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較為複雜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釋清楚。以筆者愚見，「楊余傅事件」就是一個懸案。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見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官方的一家之言當然不用說了，官方只是將一切罪過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學界之所以解釋不清這段歷史，關鍵還在於沒有把握住該事件的本質，有些關鍵的史料未曾披露，而當事人在事後由於受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諉或掩飾其中的重要情節，迴避了自身的問題，故無法客觀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來越撲朔迷離。楊成武事後所寫的《楊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筆者的看法，所謂「楊余傅事件」，其實就是「楊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綁，受到楊成武的牽連。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楊成武其人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就無法解釋「楊余傅事件」的原委。那麼吳法憲將軍在其回憶錄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價值的資料呢？筆者在此羅列如下：
（1）楊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對楊十分器重，1965年12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時，楊成武就是軍委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羅下台後，楊成武榮任代總參謀長。1967年9月中央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楊成武當了辦事組組長，相當於軍委秘書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葉群曾親自安排楊成武的女兒楊毅到《空軍報》工作，可見林楊兩家關係之密切。
（2）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好，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交辦的事，楊成武都盡力完成。1967（1966年？）年11月江青曾要楊成武去上海將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資料帶到北京，事後該箱資料被存放在軍委的京西賓館。在江青的指示下，楊成武與謝富治、戚本禹一起將該資料燒毀。1967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要求寫一個「兩條路線鬥爭史」，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都表示同意，於是責成楊成武出面完成，楊成武專門搞了一個寫作班子，幾個月後提綱草稿完成。吳法憲一看提綱，裏面只有三個人：毛澤東、林彪和江青。吳法憲極為詫異，問楊「連朱老總和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能行嗎？」楊悄悄告吳「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但是該提綱被毛澤東否定，寫作班子也被迫解散。
（3）楊成武領導下的總參寫作組寫作了一篇《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楊成武名義發表。文章發表後，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楊成武曾興高采烈地對軍委辦事組同仁說「文章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聽了廣播後，馬上就承認了自己是假黨員。」由此可見，楊成武自己是多麼重視該文的發表。然而不久，此文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批示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什麼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於相對的東西之中，就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是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垮下來。」毛澤東的批示轉給了周恩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此一批示又被轉發給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等。顯然，毛的批示對楊極為不利。
（4）1967年底，江青和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在京西賓館審查樣板戲。江青一定要林彪到場，但是楊成武因為太忙忘記了此事，結果林彪和葉群未得到通知。但是江青在現場不依不饒，非要林彪前來參加，林彪被從睡夢中拉起，迷迷糊糊到京西賓館看節目。此事引起葉群的惱怒，為此大罵楊成武和吳法憲。
（5）楊成武的女兒楊毅與空軍政委余立金的秘書單世充發生了緋聞。吳法憲讓王飛等人與單世充談話了解情況，但王飛等人未得到吳的許可竟然將單世充關押起來。當時的空軍黨委辦公室分成兩派，一派是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周宇馳，還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是黨辦的科長衛球，包括吳法憲和余立金的秘書。王飛等人有林立果和葉群的支持，衛球則有楊成武、余立金支持。吳法憲夾在中間好生為難。而此時余立金倒向了楊成武，並向林彪告狀。林彪對此事的態度是堅決支持了吳法憲，林彪認為余立金等人是要奪吳法憲的權，所以要吳堅決頂住。
