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3年以來，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反腐風暴、福利改革……催生了公務員的新焦慮症，越來越多的官員跳出體制，醞釀第三波官員下海潮。有全國政協委員認為，「公務員熱」的退潮恰恰說明市場正在起決定作用。
這是一個既好又壞的時刻，在公務員普遍焦慮的同時，這個群體也在進一步走向規範和職業，將一些懷有特殊預期的人擠出去，最終推動改革。
繼1992年和2003年之後，中國或將在未來幾年迎來第三波官員下海潮。「國考」也在降溫，2014年公務員報考人數比去年下降了36萬。
高壓之下，基層公務員神經長期繃緊，但這並未得到大範圍的重視。
「大領導如果一出事，整個系統都會面臨洗牌。首當其衝的是，工資待遇肯定會進一步被削減。」王斌說。
「高層希望通過這兩年的肅貪將公務員職業復歸平常，將一些懷有特殊預期的人擠出去，才能推動改革。」
在體制內浸淫二十多年、見慣了大風大浪的於波，從未像今天這樣想要離開這個體制。「八項規定」颳走了逢年過節的購物卡，曾經引以為傲的社會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戰。
身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長，於波以前無論走哪，別人都會敬他三分，現在，誰都可以調侃他一番：於局還好吧?沒進去吧?
「既沒有利益帶入，又沒有正面形象，你覺得我繼續待着還有什麼意思?」於波說，只要公務員養老金並軌，他就立馬辭職。
他身邊已經有不少人在付諸行動，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領導，比如該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國，也不時傳出公務員下海的零星個案：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辦副主任俞勝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國人大信訪局副局長黃力群去了一家律所。東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於政府不得不發文要求警惕法官辭職。輿論預測，繼1992年和2003年之後，中國或將在未來幾年迎來第三波官員下海潮。
但是在風聲鶴唳的官場，更多的人像於波一樣，選擇繼續觀望，在辭與不辭之間掙扎。浙江省心理醫生趙國秋發現，八項規定推行的最近兩年裏，找他看病的公務員比過去明顯增加。趙從2007年開始一直擔任浙江省「公務員心理援助項目」牽頭人。他主導的最新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公務員心理健康水平不夠高，幸福指數不夠高，壓力比較大，職業倦怠的分數比較高」，比2007年調研時更為嚴重。
「糖」沒了
沒完沒了的應酬，一度令王軍這個東部某市供電局的處長叫苦不迭，一開始，當禁止吃喝的大棒揮來時，王軍還長噓了一口氣：從此可以解脫了，但接二連三的規定，讓王軍很難再快樂起來。
先是每個月5萬塊的獎金不見了，接着連哈根達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電力系統還給所有處級幹部的公車上裝了衛星定位系統，這意味着如果王軍想公車私用，後台一目了然。
「這哪是在當官!」王軍說，他已經很久沒敢出門吃飯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證清白。這種做法在他的官場朋友圈裏，已經形成一種共識。
王軍或許不知道，其他系統的官員面臨的監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記者在採訪中聽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廣東某市官員的離任審計變成三五年審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風監督員隔三差五就上門……
「最近我們正好要搬家，辦公室有點亂，被監督員看到了，立刻對我們提出批評，說公家單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員記得，上回，某單位違規發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報一下。
這是一條不能觸碰的高壓線。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2.45萬起違反八項規定的案件，數以萬計的幹部因此受到處理。
烏紗難保的風險，使得每個官員都不敢掉以輕心，執行時中央到基層由此層層加碼。王軍的領導交代：「你們私底下說話注意點，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講。」原本就謹小慎微的官場，變得更加噤若寒蟬。中午到食堂吃飯，王軍發現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談國事，「就好像這些條條框框的規定對我們的影響幾乎不存在一樣」。
在上海某市直機關，正科級幹部陳斌也早就嗅到了這股緊張的氣息。和所有人一樣，陳斌知道組織幹部處處長辭職的消息，也是通過一張A4紙大小的佈告。剛剛過去的4月，這個消息像一枚炸彈，在單位里炸開了鍋。
「他已經快五十了，又在那麼重要的職位，他的離開確實有違常識。」陳斌說，這位處長的保密工作做得極好，估計一個月前就提出辭呈。而在他的視野所及，已經離開的遠不止這個處長。一個實權部門的副處長，去了某房企當營銷主管，另一個科長，也在最近辦了離職手續。
出走的原因無一例外都跟福利沒了有關。以前一年到頭，陳斌所在系統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動用工資卡的錢：住宿有單位宿舍，吃飯有食堂，每個月還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過節發的購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來能有個五六萬，這差不多是他工資的一半，但現在過年連賀卡都不發了。
「像這位副處到手的年薪也就十萬，最近剛生了娃，壓力很大。」陳斌說，自從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後，上海公務員的工資基本上都沒什麼大的調整。
於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資不僅沒有升，如果按貨幣購買力來說反而降了。「我現在每個月到手的錢就2600塊。」於波說，二十多年前他剛進單位的時候，還能是中上等，他現在的收入在當地只能算是中下等，連他做農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掙一兩百。」
不同於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於波所在的城市屬於中部欠發達地區，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爾發點日用品，過年過節別人偶爾送條煙。「就像給小孩子糖吃一樣是快樂的，現在就沒有這種快樂的感覺了。」
「不消極，也不積極」
對於一個有着幾百號人的大單位來說，三個官員的集中離開看似不能說明什麼，但在陳斌印象中，這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他進單位十年，只走過一個人。
體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務員成為中國流動性最小的職業群體。名校碩士畢業，放棄外企高薪，陳斌當年擠破頭考公務員圖的就是它的穩定和旱澇保收。他參加國考的2003年競爭還不像今天這樣慘烈，那年恰逢大學擴招後的首批大學生畢業，公務員熱剛剛興起，之後十年，公務員報考人數屢創新高：2003年才8.7萬人，2010年已經突破140萬大關。
跟陳斌這一代80後相比，於波這一代60後看似幸運——國家包分配，但要想獲得體制的敲門磚並不容易，於波當年所在的班級只考了兩個大學生。於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學生，他們往往被認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後來很多同學下海經商，於波仍然堅守在體制內，他想以一種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激濁揚清。
最開始，體制帶給他無限的榮光。五個兄弟姐妹中，於波是唯一的大學生，家裏人也覺得長臉。可是後來每況愈下，現在，朋友聚會，於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務員就不提。
日子過得緊巴不說，工作壓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時間，省工商局在他們下邊的縣抽檢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產品。以往，於波看到報告之後，肯定讓縣下屬的工商所處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現在因為生怕舉報，於波的第一個反應是親自下去督導，並就報告中出現的同批次問題產品，擴大到全市進行追查，確保萬無一失。
「不幹事怕被處分，但只干好本職的事，不會主動去干別的。」於波說，不消極但也不積極。
對於電力系統的王軍來說，每天的日子同樣可以用「提心弔膽」來形容，不出安全事故，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一根高壓線，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事還是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