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共五大召開期間，瞿秋白與楊之華在會場合影
瞿秋白短暫的一生，如果做稍細一點的劃分，可以分為八個時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時期。這時期，基本在家鄉常州度過，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於家境的極度困窘，曾在無錫一所鄉村小學任教。這期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張太雷在常州府中學堂同學。因張太雷一堂兄與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與少年張相識並成為好友。後來，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後又經張太雷介紹，加人中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以蒼涼悲戚的心情，回顧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並認為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在某種意義上，不妨說，在與張太雷相識的那一刻，這種「誤會」就開始了;從這一刻起，瞿秋白自認為的悲劇命運就被決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個時期。這時期基本在北京度過，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親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愛的母親不堪貧困的重壓而自盡，從此親人們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辭去無錫鄉村小學的教職，隻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黃陂都曾逗留。其間還考入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習英語，但終因學費昂貴等原因而中途退學。1917年暮春時節，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純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資助而進北京大學學習，但堂兄卻愛莫能助，於是只好去應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試，卻又未能考上。但其間，曾去北大旁聽胡適等人講課。
後來，因為教育部所屬的俄文專修館無須繳學費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學俄文。在那時的中國，願意學俄文者並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對之並無興趣，終於學起了俄文，實在是無可選擇的「選擇」。但這一次「選擇」，也將對瞿秋白此後的人生產生深刻的影響。在北京期間，因辦刊物而拜訪過陳獨秀，因參加李大釗等人創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而結識李大釗。在這期間，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瞿秋白作為俄文專修館的學生，積極投身於運動並兩度被捕。在北京時期，瞿秋白開始在報刊上大量發表文章，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關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
這期間，值得一說的，還有與鄭振鐸、耿濟之、許地山等的相識。同瞿秋白一樣，這些人也對俄羅斯文學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與這些人一起，創建了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實在可說是俄羅斯文學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個時期，這一時期在蘇聯度過。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未畢業，便應北京《晨報》和《時事新報》招聘，以兩報特派記者身份赴蘇。這期間，向國內發回大量關於蘇聯的通訊，對國人了解和誤解蘇聯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與張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張太雷於1920年10月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初，則被派赴莫斯科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是中共派往共產國際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張太雷又介紹瞿秋白正式加人中共。
1921年6月，瞿秋曾以記者身份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期間，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任教，劉少奇、任弼時、彭述之、羅亦農、蕭勁光、柯慶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學生。1922年11月，陳獨秀、劉仁靜赴蘇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擔任陳獨秀的翻譯。由於國內工作急需用人，陳獨秀命瞿秋白會後即回國。瞿秋白遂於年底回國。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個時期，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時期，因而也是他最為活躍的時期。這期間，他曾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積極介人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寫下了大量的理論文章和小冊子。瞿秋白的理論修養實在談不上深厚，但寫作能力卻十分驚人，往往一兩個晚上，就能寫出一本小冊子。但按當時的情形來說，在開始的幾年間，他政治上的「進步」還不算很快，遲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為中央委員。但進入1927年，則「進步」神速。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後的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成為政治局委員;在1927年6月，成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則成為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此後的七八個月里，在瞿秋白的領導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發動了多次兒戲般的「武裝暴動」，以「紅色恐怖」的方式對抗國民黨政權。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個時期，這一時期在蘇聯度過。兒戲般的「武裝暴動」，當然是其興也忽、其敗也速，以致於瞿秋白們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動」。一連串的失敗和血的遊戲之後，「六大」的召開就成了當務之急。但「紅色恐怖」的後果，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已沒有可稍稍放心地開「六大」之地。於是中共請求共產國際批准其在蘇聯召開「六大」。共產國際同意了這一請求，並要求瞿秋白、周恩來先期赴蘇進行籌備。1928年5月，瞿秋白間道赴蘇。