（6）1968年3月23日凌晨，吳被叫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在場者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澤東見到吳法憲即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隨即決定撤換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一職，林彪推薦了黃永勝。對於如何處理余立金，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江青又提出傅崇碧與楊成武關係密切，傅長期以來都在楊直接指揮下工作，況且還有闖釣魚台的記錄，為了防範，最好也動一動。毛澤東也同意江青的建議。會議隨後決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7）周恩來立即採取措施，第一，命吳法憲派飛機立即接黃永勝進京，周親自談話。第二，周同時命令李作鵬和邱會作帶領中央警衛團部隊去楊成武家，將楊帶到人民大會堂，由林周等人談話。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談話，並準備飛機將傅崇碧送去瀋陽。第四，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決定在3月23日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傳達中央對「楊余傅」問題的決定。
（8）在人民大會堂，林彪與楊成武談話。林說楊的錯誤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林彪特別強調「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林彪還命吳法憲派飛機將楊成武一家送到武漢。江青還提議將余立金夫人陸力行一起收審，陸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檔案館工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就是陸的姐姐保管。結果陸力行也被關進北京市第二監獄。
（9）3月23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林彪奉毛澤東命講話。吳法憲回憶說「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講三個問題：一事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另外一定要講一下哲學上的『相對與絕對』的問題。」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意思作了講話，周恩來則表示完全擁護，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認為在楊成武的後面可能還有黑後台。
吳法憲最後說「『楊、余、傅事件』發生後，我曾經冷靜地想過，要說楊成武通過余立金奪我的權，那是缺乏根據的，以此為理由就撤換了他的職，太過牽強，也太過嚴厲。至於逮捕余立金，以致牽連了他的妻子陸力行，那就更是不應該的了。這裏面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麼原因，我現在也依然不知道。」
從吳法憲的會議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1）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愛將，軍委辦事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楊成武主持，倆人關係非常密切。林彪並無意打倒楊成武。
（2）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日益密切。吳法憲甚至說「江青叫他辦什麼，他就辦什麼。」可見江楊關係非同一般。
（3）所謂楊成武女兒與余立金秘書的緋聞，不足以構成楊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為，只有涉及到權力的轉換才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裏實際上就涉及了楊成武與吳法憲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就間接地形成了楊成武與林彪的矛盾。這一點恐怕才是楊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這一點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未能釐清這一矛盾。如果僅僅是兒女情長產生的矛盾，將有關人等調開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採取過激的行為。如果我們再深一步追問，軍委辦事組內部存在着矛盾，只是這一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其根源何在？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說，林彪拉他入伙，楊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這一說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楊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愛將，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入伙」的問題。以筆者愚見，楊成武是整個事件的關鍵，只有搞清楊成武的所作所為才能解釋此一事件的原委。筆者傾向於認為，楊成武逐漸倒向江青，在林彪與江青之間腳踩兩隻船，這才是矛盾產生的根源。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的有價值的資料，徹底解開「楊余傅事件」之謎。
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分裂
由於中共官方多年的宣傳，人們一提起林彪和江青，總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們乃一丘之貉。用彭真的話來說，就是：林江在做賊方面是一致的，分贓上才有了矛盾。這種提法為日後「兩案」的審判定下了基調，也成為當局多年來任意曲解文革史的準則。以筆者目力所及，大陸搞文革史研究的一些官方學者以及一些多少有點自己觀點的非官方史學研究者都很難跳出這個框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狹隘的眼光和有限的資料，往往出現一些閉門造車、隔靴搔癢的片面研究，搞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謂「科研成果」。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分析林彪和江青的關係，也就無法解釋為何後來出現的廬山會議的鬥爭和「913事件」的發生，這絕不是所謂「分贓不均」引起的矛盾，而是有着異常深刻的背景，探討這些關係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揭開歷史深層的內涵。
