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寇的槍炮聲已經震碎了清華園教室的門窗時，聞一多和清華的師生們一起，也不得不跋涉南遷了。而當扼中原之咽喉的大武漢，就要瀰漫起大會戰的硝煙時，聞一多又隨着人流走過了湘、黔、滇三省，來到了昆明，成了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其間，三千里艱難跋涉，固然使他遭遇了平生所從未遭遇過的磨難;與妻子家人天各一方的無限擔憂與無盡期待，更使他飽嘗了國破家愁的痛苦;而突然要擔負起支持全國抗戰重任的西南邊陲三省，就更是將一種今非昔比的貧困生活，攤開在這些過貫了「人間四月天」的專家和教授面前。自小安享富有，青年出國留洋，歸國便做教授，已經習慣于洋房暖身、銀圓暖手的聞一多們，如今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貧困和艱難，自然會有別一番感慨、愁苦和挫折感覺。生養了八個兒女的聞先生，縱使能夠在別人家破人亡和妻離子散的歲月，獨能一家團圓在昆明湖畔，其心中卻仍然有一個「愁字了得」。
此後，一方面因抗戰日久，度日維艱，後方某些官員的貪黷之象已生。另一方面，則是那個年年不抗日、卻處處煽風點火的異黨，又加緊地利用了「國民黨反動派」所給予他們的種種自由，不僅在大後方的報紙上大書特書「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煽情文章，而且在暗中專用「科學的桃花源記」，來引誘那一批已經跌落在桃花源外的知識界名流們。如此，他們被那個未來的「紅色桃花源」所吸引、所迷惑的成數，也就成倍地增加了。
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生活是十分貧苦的。夫婦二人，子女四雙，一家十口，靠他那一點戰時的薪資，又如何能夠維持?他自己刻圖章以換取零錢來補貼家用，妻子則常常外出挖野菜來減少伙食的開支。那個時候，既然連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在內的教授夫人們，都用自己原來只會翻騰在麻將桌上的纖纖玉手，合制糕點，去拿到商店寄售，那麼，在聞一多先生的貧苦生活裏面，不也有着另一份為國家為抗戰而甘守貧困的尊嚴嗎?何況，這是在戰爭歲月，是在前方的將士和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鮮血與生命保護着後方的「戰爭狀態」之下。須知道，在那個時候，連本土都並沒有參戰的美國人民，自然也包括他們的知識分子們，一天也只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悲劇卻是，跟隨着戰爭和貧困的，竟然是紅色的誘惑;伴隨着不平和不快的情緒的，竟又是異黨的拉攏和挑撥。但是，這些如果還僅僅是面上的誘惑和拉攏，對於聞一多這樣的人，亦未必就能夠動搖其根本。然而，如果那種種的誘惑和拉攏，又專是為他而來的，則聞一多這樣一個激情熾烈的詩人，一個心中總是存着一把火、卻不知要向何處去燃燒的詩人，就怕要逼迫他對天堂和地獄作出選擇了。何況他本來就是一個「敢於叛逆又不會叛逆」的詩人。
羅隆基來了，這位多年的朋友，這個曾經罵國民黨、罵國民政府、罵蔣介石先生罵得令他深惡痛絕的同窗，於此時此刻，終於用他那如簧之舌，搖撼了他不平的心境。
吳唅來了，這個才華橫溢的學生，這個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黨員的痴人，這個同樣不知道妻子要他來「看望」自己老師，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託的書呆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實，用「紅色的桃花源記」打動了他的老師;
華崗來了。這個在聞一多的眼睛裏學富五車、風度翩翩的教授，這個年紀輕輕便已經擔任過中共《新華日報》總編輯的共產黨人，聞一多雖然不知道他竟然是共產黨專門派他來「做自己工作」的，卻因他的才華與談吐，而使他對異黨大大地改變了原來的看法，他甚至以為共產黨個個都象華崗……
他終於在與羅隆基、吳唅和華崗的「談笑風生」之間，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又秘密地參加了中共的同盟軍──羅隆基們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似乎單憑着他那戰時的一身貧窮，就與專門要為窮哥們打天下的共產黨拉起手來了。他自然也因為對戰爭後期政府和執政黨的不滿，而突然迸發了年輕時「反抗的詩性和人性」。那一腔總是在燃燒、又總是無處燃燒的大火，似乎已經找到了它做一回活火山的時刻。此刻的聞一多，只因為已經走過了如許的人生歲月，便連他年輕時代要反叛時的戰戰兢兢也不復再現，竟要為着那個不僅為了「民主和自由」、而且更要為了那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主義，來奉獻他這位卓犖不群者的才華和生命了。
聞一多終於在抗戰即將勝利結束的前夕，成了共產黨的戰利品和同路人。然後，他更在外仗剛結、內戰即起的又一場更加殘酷的戰爭中，公然地走進了那個二十餘年來，一直在外邦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非推翻中華民國不可的賣國團伙之中。
五、迷途之死