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開幕。在「六大」上，瞿秋白雖仍是政治局委員，但會後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實際上，從這時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決策層，也結束了他政治上的黃金時期。這次在蘇聯的兩年多，瞿秋白過得極為艱難。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崛起。他們在米夫的支持下，對瞿秋白進行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米夫其時是斯大林的紅人，在共產國際東方部任專管中國事務的副部長，同葉兼任中山大學校長。
王明們的全部資本，雖然不過是在蘇聯以學生的身份吃過幾年麵包，但由於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動挨打的份。這期間，斯大林發動了「清黨」運動，蘇聯境內一片「紅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國」實行「紅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紅色蘇聯」飽嘗了「紅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們，也想借「清黨」之機從肉體上消滅瞿秋白的。他自己雖然有驚無險，但在中山大學學習的胞弟瞿景白，卻在「清黨」中「失蹤」無聲無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個時期，這一時期在上海度過。1930年三四月間，瞿秋白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婦途經西歐返回上海。這一時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蘇聯被膨化了的「青年幹部」，也鋳躇滿志地殺回國來，意欲奪取中共最高領導權，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們重點打擊的目標和必得清除的障礙。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瞿秋白雖然仍是政治局委員，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卻被趕出了政治局。
實際上，從此就離開了政治舞台。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團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閃亮登場」。原本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進了政治局。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務大師」顧順章被捕後立即叛變。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了總書記向忠發在6月間被捕。向被捕後也立即叛變。於是，王明成為代理總書記。顧順章的叛變，使中共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上海灘上，不斷有中共黨員被捕。對於王明們來說，上海灘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總書記的寶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寶座誠可愛，生命價更高。1931年10月，驚恐萬狀的王明，終於決定放棄這寶座，驚蛇入草一般逃往蘇聯。
24歲的博古，接替王明成為最高領導。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視瞿秋白為眼中釘、肉中剌。在政治上將瞿秋白完全邊緣化了，在組織上讓瞿秋白徹底出局了。這還不夠。還要在思想上、在理論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還要完全徹底地摧毀瞿秋白的聲譽。這期間，雖然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瞿秋白成了無事可做的閒人，但卻仍然要沒完沒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沒完沒了地自我批判。在被黨內同志侮辱着和損害着的同時，瞿秋白走向了文學，介入了「左聯」，結識了魯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個時期，這一時期在「蘇區」首府瑞金度過。1933年底，中共中央從瑞金髮來電報，要求本已被閒置、被拋棄的瞿秋白赴「蘇區」。瞿秋白要求夫人楊之華同行，但被拒絕。1934年1月初，瞿秋白離開上海，於月底輾轉到達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因為一切依照蘇聯的體制和稱謂，才有這種彆扭的說法，用更像人話的話來說，就是「蘇區政府」的教育部長。瞿秋白在「蘇區」的一年，物質上過着連鹽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體當然談不上治療和養息了。
其時瑞金是博古當政，為了避嫌、為了遠禍，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與瞿秋白接觸，瞿秋白精神上的苦悶就更不難想像了。這裏的問題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將瞿秋白踢開，為什麼又不肯讓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從上海、從楊之華身邊拉開不可呢?這是本文要說明的問題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個時期，也是最後一個時期，這一時期在國民黨的監牢中度過。1934年10月，「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卻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隨軍撤離。「中央紅軍」走後，「蘇區」漸被國民黨軍隊佔領，瞿秋白這些被留下的人，終於無處存身。1935年2月26日(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種說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圍」途中被捕。被捕後，瞿秋白寫了《多餘的話》。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槍殺於福建省長汀縣羅漢嶺。