對於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吳法憲的回憶錄給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線索。筆者現作如下歸納：
（1）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矛盾激化。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後，其行事風格大異於其前任楊成武，黃永勝不買江青的賬。由於有毛澤東的批示，軍委辦事組有關軍隊調動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極為不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罵黃永勝和吳法憲，並不許二人參與會議，還要寫檢討。但林彪支持黃吳，堅決不寫檢討，以致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都受到江青的阻撓，最後周恩來不得不請示毛澤東，才使黃永勝成行。周恩來關照陳伯達去機場為黃永勝一行送行，回國時也去迎接。但由於江青的反對，陳伯達竟然不敢赴機場迎送。可見江青的霸道。周恩來亦曾率黃吳等人去江青處表示團結，但卻遭江青破口大罵。這些早年與毛澤東出生入死的老將軍們竟然遭江青如此荼毒，軍委辦事組的人怎麼能不聯合起來與她鬥呢？
（2）李必達事件。李必達原為溫玉成的秘書，後李給黃永勝當秘書。由於軍委辦事組諸人厭惡江青，難免自己內部議論江青等人。李必達作為黃的秘書，卻悄悄記錄下黃永勝等人的言論，寫成小報告，通過溫玉成送給江青，以證明黃等人是「反對江青同志小集團」。江青將此小報告轉交毛澤東，但是毛並未特別在意，只是轉給了林彪，林彪又轉給黃永勝。李必達想通過賣主求榮，賣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賞識。但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李必達的野心沒有得逞。這也反映出雙方矛盾的加深。
（3）溫玉成立場的轉變。溫玉成原本是廣州軍區的副司令，黃永勝的部下。黃進京當了總參謀長，溫玉成也進京當了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但是由於江青的刻意拉攏，溫玉成立場發生轉變。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溫玉成對軍委辦事組會議，要麼就是不參加，要麼就是唱對台戲。看到這種情況，我對黃永勝說：『溫玉成變了。』」當黃的秘書李必達將告密信送交溫玉成時，溫玉成竟然讓李直接送信給江青。此事明顯暴露了溫玉成立場的轉變，也顯示出江青意圖在軍內尋找代理人的某種程度的得逞。鑑於溫玉成的轉變，林彪日後將其調到成都軍區任職。溫玉成後來兩邊不討好，頗多磨難。這也表明那種腳踩兩隻船的人是很難在中央混下去的。
（4）汪東興倒向林彪。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實際上倒向了軍委辦事組，並成為林彪、葉群的重要耳目。汪東興之所以倒向林彪，吳法憲認為「是因為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經常給予支持」，而「江青對汪東興向來都極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把汪東興當成她的出氣筒。」「正是由於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給予了支持，汪東興和林彪之間的來往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了難事，就經常來找林彪幫忙。這樣，也就基本上與我們站到了一起。」不要小看這個汪東興，毛澤東那裏的一舉一動，汪東興了如指掌，汪時常給軍委辦事組和林彪通氣，林彪這邊就能及時掌握有關信息，採取相應的對策。這也成為後來林彪及軍委辦事組在廬山會議上出面打擊「上海幫」的一個重要因素。
（5）江青意圖整林彪。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表了一個即席講話，談了世界歷史上發生的幾次文化革命運動，如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發展，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等，藉以說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意義。而九大之後，江青等人意圖批判林彪這個講話，說林彪的講話沒有突出階級鬥爭。江青幾次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批判林彪講話，遭到黃永勝等人的拒絕。林彪對此並不在意，只是說「讓她去批吧。不過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麼名堂。」江青等人看無法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就藉口批判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圖搞一個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來、陳伯達和軍委辦事組的反對，江青的意圖未能得逞。
（6）江青等人試圖整周恩來。一件事是：九大召開期間，康生和張春橋曾對吳法憲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准的，《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周恩來要對此事負責。吳法憲會後直接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吳到毛家灣，對吳說「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事後吳法憲和葉群都向周恩來通報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後江青擅自召開政治局委員會議，除江青外，還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會上一是大肆吹噓自己的「革命經歷」，二是惡毒攻擊周恩來。