大夫頗不以為然，說，「絞訐摩上，君子弗為」。當然問題的實質並不是清代士子更「君子」，而是時代的風氣已變，士子的脊梁骨已斷。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復宋明士大夫之精神，並重新評價明人的「絞訐摩上」行為：「明人則一人言之，咻咻然群起而和之，學士大夫采其一疏，互相標榜曰，是真敢言者也。」(《郭嵩燾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