這裏的問題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蘇區」的博古中央，為何撤離時卻又像扔破爛一般扔下他不管呢?這也是本文想要說明的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博古中央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從上海弄到「蘇區」?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牽涉到王明、博古們為何能扳倒瞿秋白，奪取中共最高權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歲。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歲。儘管年齡相差並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際上，瞿秋白與他們，卻實在是兩代人。當瞿秋白在莫斯科與他們相遇時，在「革命資歷」上，他們只能算是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若無強有力的支持，憑他們個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當然，若無強有力者的教唆，他們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乾時，就生出踢開前輩、掌控全黨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們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後，則是共產國際，說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對於米夫為何要極力支持王明、博古們打倒瞿秋白，有關研究者4慣於從米夫的個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兩歲。
20年代初，米夫開始從事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研究，並很快成為蘇共黨內和共產國際研究中國問題的所謂「專家」，在有關中國問題上，具有重大的話語權。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1926年底，米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拋出了《中國問題提綱》(即所謂「米夫提綱」)，深受斯大林賞識。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學校長，同時在共產國際東方部任專管中國事務的副部長。其時，蘇共黨內的鬥爭已很激烈，而米夫則是鐵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產國際專管中國事務的米夫，以中國問題上的「理論權威」自居。而瞿秋白則是中共黨內的「理論權威」。這兩個「理論權威」，在關於「中國問題」上，看法卻有多方面和實質性的分歧。本來，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國內工作，也必然會與米夫相衝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開完後，瞿秋白留下來當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這樣，米夫就成了他的頂頭上司，兩人就有了一種日常性的接觸。
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當然也不會真心佩服這個中國問題上的「洋專家」。瞿秋白自然會對米夫顯示出「應有」的尊重和服從，甚至也能做到強顏為笑。但本質上是書生的瞿秋白，卻不能做到徹底隱藏和清除自己的觀點、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這當然會令米夫時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幾可證明瞿秋白的書生氣：在忍無可忍時，瞿秋白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撤換米夫的請求。
撤換米夫的請求，當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對瞿秋白的仇視。米夫除了直接打擊瞿秋白外，更要「以華制華」，而他選中自己在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王明給人們留下了野心家的強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實是典型的「銀樣蠟槍頭」，是那種繡花枕頭式的人物。應該看到，王明們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動起來的。是先有米夫鼓動王明們在中共黨內造反奪權，才有王明們的野心勃勃。
被米夫煽動起來的王明等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其實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動起來的「紅衛兵」。王明們要在黨內造反奪權，首當其衝的，自然是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和團長瞿秋白了。他們用種種手段對瞿秋白進行「無情打擊」、與瞿秋白進行「殘酷鬥爭」。此中詳情，難以盡述。這裏，只抄錄其時也在中山大學留學的陳修良《懷念楊之華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話
當時「中大」內部宗派鬥爭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黨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們想奪取中國的領導權，對中共代表團是採取對立態度的，他們特別反對秋白同志，誣衊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甚至在牆報上把秋白同志畫成一隻猴子，同時，他們也公開侮辱之華同志。
王明們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動起來的。而大陸的有關研究者，在論及米夫為何煽動和支持王明、博古這些「革命小將」不擇手段地打擊迫害瞿秋白時，總強調是米夫本人想要通過王明們絕對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運悲劇都應該由米夫來負責。這樣理解瞿秋白與米夫的衝突，應該是很不夠的。正像不能完全用個人野心來解釋王明們對瞿秋白的殘虐，也不能完全用個人品德來解釋米夫對王明們的煽動、支持。
如果說王明們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則是斯大林。最準確最簡捷的說法應該是：斯大林意欲絕對控制中共，讓中共全心全意為蘇聯服務，這樣才有米夫煽動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蘇聯喝了幾年狼奶的「革命小將」造反奪權。
