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內，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官僚們志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體制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9〕，即權力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一個一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係的社會集團之中。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有權的人和沒有權的人之間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
官方文革史維護原來的意識形態，維護專制制度，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就難免違背文革的歷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響，站在人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對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僅僅是讓後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敗的原因和尋求擺脫社會危機的出路。這是因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續。但是，對文革的研究卻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個決議的限制。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文革的敘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藍本。這個決議根據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以折衷和妥協的態度來寫文革，當然不可能忠於事實、窮究事理。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10〕把毛澤東1956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思想理論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是不能脬眾的。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1〕。這一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佈，最後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革命家出身的、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鬥爭考驗的劉少奇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一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台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五一六通知出來後，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派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抵抗。這一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老百姓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擔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的事實，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1973年8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幫」。〔12〕此時，老幹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1969年4月以後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後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他們不可能利用毛澤東，他們只能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個別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所以，將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這個專用名詞用「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置換更為接近歷史事實。
由於已經否定文革，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幹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曾經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參與迫害幹部、鎮壓群眾的事實，也掩蓋了一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杭州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說：「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詩興大發，寫下了「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的詩句。在極權制度的頂層，沒有溫暖，沒有人情，沒有道德。他們都費盡心機地揣磨最高的意圖，並千方百計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拋出，他們不僅極力劃清界限，還像一群惡狼，迅速衝到被拋棄者身邊，瘋狂地撕咬他的屍體。這些文革中的真實情況，官方文革史完全迴避。
在官修文革史對幹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幹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一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極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寫文革史是危險的。你提出任何一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你寫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你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處境，有着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文革是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鬥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N空間維度中反覆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覆覆的鬥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一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一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一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感情糾葛。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沒有客觀就沒有真實，沒有冷靜就沒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場，也不站在文革親歷者的個人立場，那麼，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呢?我同意丁東先生的看法：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13〕當然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因為人們很難超越自身環境的局限。
注釋：
〔1〕王力雄也有這一看法，王：《中國從文革得到什麼?》，2006年4月寫於阿克蘇、北京
〔2〕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在文革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共230萬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萬幹部的19.2%，雖未立案審查，但被錯誤批鬥、關押的幹部和受株連的人為數更多。其中，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佔同級幹部總數的75%;有6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的冤假錯案近兩萬件，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大批好的官員也會受到殘酷的迫害。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頁
〔3〕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的談話。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頁
〔5〕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6〕《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中組發〔1983〕6號，1983年4月23日)
〔7〕在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拉鋸」的地方，共產黨將地主的財產分給農民，共產黨的軍隊走了以後，對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稱為「還鄉團」。1975年10月，賈啟允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行前鄧小平要他放手「整頓」，「不要怕當還鄉團」。
〔8〕弗·奧·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02頁
〔9〕吳敬璉先生把「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稱為「權貴資本主義」。
〔10〕《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頁
〔1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頁
〔12〕王年一：《漫談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版
〔13〕丁東：《文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三味書屋，201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