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文革前的種種針對官僚集團的鬥爭都是通過官僚集團實行，都是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他發現，過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為自己動手術那樣，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他自己直接成為底層群眾的代表，甩開官僚集團，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火燒」官僚，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1〕
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實現「天下大亂」，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讓無政府狀態長期存在，要恢復秩序實現「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衝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
文革初期毛揮動他的左手，鼓勵造反派衝擊官僚，讓造反派將官僚們「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銳的條件下，哪能「燒而不焦」?〔2〕文革後期毛澤東揮動他的右手，讓官僚們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們「不要整他們」〔3〕，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經結下深仇大恨的情況下，重新掌權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這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被毛當作「砸亂舊的國家機器」的工具、用來敲打官僚集團的石頭——造反派，最終被這架不可停止轉動的官僚機器壓得粉碎。
歷史上的大劫難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對文革的補償因素就在文革遺產之中。然而，由於官方利用政治權力規避毛澤東和極權制度對文革的責任，官僚體制沒有改變，歷史的大補償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團，廣大群眾繼續吞咽專制制度的苦果。
無論從意識形態層面、道路層面和制度層面來分析，文革必然失敗。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山河一片紅」時，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經失敗，因為革命委員會完全是舊制度的復歸，沒有一點制度創新;毛澤東發動文革最重要的夥伴林彪出逃以後，進一步表明文革失敗，毛澤東因此健康大為惡化;鄧小平出山後搞「全面整頓」，加速了文革的失敗;1976年的「四五運動」，表明文革已經喪失民心，文革失敗已成定局。
文革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革領導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毀的舊制度，在文革後期已完全恢復。
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千3百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這兩組數據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雖然數字不能確切，但可以確切地說，文革對中國來說，是一場大劫難。還有文化上的劫難。
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4〕文革這場大劫難也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而補償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遺產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遺產呢?
第一，摧毀了官方長期塑造的共產黨和官員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種對黨組織的盲目信任、對官員的盲目尊敬已不復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別是1957年以來，共產黨不可批評的神話。對共產黨奴隸式的服從已被懷疑和批評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機」來概括這種現象，而這種對政治權力的不信任恰恰是從臣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的必要條件。
第二，摧毀了長期灌輸的意識形態。文革依賴意識形態而發起、而運行，文革的失敗使意識形態大廈崩潰，中國人從此擺脫了幾十年的精神桎梏，從荒唐的意識形態神話中覺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五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多數人不相信共產主義。官方認為這是「信仰危機」。這種對精神枷鎖的「信仰危機」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條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機」和「信仰危機」，使得群眾思想空前活躍，普通百姓的獨立意識開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年的西單牆，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後的思想解放。這種思想解放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也是以後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條件。
第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殘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惡昭彰。它不僅傷害普通百姓，也傷害到整個官僚集團特別是鄧小平這類高層。丟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屠刀，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第四，「無法無天」的「群眾專政」不僅傷害了普通百姓，也傷害到高層官僚。官僚們復職以後重視法律建設。雖然官僚們構建的法制與真正的法治社會相距甚遠，但畢竟邁開了走向法治社會的一步。
輝煌一時的意識形態的大廈已經是一片廢墟，強大無比專政機器已經鏽跡斑斑，鐵桶般的極權制度已經百孔千瘡。多數民眾已經覺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負的官員準備行動，改革開放的列車轟隆而來。從此中國進入了加速現代化的重要時代。這就是歷史對文革這場災難的補償!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着文革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文革責任的追究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強調，「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5〕「跟隨林彪、江青一夥」實際就是跟隨毛澤東。如果鄧小平提出的這個用人標準是正確和必要的的話，他們卻採取了雙重標準。文革後清查「三種人」時，對「恐怖的紅八月」中骨幹人物卻大加保護，在改革開放以後大都走上了領導崗位，因為他們是官僚的後代。而對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個文件〔6〕，要求對文化革命的頭頭「記錄在案」，還要求今後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必須看這些檔案。為了落實這個文件，各單位對文革期間在校的大學生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對一些人限制使用，從而壓制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麼，不改什麼。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對造成文革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卻全盤繼承。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革前那個政治體制：一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成為新的權貴。
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錯位：勞動者、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較少的權貴集團卻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條件下，權貴們都搶佔一切有利的先機：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參軍;普通百姓子弟務工務農的時候，他們的子弟被「推薦」上大學。第一波出國鍍金的是他們，利用父兄的權力地位下海經商成為億萬富翁的也是他們。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後，沒有記住產生文革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7〕，除了對造反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着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革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大老闆，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革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哈耶克說：「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8〕在當今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