清除了陳獨秀之後，瞿秋白之所以成為米夫們着力打擊的第一對象，除了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後的第二任中共領袖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瞿秋白作為中共黨內理論權威的身份。米夫要讓自己的理論成為中共的信條，就必須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還要在思想、觀念方面徹底清除瞿秋白的影響。在政治上讓瞿秋白出局，這比較容易。開一個會，米夫一通聲色俱厲的發言，王明們一番吠影吠聲的鼓譟，就能解決問題。何要在思想和理論上徹底清除瞿秋白長期以來產生的影響，就不是開幾次會能做到的。這需要較為長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譽上把瞿秋內搞臭。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閒置被拋棄後，王明團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對他進行批判、侮辱、摧殘，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原因。王明逃離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國」蘇聯後，由博古執掌中共最高權力，博古從王明手中接過權杖的同時，也接過了打壓瞿秋白的大棒。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中共地下組織在上海越來越難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遷往瑞金。
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後，之所以還不斷受到王明團伙的打擊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處。本來，米夫、王明們把瞿秋白從政治上踢出局後，就希望他從此銷聲匿跡。而如果瞿秋白果真從此匿影藏形，或許王明團伙打擊迫害的勁頭會漸衰，因為打一隻早已皮開肉綻的死老虎，自己也會感到厭煩。也許足不甘寂寞，也許是不識時務，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筆，強勁地顯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價值。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瞿秋白是並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況下，積極主動地介人「左聯」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資歷和曾經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學藝術上的修養造詣，很快便成為「左聯」的精神領袖和實際上的領導人之一。瞿秋白則更是在文藝理論問題上筆耕不綴。這一點已足以令王明團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實際的政治問題和理論性的政治問題上，瞿秋白仍然堅持發言。從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離開上海，這三年的時間裏，瞿秋白在黨內黨外的刊物上，不斷發表談論政治問題的文章，或對那種重大的政治問題發表看法，或對一些關鍵的理論問題進行闡釋。這就必然令王明團伙惱羞成怒。在王明團伙看來，這是一種搗亂，是一種對抗與挑戰。瞿秋白過去的思想理論「流毒」已令他們頭痛，豈容瞿秋白繼續「放毒」，豈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還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頑強地表現自己」，那「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就是必須繼續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用狄康的筆名，連續發表了《國民黨最大借款的目的》、《廬山會議的大陰謀》等近20篇政論時評。這批文章雖然主旨是在抨擊國民黨，但博古們卻也感到了異樣的疼痛。9月22曰，博古中央突然發佈《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對於瞿秋白的「政治殘年」，這次的打擊，可算是最後一擊。博古中央在全黨範圍內發動批瞿的同時，做出了令瞿秋白離滬赴贛的決定。這樣，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博古中央在對瞿秋白進行殘酷打擊的同時，又命令其奔赴「蘇區」，當然並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難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蘇區」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揚、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隱蔽下來並相平安無事。瞿秋白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都比周揚、夏衍們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來他早已被閒置拋棄，二來重病在身。對於博古中央來說，除了作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無絲毫價值。但他卻不能在上海養病而必須到生活條件異常艱苦的瑞金。
儘管瞿秋白極其不願意離開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執行。問題是，博古中央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這應該有兩層用意。一是為了更好地對瞿秋白進行監管。在上海，瞿秋白還可以「亂說亂動」，還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論界，繼續發揮自己的影響。以瞿秋白的書生氣質，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繼續在各種問題上發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們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實際上，瞿秋白赴贛後，就果然再也沒有寫過政論性文章。
1934年10月，「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有一部分中高級幹部必須留下。誰走誰留，成了十分敏感的問題。當時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成了最高決策機構。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計劃、周恩來則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高級幹部的去留問題，由「三人團」決定。這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實際上就由博古決定。瞿秋雖然早不是什麼髙級幹部，然而，他的去留問題，無疑是博古非常關心的。其時，國民黨大軍壓境，「蘇區」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