一九四九年之後，幾代被蒙昧在「欺騙」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曾將聞一多的一身「反骨」，當成了他們「做革命人、寫革命文」的榜樣，而至感傾佩。然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陸民間洶湧的反思潮流之中，有許多人，才突然拍案驚奇地發現，原來，聞一多竟然是「迷途之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夜晚，日寇投降的消息，剛剛通過無線電波傳到了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和他那些從不抗日的戰友們，就於十八小時之內，向他們養在深山的軍隊發出了七道「搶奪中原的命令」。中共，這個在中國人民極其艱苦的八年抗戰中，因不抗戰，因大種鴉片，因只有後方、沒有前方，因只打統戰、不打抗戰，甚至因只打友軍、不打日軍，而終於「創強」的異黨，此時此刻，居然迫不及待地要借爭奪「對日受降權」而大打出手了。內戰，就這樣被「賊喊捉賊」的中共發動起來了。
然而，正在借爭奪對日受降權而攻城略地，並且已經搶摘了許多「桃子」的毛澤東，又立即命令八年來已經在全中國埋伏佈置好了的那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大肆發動所謂民主運動，由內戰發動者玩起了「要和平與反內戰」的魔方。於是，在人民有言論、出版、示威、遊行自由的「蔣管區」，他們策動因長期戰爭而必然厭戰的民眾、學生、甚至是政府官員和政府軍人反內戰，以牽制國民政府被迫反擊中共已經發動的內戰;卻又在人民絕無言論、出版、示威、遊行的「毛管區」，以種種手段發動和強迫人民為實現中共改朝換代和打江山的狼子野心而大打內戰。並且，凡內戰不利於中共時，他們就一再地發動「蔣管區的民主運動」，以牽制他們的敵人;凡內戰有利於他們時，他們便立即撕毀種種停戰協議，和平協議，大打特打，絕不手軟。為了摧毀「美蔣反動派的專制統治」，中共竟然能夠冒天下之大不諱，製造事端，污人強姦，殺人諉罪無所不為。只要能夠造成「蔣管區」的天下大亂就行。
一九四六年初，由中共首先在昆明發動的「一•二一」反內戰和要民主的學生運動;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因戰況對中共不利，而由中共發動的「要民主、要和平」的「民主運動」;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內戰膠着，又由中共在「敵人的心臟南京」首先發動的「反飢餓、反內戰」的「紅五月」學生運動;一九四七年夏季，由中共指派其職業女學生沈崇誘引美軍士兵，而發動的一場全國性的「反美運動」等等，無不為中共既大打內戰、又「狠反內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周恩來曾為此而興奮地說道：「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推向前進」。
毛澤東為此則更加得意地說道：「中國境內已經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了人民運動的高漲。」
還有，就是那些所謂民主運動的策劃者們和陰謀發動者們，在「解放後」所攥寫的回憶錄，實在已經將他們當年「策劃於密室、點火於校園」的種種行徑，暴露罊盡。
而聞一多們，於當時，既與策劃者們一起策劃，又與發動者們一起發動，更因誤入迷途，而倚仗着自己學者教授的身份，「衝殺」在中共於「蔣管區」發動「反內戰、要民主」的第一線。其時已經身為民盟中央執委並執掌雲南支部要職的他，更以所謂「義無反顧」的膽略，走出書齋，走向社會，高舉着「反內戰要民主」的旗幟，為已經發動內戰和正在狠打內戰的中共裏應外合，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實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和學生民眾所望塵莫及。中共首先於昆明發動「蔣管區」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本已有他的功勞在內。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中共因在內戰中吃緊，而再度發動蔣管區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時，聞一多又曾受命為之嘶叫吶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僕在昆明的不明不白之死，非但使他義憤填膺，而且使他抓到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好時機。七月十五日在李公僕的追悼會上，他誓言「跨出了門，就不再跨回來」的豪言壯語，乃表現了他「願意以死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決心。他內心裏面的那一座活火山，終於就要衝着「國民黨反動派」驚天動地地爆發開來了。然而，命運，卻使他於當晚就喪身在兩位國民黨青年軍官的槍口之下。
八十年代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才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聞一多之死，是為中共『反內戰』而死，更是為中共打內戰而死。雖然他作為一位名流教授而不當死，但是，在中華民國正在遭遇她的死敵共產黨攻城略地之時、生死存亡之日，他卻要在國民黨的守城之內，為城外正在攻城的共產黨搖旗吶喊，煽惑人心，便實在不能說是「死得絕對冤枉」。古往今來，於兩軍對壘之時，在守城中為敵人煽動造反，開門迎敵，均為「奸細」之為，其為城中軍民擒獲甚至處死，是否也是天理之所然呢?