指責周恩來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看不清，容易跟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江青甚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辦錯了幾件事，還有檢討在江青手中，並說「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黃永勝等人會後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決定讓黃吳二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但是毛並未在意此事，只是對黃吳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裏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裏來過。」從以上這兩個事例來看，面對江青等人的整人伎倆，林彪都對周恩來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澤東。
還有其他一些事例，這裏無法一一詳述。筆者只是想指出，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內，軍委辦事組與江青等人的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矛盾是江青等人首先挑起的，面對這些挑釁，林彪不願像周恩來那樣忍氣吞聲，唾面自乾，而是要作出適當的反應，要對江青等人的破壞中央工作的活動予以批評，對他們的為所欲為要有所制約，這才是鬥爭的實質所在。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
關於廬山會議的鬥爭，筆者曾經寫過專文，發表在《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題目是《再論1970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對於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作了分析和探討。今年明鏡出版社又出版了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對這個問題作了更為詳盡的論述。筆者讀了《吳法憲回憶錄》後，感到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1）林彪在是否講話問題上有過反覆。多年來官方的喉舌們都是眾口一詞：林彪在會上搞突然襲擊，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實，林彪的講話事先爭得了毛澤東的許可，毛還叮囑林說，可以講話，但不要點名。但是吳法憲回憶說會前曾去看望林彪，葉群對吳說「明天上午開大會，林總就不準備講話了。」吳在林彪處坐了一會兒就離開了。如果林彪事前就計劃好了打擊「上海幫」，在這個節骨眼上，應該及時向自己的親信們透露一些風聲，至少也要暗示一下，吳法憲等人也好有個思想準備。吳法憲回憶說當開幕式上毛澤東宣佈由林彪講話時，吳法憲的感覺是「我們都感到比較意外，因為葉群會前曾明確告訴過我們林彪不講話的。」為什麼林彪的態度有了這麼大的轉變？這是一個應該予以重視的問題，是林彪自己會前臨時改變了主意，還是聽了其他人的建議而出面講話？
（2）誰說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其真面目已越來越清晰。汪東興在九大前後就已倒向林彪，與軍委辦事組的關係異常密切，毛澤東的談話甚至私情都向林彪這邊透露，在打擊張春橋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汪東興都積極參與，並在會上會下活動頻繁，這句著名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就是出自汪東興之口，汪在華北組討論時更是高調支持林彪講話，擁護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同時將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會議的第二天，吳法憲只是建議討論林彪的講話，可是汪東興卻建議與會代表重聽林彪的講話錄音，唯恐與會者聽不出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沒有汪東興的積極活動，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激烈倒張（春橋）活動未必能形成如此燎原的大火。
（3）康生的追查與周恩來的保林。8月26日和27日康生連續兩天找軍委辦事組談話，康生要追查「軍事俱樂部」，說：「你們要交代，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樣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吳法憲和邱會作都否認康生的指控，周恩來則說「我們只是把情況弄清楚，大家都冷靜些，現在不評論是非。」為了保護林彪，周恩來要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並說「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統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林彪告訴吳說康生和周恩來都到林彪處，康生指責吳法憲造謠，而林則堅決保吳，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聽他造過謠。再說陳毅和吳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沒有聯繫。」林彪甚至不同意吳作檢討，並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還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但是由於有周恩來的作用，吳法憲還是寫了一個簡單的檢討。
（4）是陳伯達威信太高還是林彪威信太高？8月31日毛澤東指示全會開始批陳伯達，毛澤東說：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全會由此開始批陳，「上海幫」齊上陣，對陳伯達狠揭狠批，隨後陳伯達就失去了自由。毛澤東此時借所謂批陳達到殺雞儆猴之功效，表面上說「陳伯達威信太高」，實際上是說「林彪威信太高」。吳法憲回憶說「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佔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佔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剷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這的確是毛澤東日後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
