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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地下黨聞一多教授其人其事其難之思辨

—迷途之死:聞一多其人其事其難之思辨

作者:
聞一多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圍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與中共過從甚密。抗戰結束後,在中共一邊發動「毛管區」人民「打內戰」、一邊又發動「蔣管區」人民「反內戰」的政治陰謀下,積極「響應」、參加和組織中共在國統區發起的「反內戰民主運動」,言行激烈,並在中共於「蔣管區」昆明發起的第二波「民主運動」中,被兩位國民黨青年軍官槍殺。時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為中共在大打內戰之中,大造「反內戰、要民主」的輿論攻勢,牽制在內戰戰場上的敵人,直至打贏那一場內戰,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一、一份得意而又沉重的人生履歷

聞一多,湖北浠水人,一八九九年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十五歲考取清華學校(時清華尚為留美預備學校)。一九二三年從父母之命回鄉下與高素貞結婚,同年赴美留學,入芝加哥藝術學院攻讀美術。一九二五年回國後,在教壇一帆風順,在詩壇名聞遐邇。曾歷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青島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等。抗戰開始,隨清華南遷至昆明,擔任西南聯大教授。抗戰後期在中共多方派人拉攏之下,一改自己向來反共的立場,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圍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與中共過從甚密。抗戰結束後,在中共一邊發動「毛管區」人民「打內戰」、一邊又發動「蔣管區」人民「反內戰」的政治陰謀下,積極「響應」、參加和組織中共在國統區發起的「反內戰民主運動」,言行激烈,並在中共於「蔣管區」昆明發起的第二波「民主運動」中,被兩位國民黨青年軍官槍殺。時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為中共在大打內戰之中,大造「反內戰、要民主」的輿論攻勢,牽制在內戰戰場上的敵人,直至打贏那一場內戰,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二、詩性與人性、傳統與現代的拼搏

聞一多先生生長於上一個世紀之交,長成於一個風雲際會的歷史變革時代。一方面,他少年的情志,在變革期時代精神的激盪之下,正渴求着生命的解放;一方面又為着因襲的傳統精神,而使他不得不屈服於舊思想和舊道德的重壓。然而,他非但是一個詩才橫溢的才子,又出生在一個恪守禮法的世家,因此,詩人的狂放性格,必使他渴求自由的心,較其他同時代的年輕人為猶烈。反之,因襲的思想和道德重壓,對他而言,又一定較之普通家庭出生者更為沉重。這,不但為他勃發詩歌創作的才情,帶來了「反盪的效應」;亦使他狂放的性格,遭遇了不得不收斂沉墜的厄運。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即將赴美留學的那一年,一紙家書,帶着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寄到了北京。這對他不啻是晴天霹靂──要他與一個從不相識的鄉下女孩結為夫婦!他自然是一萬個不願意,一萬萬個不想順從。但是,這是父母之命,帶來的更是千年孝悌傳統的重壓,就不說父母的養育之恩了。雖然他實在不能甘心從命。

因為他不甘心,當他被迫回到故鄉浠水結婚時,就事先提出了不祭祖、不行跪拜禮和不許鬧洞房的條件。父母無奈地同意了。

因為他不甘心,大婚日一清早,他便鑽進了書房讀書,直到家人生拉硬拽地將他弄出書房,他才同意理了發,洗了澡。

還是因為不甘心,當鞭炮震天,鑼鼓齊鳴,新娘的花轎已經抬進家門時,他居然又「躲進書房成一統」了……。

蜜月里,他居然完成了洋洋兩萬字的論文,名曰「律詩的研究」,為他後來成為名揚一時的現代格律詩人,奠定了詩歌理論的基礎。

婚後,他返校路過武漢時,就已經寫信給父母,稱自己「此番歸娶……誠為一大犧牲。」

婚後,一回到清華,他就迫不及待地寫信給他的弟弟家駟,來「歌唱」自己的不幸了。他寫道:「家庭是一把鐵鏈,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腳,捆着我的喉嚨,還捆着我的腦袋;我不把他擺脫了,撞碎了,我將永遠沒有自由,永遠沒有生命!……我知道環境已迫得我發狂了;我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個顛顛倒倒的詩人罷了!世界還有什麼留戀的?活一天算一天罷了!……」

