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常識竟要以生命為代價，是最為可怕的時代。
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讀者可能很難想到，遇羅克的《出身論》僅僅是說出了一些現在看來屬於「常識」的問題，在三十幾年前竟會引起人們那樣強烈的感情衝動和社會轟動，不是激烈反對就是堅決支持。而且，為了捍衛常識，作者遇羅克竟然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因此，只有對「那個年代」的背景有所了解，才能「讀懂」遇羅克，才能理解這以生命為代價的文字的意義，才能認識到這一「常識」之作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就大環境而言，從1957年起，中國的政治形勢便不斷「左」傾，「階級鬥爭」日漸為「綱」。在青年學生面臨的所謂「紅」(政治態度)與「專」(文化知識)的關係中，越來越強調「紅」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被作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被批判、被禁絕;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響頗大的蘇聯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義」而被批、被禁。一代青年，就是在這種極端封閉的「革命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因此極為孤陋畸形，偏執殘酷，充滿所謂「革命理想主義」色彩，堅信自己肩負「親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隨着對「資本主義復辟」、「剝削階級時刻要奪回失去的天堂」的宣傳不斷加強，青年中更產生了一種草木皆兵、近乎病態的政治敏感。
在學校和青年工作中，日益「左」傾的「階級路線」使家庭出身，即父輩、更多的是祖父輩的階級成份越來越大地決定了個人的命運。「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青年學生在上學、就業、入黨、入團、參軍等方方面面都受到嚴重的歧視。其實，知識分子及其他「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對新社會、共產黨一樣充滿熱愛，同樣充滿共產主義的理想色彩，因此而對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一種「原罪感」，總想「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夠「無產階級化」。由於家庭背景，他們中的許多人知識面較寬、視野較廣，卻又習慣於自我壓抑。一方面，他們對從父輩影響中得來的某些「非無產階級」文化有某種深深的留戀，對日益嚴厲的文化、思想批判有種格格不入之感;另一方面又自覺努力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情調」。一方面因在入黨入團、升學參軍等問題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理解，另一方面又認為這是對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種應有的懲罰。這種矛盾產生的內心痛苦，長期難以紓解，大都抱「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謹慎處世態度。一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更是求「清白做人」而不得，背着難以擺脫的精神重負。
在這一代青年學生中，最為自信、活躍的是所謂「革命幹部子弟」，尤其是高級幹部子女。由於客觀的家庭條件和社會地位，他們具有較為開闊的政治視野和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與「當然接班人」、「捨我其誰」的優越感、特權意識在他們身上溶為一體。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才是「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最可靠的「接班人」，所以很早就表現出直接的政治參與願望。在入學、入團等各方面他們都享有特權，一些人甚至被「保送」入學，學校中的「學生幹部」幾乎全為他們所包攬，在校方的支持下對其他學生進行「思想鬥爭」。1964年「四清」運動中，在北京一些高幹子女集中的中學，部分高幹出身的學生提出不僅在教師中、而且在學生中也要進行「四清」，進行「階級排隊」，要在學生中進行與成人一樣激烈的「鬥爭」，對「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進行更為嚴厲的整肅。但是，他們認為學校給自己的照顧和特權還遠遠不夠，一旦他們的過份要求(如完全廢除考試、對其他學生進行批判等)沒有被全部滿足便認為學校「壓製革命派」。他們認為學校對「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實行「給出路」的政策，即考分極高並「積極改造思想」者也可上普通大學或重點中學是「不講階級路線」……一句話，即認為當時的教育路線「左」得還遠遠不夠。幾乎同時，由於家庭背景而能「得風氣之先」，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教改」的談話首先在他們中流傳。他們根據毛的講話精神，認為現在的學校仍是「智育第一」、「白專道路」、「修正主義統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這些都使他們此時已如箭在弦，當「文革」一開始，他們就組成紅衛兵，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不僅奪過學校大權，而且「殺向社會」，要用暴力、鮮血來實現絕對一元化、更加專制、「一片紅」的理想，成為一支在強權支持下為所欲為、令人望而生畏的衝鋒隊。
他們很清楚，自己有強大的國家機器為後盾，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便明確說道：「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紅旗》，1966年第11期)
手握「國家機器」，卻又要享「造反」之名，確令人嘆止。
他們首先破除的是考試制度。因為「文化」的比重雖早已大幅度下降，雖然他們在入學的分數線上享有相當的優惠，但「考分」的公佈畢竟成為對等級特權默默抗議和無形的挑戰。因此，他們提出應按「階級出身」和「政治表現」錄取學生，用保送和推薦製取代考試製，其實質是要實現等級特權利益的最大化。此時他們把許多學校領導人和教師打成「黑幫」、「反動權威」、「牛鬼蛇神」關進「牛棚」。這可真是一種殘酷的歷史諷刺!階級鬥爭理論、對人道主義的批判、對敵人要冷酷無情等等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這些領導和教師長期、具體灌輸給他們的，對他們從來是偏愛有加，張口閉口總是「你們是我們自己的孩子」(其他學生自然是「異已」)，沒想到結果卻「自食其果」，慘遭毒打，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痛定思痛，這正是長期進行「階級仇恨」教育的惡果。與此同時，這批大權在握的紅衛兵立即在學生中「組織階級隊伍」，按家庭出身分為「紅五類」(革命烈士、革軍、革干、工人、貧下中農)子弟和「黑五類」或「黑七類」(地、富、反、壞、右、黑幫、資本家)子弟。「黑七類」子弟被稱為「狗崽子」，不僅沒有任何權利，人生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不少學校可為「紅五類」子弟任意毆打，而且必須與自己的家庭劃清界限，甚至被強迫打自己的長輩。血統論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成為紅衛兵的信條，被譜成歌曲傳唱。紅衛兵的發起組織之一，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自來紅們站起來》一文開篇即宣告：「我們是頂天立地的革命後代，我們是天生的造反者，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接無產階級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好一個「一代一代往下傳」!在通篇的豪言壯語之下，潛藏着的卻是封建性極強的身份觀念、等級意識。對身份、門弟的強調，是封建社會的特點之一。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出身、背景極為重要，被稱為「身份社會」。這批紅衛兵以「階級」為標籤宣揚「血統論」，可說是封建糟粕借屍還魂的絕妙例證。
以「血統」為標準把學生分為「紅五類」與「黑七類」子弟的作法引起不少學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不滿和反感，但面對掌握「國家機器」的紅衛兵，他們卻又敢怒不敢言。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因出身資產階級、右派家庭而長期受歧視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羅克，以極大的勇氣撰寫並散發了《出身論》一文，力圖從理論上對「血統論」進行批判。他的主要論點是從社會實踐出發，論證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因此家庭出身對於決定一個人是否革命並不重要。「不管是什麼出身的青年放棄思想改造，都是錯誤的，對於改造思想來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並沒有任何優越性。」遇羅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他說：「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
今天看來，《出身論》只是用最簡單的事例、最簡單的理論說明了最平常的道理，但在「紅色恐怖」的當時，這卻表明了一種大無畏的獨立思考的精神，需要極大的勇氣。他，以一人對整個「國家機器」，這才是真正孤獨的挑戰者。最終，在1968年，他付出了自己年僅27歲的生命。
常識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實這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一旦常識受到普遍的破壞，生活就會極其可怕，此時人們才會感到常識的重要。而捍衛常識竟要以生命為代價，則是最為可怕的時代。
200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