毛澤東的南巡和吳法憲的醒悟
關於毛澤東的南巡，筆者曾撰文專門予以探討——《毛澤東的南巡與倒林陰謀》，網友們如有興趣可去本壇（「林彪、軍隊、文革」）本人文集閱讀。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次南巡集毛所有陰謀之大成，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澤東在南巡中首次發明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一罪名，而且這一罪名直到現在還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綱上線，預置林彪於死地而後快：毛南巡中宣稱廬山上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表明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三）撒謊欺騙：明明軍委辦事組幾人的檢討已被毛澤東認可通過，可是轉眼就說「中央還沒做決定」，林彪曾多次求見毛澤東，毛就是不見，南巡中卻煞有介事地說，「他們不找我，我還要找他們」云云，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卻幹這種下三濫的勾當；（四）分化瓦解：凡是與林彪有過較為密切接觸的黨內高幹，毛澤東都要打預防針，連許世友這樣非林系幹部，毛都不忘嚴辭警示。
吳法憲將軍多年後對此有極深的感悟，筆者願在此原文照錄：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指毛澤東——筆者注）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面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麼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經毛澤東親自批准，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總結。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面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面他卻說什麼『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面不講，或者是只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面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准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面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講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一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是薄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只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徵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麼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吳法憲將軍從十五歲起就提着腦袋跟着毛澤東幹了一輩子革命，在若干年後能有此醒悟，難得啊！吳將軍說得還太客氣了，毛澤東豈止是「言行不一」，毛澤東根本就是兩面三刀、翻雲覆雨、大搞陰謀詭計的行家裏手，毛澤東玩弄天下之人於鼓掌之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林彪等人豈是毛澤東的對手？林彪死後，毛澤東正好嫁禍林彪和軍委辦事組諸人，使他們成了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澤東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個事實：毛澤東自己凌架於黨和國家之上，中共猶如中國封建幫會裏的毛家祠堂，而毛澤東就是這個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誰要是觸犯了他，對他搞的文革稍有異議，誰就會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澤東就要想方設法除之以絕後患。
關於林立果的幾個問題
林立果的情況在吳法憲回憶錄中只佔很小的分量，筆者認為還是應該對林立果的問題作個簡單地敘述。筆者曾撰文《重評「五七一工程」紀要》，刊登在《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中，對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紀要》作了一些分析。通過閱讀吳將軍的回憶，筆者對林立果的問題有了一些新的思考，這裏也作一簡單概述。
（1）林立果到空軍。林立果原本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1966年文革運動興起後，學生也不用讀書了，葉群就打算將自己的孩子送進軍隊，這樣比參加社會上的一些活動要好。1967年初葉群向吳法憲提及此事。於是吳法憲將林立果安排在空軍黨委辦公室任秘書，同時指定周宇馳、劉沛豐予以幫助。半年後，葉群又提出空軍能否培養林立果入黨。吳法憲答應讓周宇馳這個老黨員注意加以培養。不久，周宇馳就報告吳法憲發展林立果入黨的時機已經成熟。隨後吳法憲和周宇馳作為林立果的入黨介紹人在空軍黨辦支部會議上正式發展林立果入黨。葉群知道後表示滿意和高興。此後葉群常常過問林立果的事，有時還通過林立果直接插手空軍的事情。
（2）林立果的任職和「講用報告」。1968年夏空軍黨辦主任王飛等人向吳建議說，林立果到空軍已有一年，學習努力工作也有成績，現在林立果希望到空軍的基層鍛煉一下，搞一些調查研究，為空軍領導收集一些資料，提供一些意見。吳法憲對此也表示支持，並要王飛成立一個調研小組，以調研組的名義到下面去活動。事實上，吳法憲因為工作太忙，並未具體過問過該調研小組的情況。1969年10月葉群又向吳法憲提出是否可以讓林立果兼任作戰方面的一些工作，從中也可研究和學習空軍的戰術及技術，也可直接向林彪匯報。吳法憲和空軍黨委主要領導人商量後同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黨辦副主任兼作戰部