然而,詩人的怨憤發泄完了,叛逆的情緒宣洩夠了,他還是尊重禮法,服膺傳統,僅以「必須改造他那鄉間的新婚妻子」,作為他不得不維繫這樁非甘心情願婚姻的條件。他在寫給父母的信中,曾這樣說道:「……我為大人犧牲,是我應當並且心願的,如今唯敢求於倆大人者,只此讓我婦早歸求學一事耳。大人愛子心切,當不致藐視此情也……如倆大人必固執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謂倆大人為麻木不仁也!」

詩人的狂悖性格躍然紙上。在那個時代,敢信筆指責父母「麻木不仁」者,實為罕見。這對於他多年之後,竟然因國家和個人的種種原因,鋌而走險,公然反叛、直至要推翻他多年曾一心維護的國民政府及其領袖的行為,是能夠在他的性情之中找到源頭的。

那個時候的聞一多,畢竟還是一個不能、也不敢徹底反叛的人。禮教和責任,還有就是已經成家的事實,又使他象幾千年來千千萬萬的中國男人一樣,既維護着丈夫的形象,又維繫着夫妻的情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自然又將這夫妻情分,逕自誇張成了他還未識的愛情。

婚後返回清華不久,聞一多就赴美國留學去了。彼時,於家國之外,再來回首自己的新婚蜜月,回想浠水鄉間那個在蜜月中被他冷落的年輕妻子,回想自己因不願、不滿和委屈,才逼迫父母同意她學文化、求知識的心態,說他是最後的反抗也行,已經成為詩人的他,便將去國懷鄉之情,摻雜其中,將為他所能理解的夫妻「應有情份」,和他還不識的愛情,混為一爐,然後便唱起他的「愛情之歌」來了。

於是,詩文的深厚底子,感情的深自愧咎,因無可奈何才轉變成的一懷企望,便在相思的名義之下,於異國他鄉,纏綿腓惻地噴涌而出了。這便是他有名的愛情詩「紅豆」的誕生。在「紅豆」裏面,他「深情」地寫道:

愛人啊,將我作經線,你作緯線,

命運織就了我們的婚姻之錦:

它是一幀迴文錦哦,

橫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

怎樣看也看不出團圓倆字……。

即使是如此「深情」,他還是不能忘卻對自己、也包括對「愛人」都不能自主婚姻的哀怨。他寫道:

弱者是魚肉,

供在禮教的龕前,

…………

他們削破了我們的皮肉,

冒着險將伊的枝兒,

強蠻地插在我的菫上……

他承認,父母在婚姻上曾強迫他們就範的行為,本屬於冒險的行為。所以,時不過一月,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聞一多隻因讀到了郭沫若的「未央」詩,便立即寫信給他的好友梁實秋道:「不消說,你是比我幸福的,便連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願再講到女人了啊,實秋啊,我只好痛哭!……實秋!情的生活已經完了,不用提了。以後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補足,我說我以後只在藝術中消磨我的生活……現在的一多,已經燭滅筆枯不堪設想了。」

一種不穩定的人性,一個詩人所特有的,在心性和情緒上悖反無序的大起大落,可以說俱在此一詩一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從芝加哥轉學到了紐約,因對戲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也因為親自參加了中國留學生的戲劇活動,他從來猶如「死水」一樣的感情,便在熊佛西、謝冰心、顧毓秀這些「才華正茂、風流儒雅」的一群中,起了「微瀾」。他不僅給梁實秋寄去了一首愛情詩,還附言說:「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於是,梁實秋便在後來為他「詮釋」道:「本事已不可考,想來是在演戲中有什麼邂逅,他為人熱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總是戰戰兢兢的,在萌芽時就毅然掐死它。所以,這首詩里,就有那麼多的悽愴。」

兩年後,他剛剛回到國內,先在國立藝專、國立政治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後又應邀赴青島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彼時,中文系裏那位名媛淑女方令儒,竟又成了他「滿懷死水中的又一道微瀾」,這道微瀾又掀起了一道橫波,因衝擊了他無愛的心房,於是,「出世驚奇」般的愛情詩《奇蹟》問世了。只是這愛情的微瀾,僅作為他詩歌創作的源泉,又只能稍縱即逝。然而,它記下了詩人聞一多又一度感情的掙扎與人性的拼搏。他輸於愛,卻勝於詩。對人性的天平來說,他狂悖的性格,又借着詩情,奔騰激盪了一次。

他終於將妻子接到了身邊,嚴防住了自己的心。

然而,他真的能夠防範得住自己的「性情」嗎?