更何況他的死，既為多難的中華民國帶來了「崩解」般的震撼，更為中共利用其死打造「國民黨黑暗統治」的輿論，以進一步煽惑人心，從而為中共打贏這一場內戰，起到了早已為中共所估計得到的巨大政治作用。其時，利用聞先生之死，中共在全中國所製作的對國民黨的輿論大戰，實在較之他們那個正在席捲萬里中原的「革命大軍」毫不遜色。
那兩位槍殺了聞先生的國民黨青年軍官，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公審，並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就要在內戰中被中共打敗、被中共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派」，竟然如此地為自己的敵人報了仇雪了恨。
然而，如果時至今日，還有人要以聞先生之死為例，藉以證明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樣殘暴，那麼，面對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我們當代的中國學者便要這樣地來反問一句了：「五十年來，無數不論是在言論上、或是在行動上，都從未敢於反對過共產黨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名流學者，已有幾千幾萬慘死在共產黨拿槍的或不拿搶的殺手之下?然而，迄今為止，共產黨又曾為那千千萬萬個冤魂中的哪一位報過仇、雪過恨，直至懲治過一個兇手呢?」
如果時至今日，還有人要以聞一多之死為例，藉以證明「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是何等的黑暗，那麼，面對這樣的歷史「定見」，我們今日的中國大陸學者，也同樣要反問一句：「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二十二年，有沒有發動過鎮反、肅反、殺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之等等旨在鎮壓和絞殺無辜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運動?甚至竟然能夠使得八千萬無辜生靈慘遭塗炭?如果沒有，則真正黑暗的統治者究為阿誰?」
如果時至今日，還有那些不解歷史者，仍然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中，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中，在不得不否認後者的同時，卻一定要拿前者來作墊背，來作陪斬，說什麼前後兩個中國都是一樣的壞，都是一樣的糟，都不是什麼新中國，那麼，我們今日的中國大陸學者們，就更要反問一句：「中華民國自開國至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其間三十八年，外患無止，內憂難靖，三十八年幾乎無一年、無一月、甚至是無一日沒有外敵的侵略炮聲和內敵的叛亂槍聲，她雖然失敗了，卻不曾對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倒行逆施』，卻在舉步維艱之中，留下了不朽的抗戰功績，傲人的民主進取和永恆的文化成就。這與那個五十年來，在中國大陸『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高呼萬歲、個個高唱頌歌』的一片萬歲局面之下，不僅剝奪了我們人民的所有自由，甚至竟能『塗炭生靈數千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誰才象一個要追求民主共和的新中國，誰才象是一個意在專制倒退的舊中國，難道還有必要一辯嗎?直至今日，處在專制改良期的中共，都絕然不願將中華民國早已給了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的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還給我們，他這個所謂的『新中國』，又究竟『新』在何處?」
事實勝於雄辯。且讓我們來看一看這樣的一張歷史清單吧。在這一張清單上，將聞一多轉變成為共產黨戰友的共產黨大人物和大知識分子華崗，一九五五年就被本黨打為「反黨集團」的成員而身陷囹圄，更在本黨發動的文革中受盡折磨，直至一九七二年被本黨摧殘而死。
在這一張清單上，將聞一多引進了中共盟友「中國民主同盟」的紅色學者吳唅夫婦，在度過了十七年春風得意而又如履薄冰的歲月之後，一九六六年便雙雙被他們親愛的黨迫害而死;
在這張清單上，將聞一多潛移默化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先鋒和英雄的民國狂人和「共和國」罪人羅隆基，四九年後，還沒有來得及將中共報答他的那一杯羹湯餟盡，就已經被中共與「全國人民」鬥爭得體無完膚，而終於不能善終……
在這一張歷史的清單上，這三位對聞先生思想立場的變化起到了關鍵作用的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打手們，他們的下場，竟然是任何一個民國的名流們都不曾遭遇過的。因為至今，他們親愛的黨都未將迫害他們至死的兇手正法於人間。
所以，如果聞先生躲過了那兩個也為他送了命的國民黨青年軍官的槍彈，並且他脾氣不改，反骨照舊，則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顯而易見的是，聞一多先生的三位紅色引路人早已用自己在中共「共和國」的悽慘命運，為他留下了一個無可挽回的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魯迅若是活到今，天安門前等殺頭」。在中共文藝界害殺了無數文化人的中共文壇泰斗周揚，在他回憶魯迅文章里所寫下的這兩句詩，又該包含了多少歷史的驚悸與惶恐啊!
所以，我們才能說，聞一多先生之死，乃是「迷途之死」。因為，倘使聞先生未入迷途，倘使在他的時代，許多如同聞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未被誘入迷途，如果他們在當時就能夠公正地看取內戰的發動者究為阿誰，真心要走民主憲政道路的究竟是誰，則那一場內戰的結果，也就未必能為中國大陸數億人民帶來那樣一個「萬方多難」、甚至是「萬劫不復」的「悲慘世界」了。
聞一多先生，倘若您真的是「在天有靈」，您是否也會從靈魂深處迸發出一句「吾人之死，委實是迷途之死」的沉痛感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