副部長。任職命令下達後，吳法憲曾在一個私下的場合對林立果說，今後可以放手工作，有關空軍的建設、科研技術和航空工業等問題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報告，林立果可以在空軍調動一切、指揮一切。吳的這番話對林立果更多的是勉勵，期望林立果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是後來周宇馳等人有意將此番話作了放大，起了不好的影響。「學毛着講用報告」是文革時代一個時髦的特色，誰作了這種報告就說明誰毛着學得好，誰就是本單位的標兵、榜樣。林立果那時也不例外，也積極參加了這種形而上學式的講用活動。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二級部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這一報告，報告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學習毛主席着作的問題、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中國要強盛的問題。對於林立果的這個講用報告，吳法憲認為雖然總的說來還不錯，但個別地方還值得推敲，所以應該收回不宜印發，此議還得到了葉群的同意，但是後來該報告還是被空軍黨辦的一些人廣為傳播，將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等，欲罷不能，搞得吳日後頭痛不已。
（3）林立果在空軍的一些活動。1970年林立果在空軍基層蹲點後，搞了兩個調查報告，提出有關空軍建設的十個問題，建議研製垂直起降的飛機和短距離起降的飛機。這兩個報告得到毛澤東與林彪的同意後，空軍黨委還對此作了專門的討論。此外林立果在廣州空軍搞了一個「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吳法憲看過覺得有說服力，於是上報總參。這個材料還得到毛澤東、林彪批准下發，並在空九師開了一個現場會。據吳法憲後來所知，林立果在廣州、上海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據點」，林立果和周宇馳翅膀硬了起來，不太聽打招呼，且自行其是，吳法憲感到空軍黨辦有些失控。吳回憶說「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確實比較老實，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馳等人的影響下變了，變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為了。他背着空軍黨委、背着我，搞了那麼多的活動。林立果的這些活動，我當時不知道。至於這一切的內幕我就更不知道。燈光燭影，千古之謎。這一切只有留待後人去查證了。」
筆者認為，林立果作為林彪的兒子，文革期間在軍隊中有着天然的優勢，眾人都是眾星捧月般地供奉着他，這並不是因為林立果本人的才能多麼優秀，而是他背後的那種勢力不能得罪、不可小覷，對林立果的態度就是對林彪的態度，甚至也可以說是對黨中央的態度，此乃專制國家的通病。林立果的參軍、入黨和提干都大大異於普通人，他們手中擁有着有形和無形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連吳法憲這個空軍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時都莫可奈何他們，更何況地方和軍隊的基層幹部人員，他們自然對林立果敬若神明，言聽計從。看看時下的中共太子黨們，難道不是也個個都會充分利用這一天然優勢來求發展？此蓋莫能外，不獨林立果如此也。
林立果在文革期間沒有參加任何造反活動，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子女們，如李敏、李訥、毛遠新都是響噹噹的造反派，通過造反奪權運動一步登天。與毛家相比，林立果強他們百倍矣。林立果在空軍搞了一些科研活動，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對外國軍事實力的研究，通過調研小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發明創造。對於如何提高空軍的整體實力，林立果也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上文提及的「建議研製垂直起降的飛機和短距離起降的飛機」，以及「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等，這些都不是坐吃乾飯就可搞出來的東西，而是要腳踏實地作研究的結果。筆者曾看過葉挺兒子的一個回憶，談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飛機的研製，特地請了一些科研機構的人共同協商，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工業實力不行，造不出此種類型的飛機發動機，所以林立果的這個動議根本無法實現。但是這也說明，林立果的確是動了腦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業的。
空軍對林立果的吹捧是文革那個時代的一個寫照，也是中共搞宣傳的常例。中共建國以來樹立了很多此類榜樣，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有雷鋒、王傑、歐陽海、劉英俊等等。這些人都是通過大樹特樹搞起來的「英雄人物」。空軍黨辦內部一些人也不能免俗，也希望通過搞「學毛着講用報告」樹立林立果這個新榜樣、新標兵。撇開那些公式化的假大空內容，林立果還是很注重「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問題，並不是只講學毛着談體會和大搞運動，而是強調如何使中國強盛起來，儘管這些內容顯得口氣太大，吳法憲認為「如果由林彪來講還比較合適」，但總的說來，人們沒有理由據此將林立果看成是心懷鬼胎專幹壞事的「壞人」。