既如此，博古當然不會同意瞿秋白走，博古當然會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風」時期，張聞天(洛甫)有這樣的回憶：「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我記得他們規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幹部數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單交他們批准。至於髙級幹部，則一律由最高『三人團』決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手無縛雞之力，眼有高度近視;肺疾重而血常咯，熱不止則風難禁。這就是當時的瞿秋白。這樣的瞿秋白，留下，則如鼎魚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憐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臉皮去向博古這個僅次於王明的第二號夙敵求情。反正，他向張聞天開口了。張聞天也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其時也是王明團伙的要員，地位僅次於博古。張聞天當時的頭銜之一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頂頭上司。
瞿秋白能向他開口，也算是萬般無奈了。當得知自己可能會被留下時，瞿秋白一定是頗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澤東求助。時任「經濟委員部副部長」的吳亮平(又名吳黎平)回憶說，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討論轉移的會議上，毛澤東宣讀了「部級幹部」隨軍轉移的名單，其中沒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當面向毛澤東同志要求參加長征。毛主席當場沒有回答，只是說，你這個問題下面再說。」以瞿秋白的「革命資歷」，以瞿秋白的「從政經驗」，能在這樣的會上當場要求隨軍轉移，實在有些六神無主、驚慌失措了。毛澤東其時雖是「蘇維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們打擊排擠的對象，早已「大權嘆旁落」，頗有些自身難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為他在軍中的實力和影響，博古們也照樣會將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澤東當然清楚瞿秋白的命運已定，但在這樣的會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說」搪塞過去。
但毛澤東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澤東為瞿秋白求情，或許只能堅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決心。也許，其時才27歲的博古，並沒有41歲的毛澤東那樣深謀遠慮。但將瞿秋白留下，卻也並不需要如此這般的謀慮。既然瞿秋白是死敵，既然令其離滬來贛就意在從肉體上慢慢消滅他，那麼，現在有了這樣一個「根本解決」的機會，又怎能放過呢?
這樣，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來了。
1934年11月，原屬「蘇區」的長汀縣城、瑞金縣城、于都縣城、會昌等相繼失守。瞿秋白拖着發燒、咯血和浮腫的身體，隨「留守」人員晝伏夜出、東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鎮被國民黨地方武裝保安團捕獲。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監獄，後被押解至駐長汀的36師師部。被捕之初，瞿秋白偽稱名叫林琪祥，赴閩訪友，「不幸被匪擄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H，蔣介石發來密電，令「瞿匪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師「就地槍決」。
對於蔣介石來說，瞿秋白可謂是罪大惡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動，標誌着中共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開始。而這一開始，就與瞿秋白有很大關係。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六人常委之一，實際上則成了最高領導者。在南昌舉行暴動，正是在常委會上討論決策的。從這時開始，瞿秋白策劃指揮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裝暴動，大玩其血的遊戲，並積極準備「全國總暴動」。這期間，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動」外，湖北的蒲圻、咸寧、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陽、孝感、麻城、黃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陽、鄱陽、橫峰、萬安等地，廣東的廣州、海豐、陸豐、瓊崖等地，江蘇的宜興、江陰、無錫、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陝西的清澗等地，都曾「霹靂一聲暴動」。
有的地方，暴動取得一時成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張太雷在廣州準備暴動。12月11日，張太雷領導的廣州暴動取得勝利，暴動者佔領了廣州，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擊潰，張太雷也死於亂槍之中。我們還記得，是張太雷把瞿秋白介紹進共產黨，現在瞿秋白又把張太雷送上了黃泉路。雖然各地的暴動一個接一個地失敗，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強調革命正處於「高潮」，仍然認為「革命形勢」正在「高漲」。在這期間，瞿秋白中央還做出了「儘量施行紅色恐怖」的決策。怎樣施行「紅色恐怖」呢?一個字：殺!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領袖向忠發被捕。雖然被捕後立即叛變，供出所知的全部機密，但蔣介石還是下令立即「就地槍決」。蔣介石對瞿秋白的處置雖不同於陳獨秀，但也不同於向忠發。國民黨對瞿秋白，有一個堪稱漫長的勸降過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確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開聲明脫離中共，即可免死。這首先是因為瞿秋內的價值遠不同於本質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發。像向忠發這樣的人，當國民黨從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東西後，他就毫無價值了。豢養他，甚至是國民黨的恥辱。而留下一個「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卻大有利於國民黨的「黨國」。
瞿秋白被「就地槍決」之日，36師也貼出了佈告。佈告說：「凡民十六年以後，各地共匪之行動，悉由該匪唆使，以贛皖閩粵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財產，直接間接，受該匪之殺戮焚毀者，不可以計數，其罪大惡極，已不容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