就象後來他在給臧克家的信中所寫的那樣,「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

三、民國曾有一個「人間四月天」

聞一多與他那個時代許多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因運交民國,而相當幸運。因為,中國數千年尊重知識與士人的傳統,辛亥前後新時代對於富懷東西兩學之青年知識分子的厚愛,初創的民國對於一批有真才實學青年的迫切需要,以及後來中學與西學的衝突、結合和發展,又更是需要一批有志氣、有才華的青年學者來「集大成」。蓋因民元之後,中國知識界不論是在國事安寧、還是在國事混亂之時,都能夠享受到寶貴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這就不僅為他們個人成材成器創造了時代條件,亦更為中國新文學、新文化與新藝術的發展,開創了此後不可再遇的優越歷史條件。所以,翻開民國創建之後中國的學術文化歷史,其燦若星辰的大家和渾然厚重的成就,便實在使我們這些運交「共和國」的後幾代學人,深感汗顏和痛苦。

不消說,聞一多便是其中有成就的一位。他不僅在新詩界掙得了「現代詩聖」的桂冠,與現代詩仙徐志摩共享過美好的「人間四月天」,而且在教壇上成為一位著名的執鞭之人,從而「桃李成蹊」。一九二五年,聞一多一回國,便被聘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教務長,可謂少年得意。歲余之後,他又受聘於上海南京、青島各地擔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已經馳名教壇。一九三二年他回到清華執教,直至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在這十年間,頭幾年雖然軍閥未靖,然而,軍閥們也沒有難為過他們這樣的青年才子。彼時,中國再亂,也不致亂了他們的書房和書案。其後十年,雖於外患內憂頻仍,卻仍然被後世史家們稱為「十年黃金時代」,所以,聞一多們也就在地道的「人間四月天」里,享受到了他們這批知識分子所能夠享有的很大自由。

由於「共和國」的統治者們,曾在數十年的歲月里,絕不允許研究民國,是故,民國時代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鮮為人知。好在「改革開放」後,開始給人以在「夾縫中窺伺」的「自由」了,所以,近年來,關於「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境遇,也就開始為一些有心人所了解。

聞一多歸國的時代,由於中國民教育授的薪資幾乎與當時美國民教育授的薪資一樣多,所以,聞一多們的生活是優越的和豐足的。聞一多這個詩人兼教授的小家庭,也就顯得格外的溫馨和瀟灑。

聞一多歸國的時代,在中國的名牌大學裏,教授們住的小洋房,幾乎可以和美國的教授們相比美。所以,聞一多的家才會住得寬敞、明亮、優雅,因而,名人們才能常常在他那裏聚會。

筆者有幸欣賞過武漢大學珞珈山半山腰裏那被掩映在綠樹叢中的二十七幢小洋房,那曾是何等的優雅和漂亮。可當他們命逢「共和國」之時,他們那破敗和擁擠的模樣,雖然令人難得羨慕,但是,當你一旦知道八十年前「舊中國」武漢大學的教授們,居然是兩家一幢小樓,連上堂教課都由學校派小汽車接送時,這對於後幾代「革命教授」們來說,豈不是天方夜譚!就不說後學們那歷經過無數番批鬥和批判的辛酸和驚恐了。更不用說,僅僅是在武漢大學,就曾有多少教授,被「共和國」踐踏和剝奪了毫無自由的生命。

青島大學的海邊風光,中央大學的首都氣派,直到清華大學的「王府故園」,這一切不僅使聞一多感受到了「象牙之塔」的優越,而且也使他明白了萬事皆難如意的祖國,正在艱難中顛躓前行……更何況,外有蘇俄和日本先後對我國的公開侵略,內有中國的馬列子孫們正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發動「革命」和造反。其間,還不時地夾雜着「殘餘軍閥」們一再發動叛亂和叛變的槍聲……