關於吳法憲所說的空軍黨辦內部失控的問題，筆者認為，周宇馳等人「挾林自重」，自以為林立果可有林彪為後台，不把吳法憲這個頂頭上司放在眼裏，擅自搞出一套吹捧林立果的把戲。但由此就證明林立果搞了非法犯罪活動，顯然也是證據不足。中共在「913事件」後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無非就是林立果在廣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謂「據點」，這些「據點」里的那些「罪證」，現在看來不過就是一些攝影、錄音器材，有些還是林立果搞科研的成果，此外還有「水陸兩用汽車」，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品之一。這些都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看待，而非林立果的罪行。原空軍黨辦的秘書陳倫和回憶說「1970年4月，我從陝西的空軍二炮學院調到空司科研部資料翻譯處任翻譯，主要工作是編譯外軍軍事技術資料，供空軍首長參考。曾記得是5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會議室，部長魏堅向大家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揚林立果在空軍搞科研，誇獎他敢想敢闖，專門寫了批示，還與他一起合影。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部里的大會，印象尤為深刻。……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澤東所表揚的那樣，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國外的軍事和技術雜誌，掌握動態；不斷地給王永奎、許秀緒等人佈置技術項目（如：彩色電視接收、飛行儀表的地面報警；電話機長途通話的增音等）的課題；還進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電器。由此產生大量的翻譯任務，而且進度很緊，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裏，我就帶上一紙箱的詞典和書跟隨到哪裏工作的狀況。在這一年裏到過廣州、汕頭、上海、北戴河。但在我滬期間未隨他去過蘇州和杭州。」至於中共在「913事件」後指責林立果要搞政變殺毛一事，現在再看此事，最多不過就是一個「荊軻刺秦王」的室內設想而已。陳倫和回憶說「雖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卻從未向我透露過他欲謀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陰謀』或《「571」工程紀》。……我見到的他平時不喝酒、不抽煙，不講究衣着外表，好象整天忙於工作和學習，平日還督促我學馬列，記得當時批陳（伯達）整風的要求發給我《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六本馬列的書，叫我認真學習……我認為他是緊跟毛主席的。」筆者認為，林立果其實也被中共妖魔化、臉譜化，如果《「五七一工程」紀要》確實是出自林立果的腦子和手筆，那麼筆者不得不讚嘆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裏的超前思維，鄧小平後來上台搞的否定文革和毛澤東極左路線，搞改革開放的政策，不過就是林立果當初設想的翻版。現在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否定林立果的大膽和先驅的思想解放呢？在宣揚實事求是的今天，人們是不是也應摘下有色眼睛重新認識林立果其人，拋棄那些妖魔化的臉譜，還林立果一個公道？
結束語
迄今為止，本人就《吳法憲回憶錄》下冊已連續寫了二十一個系列，前後歷時整整三周時間，到現在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由於平日工作繁忙，讀書寫作的時間有限，下筆難免倉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掛一漏萬，還有一些重要內容沒有來得及充分展開論述，所以疏漏之處在所難免。然而，筆者本着嚴肅認真的態度，就文革史上的諸多問題，結合吳法憲將軍的回憶，寫出自己的一些看法。這些隨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更多的是闡明歷史的發展過程，追尋其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儘自己最大的可能還原歷史的原貌，將吳將軍回憶中那些有價值的內容傳達給讀者，使那些尚未讀到此書的朋友們對此也有初步的了解，為日後的閱讀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參考。
以筆者對文革史的了解，吳法憲將軍的回憶錄無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價值。吳將軍在文革時期親身經歷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軍委辦事組，參與籌備了中共「九大」，並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躋身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與此同時，吳將軍還長期擔任解放軍空軍的主要領導人，參與、領導了部隊的建設和發展，在對敵鬥爭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業績。所以，吳法憲將軍的回憶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為我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當事人的回憶，是我們研究軍隊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
綜觀吳法憲將軍一生的經歷，在中共1949年建國前，吳法憲是中共軍隊中的一員驍將，經歷了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的戰爭年代，具有傳奇性的革命戰鬥經歷；1949年到1966年吳法憲身不由己地捲入軍內鬥爭的漩渦，而1966年又深深陷入文革黨內鬥爭，以致最後身陷囹圄，受到及其不公的待遇。然而吳將軍並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拿起筆來認真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撰寫了這部八十餘萬字的回憶錄，對自己的經歷和文革歷史作了極為詳實的記述。雖然吳將軍的回憶里也有某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作為八十多歲的老人來說這已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了。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長期以來歪曲和掩蓋的歷史，揭示了歷史的真相，所以筆者認為，這部回憶錄的問世足以構成對官方史學一家之言的挑戰，為今後的深入研究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筆者願就這個機會再次向吳將軍的在天之靈表示由衷的敬意，願將軍的英靈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