彼時的聞一多,作為一位從西方歸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對民主與自由的感受上,亦曾「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因而他對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其領袖們亦有着種種的不滿。但是,在事涉國是大局時,他非但不似他的同窗羅隆基之流,只為一己的「罵而優則仕」而橫衝直撞,一副非我其誰的作派,而且目睹不斷地有人製造中國分裂,他便鼓吹國家主義;眼看馬列子孫在蘇聯公然武裝侵略中國的時候,竟然高喊要「武裝保衛蘇聯」,他便創辦《大江社》以堅決反共;特別是對於那些有背景、有黑手的所謂學運,更能夠堅持直率的反對立場:面對「九一八」之後,中共在蘇共命令下於全中國發動所謂「學生抗日愛國運動」,時在青島大學任教的聞一多,非但始終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指斥所謂的學運積極分子,甚至要求學校開除他們的學籍。

如是,他才會成為「進步學生」攻擊的對象,中共的職業學生甚至煽動學生發表「驅聞宣言」,直至謾罵他是「准法西斯主義者」。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反對,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為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聞一多是愛他的民國的,是擁護當時的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先生的。所以他大義凜然。

直至四十年代初,聞一多仍對「天天罵民國、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羅隆基之流正言厲色地指責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四、戰亂、貧窮、時艱和「科學的桃花園夢」

中華民國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不僅使我們的民族遭遇了又一次巨大的歷史劫難,更使得已經遭遇過如許風霜雨劍的少年民國,又要遭受一次可怕的血的洗禮:剛剛獲得了初步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再一次陷入了山河破碎的局面;剛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了艱難進步的社會,又立即面臨着令人痛心的破壞與倒退;剛剛從反叛和平叛的槍聲中喘息稍定的苦難人民,傾刻之間又要被推進一場更大的戰亂和混亂之中……

雖然除中共以外的中國國民革命軍已經與他們的人民團結一致、奮起抗戰,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與決心,殺敵報國,然而,國家社會所面臨的毀壞,卻是難以形容和難以估量的:無數的工廠和田野,農舍和民居,被焚毀在戰火之中;多少的無辜民眾和他們的親人子弟,被殺害和殺傷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國之大,真的已經放不下一張安寧的書桌了。若不是國民政府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將千千萬萬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轉移到了大後方,則坍塌的又豈止是聞一多們的象牙之塔?即使是象聞先生這樣,代表着民族文化和國家水平的專家學者,也必然會遭遇令人難以想像的命運。而二次大戰中許多參戰國家──不論是打人的,還是被人打的,所已經披露出來的知識分子的慘痛命運,早已對此作出了明證。

然而,身在山外,則「橫看成嶺側成峰」;身在山內,則「遠近高低各不同」。許許多多因政府不懈的努力,才安然抵達大後方的知識分子,彼時彼刻,又常常會因為一己的優患,而忘記了普通民眾、特別是淪陷區人民的更大苦況,更忘記了幾百萬國民革命軍人時刻都在流淌着的鮮血。尤其是那個要借民族戰爭來發動「革命戰爭」,以準備篡國奪權的「異黨和異軍」,用他們自己領袖的話來說,不是要「長期隱蔽、以待時機」,就是要「革命統戰,爭取人心」,直至要「製造摩擦,奪取地盤」。尤其是當他們借「高喊抗日」而被招降,因「接受改編」而獲得了合法存在之後,他們就將那一套從蘇俄學來、並早已使用過的「挖心戰術」,在大後方的知識分子當中,積極地運籌開來了。

他們的目標,先是知識青年,後是知識分子,再就是名流學者、大方之家。好在他們因絕不抗日而有的是搞「策反」的時間,好在他們既有從西方借來的「科學的桃花源記」,又有「國民黨反動派」所給予他們辦報辦刊和種種搞宣傳的自由。而這篇「來自西方的桃花源記」,不論是對穿着長衫的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還是對已經穿上了西裝的現代型中國知識分子,都是一個極大的誘惑。這面來自西方傳統農業社會覆滅期的「大同招牌」,所遮掩着的專制復辟的幽靈,特別是對於剛剛進入制度變革期的傳統中國社會,實在是找到了它賴以推行專制復辟的土壤。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黃花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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