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產到戶」的開展，使得中國農村的局面大為起色。1983年，農民取得了空前的大豐收，人們對國內的改革前景更加樂觀。但是城市的改革卻進展緩慢，保守勢力仍較強大，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頗為謹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躍在改革前線的年輕人們，認為有必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討論會。一方面研究城市經濟改革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讓處於北京之外的優秀青年，有機會參與到北京日漸高漲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召開這樣一次全國性的改革大會，是要承擔一定政治風險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開過一場旨在「把全國的改革者聯合起來」(溫元凱語)的會議，這次被民間稱為「改革者大會」的會議，由於鋒芒畢露，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評。「改革者大會」之後，再召開全國性的同類型會議，便顯得異常敏感。為了規避風險，增加合法性，會議的組織者們想到了採用新聞機構聯名發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經濟日報》刊登了一條兩百字的簡訊，作為會議徵集論文的啟事。簡訊稱，會議由《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後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青年報》《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經濟效益報》和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聯名的行列，可謂聲勢浩大。
「當時人們的思想很單純，紙媒的認可度高，大家認為只要是報紙上報道過的肯定是正確的，這對我們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黃江南坦承道。
這次會議被命名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學術討論會」，時任浙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劉佑成表示願意提供杭州德清縣境內的莫干山，作為開會的地點。莫干山會議沿襲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內「英雄不問出處」的規矩，採取「以文選人」的方式。在評選論文的過程中，提出「五不講」，即：不講關係、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
只要論文被選上了，就能上山參加會議。「從現在看，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機遇。」黃江南稱。從6月12日開始全國徵文，到8月15日兩個月間，會議組織方收到了來自全國的1300餘篇論文，平均每日二十餘篇，作者遍佈各行各業。會議籌備者們最終從中選出了124名代表參會。其中最年輕的，是來自西北大學的張維迎，當年他只有24歲。
作為會議的組織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覷。著名經濟學家華生也曾參加了莫干山會議，他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莫干山會議「最主要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是王岐山，那時他是杜潤生手下的「大將」，80年代初我們都是從他那兒領出差費到農村去調研。」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還有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秘書李湘魯、國務委員張勁夫的秘書孔丹。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當時政府對莫干山會議的姿態。莫干山會議從9月3日到9月10日，前後歷時8天。參會者上山時不能帶着論文，隻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於會程緊湊，思想碰撞激烈，參會的年輕人常常從白天一直激辯到晚上，精神持續亢奮。長會開完之後，許多人都生病了。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議題是價格。會議上，圍繞價格改革的爭論最為激烈。代表們分為「以調為主」和「以放為主」的兩派，「調派」認為當前只應該通過測算，進行穩健的價格調整，「放派」則堅持放開價格控制，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
會議之後一共形成了八份專題報告。其中，作為國家體改委「筆桿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點將，執筆主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
10月1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這份報告，由此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一個多月後，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此前諱莫如深的「商品經濟」概念，突破了計劃經濟的傳統束縛。
自此，改革重心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開放前線的金融專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此時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剛剛起步。這並非王岐山首次接觸金融，早在發展所時期，為了啟動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王岐山就曾與世界銀行洽談數億美元的貸款項目。最終成功說服世界銀行，將這些貸款給了中國。從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長，並在此後9年裏一直在銀行系統中工作，這是他迄今為止在同一性質領域工作的最長時間。
在此期間，王主導了與美國摩根士丹利的合資協議，成立了中國第一家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在銀行系統的這段長時間積累，使得王岐山對金融領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讓他聲名鵲起的，卻是他在廣州省委、省政府任職期間經手的「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案。
1997年，王岐山轉調地方任職，出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副省長。其時，香港正處於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之中，股市地產大跌。而作為香港的「後院」，廣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時赴任，頗有「救火」的味道。
「對於借債問題的影響可以說最大。大環境好的時候，銀行輕鬆把錢借給你，大環境壞的時候，銀行就不得不逼你還錢，即使如此，金融業的損失也是最慘重的。」時任廣東省省長的盧瑞華在2006年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如是回憶。
「廣國投」的全稱是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成立於1980年，是中國第二大信託投資公司，僅次於中國國際信託公司，由廣東省政府全資所有。1983年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為非銀行金融機構，並享有外匯經營權。1989年被國家主管部門確定為全國對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後，廣國投的經營規模不斷擴大，海外融資額總計50多億美元。和當時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樣，廣國投的地位曖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個獨立的企業;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濃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資，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這種尷尬的處境，源於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轉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財經》雜誌採訪時這樣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國早年從計劃經濟體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獨立的企業信用。當時要向外借債，只有一個信用，就是國家的主權信用。政府還指定中國銀行為唯一的對外金融機構。後來通過放權，衝破原有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的體制，就把國家的對外信用也分解開來，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債務雖然不具有主權債務的性質，但是由於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國際金融市場視為風險較低的債務，而被廣泛接受。在國際債權人眼中，中國企業從來未曾不還外債，這種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曖昧關係，使得中國企業成為了他們的「理想客戶」。
在當時的環境下，「窗口信用」確實為許多企業和項目的發展籌措了資金。廣國投和「粵海」得以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融資，離不開「窗口信用」。
進入90年代之後，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離成為必然趨勢，公司日漸走向獨立。此時，「窗口公司」的債務，實際上已失去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擔保。但作為過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違規或違法開具擔保、承諾或「安慰函」的情況。以至於一些外國金融機構將上述「擔保」視作政府信用或主權信用。在放貸時，並沒有對借款企業或項目進行嚴格評估或審核。
在廣國投破產之前，中國已有「中銀信」、「中農信」和「中創」等三家信託投資公司倒閉，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債均有政府出面進行償還。因此，「窗口信用」並未隨這些公司一併破產，反倒被進一步強化了。
「當時有種錯誤的想法，即海外銀行借給中國國有企業的錢，認為這錢是由政府擔保的;而企業也認為，向政府借的錢或由政府擔保的錢就可以不還。當時規則不明確，所以借和貸雙方都有責任。」盧瑞華說。
及至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廣國投陷入了外債支付危機。其資產總額為214.71億元，負債361.65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168.23%，嚴重資不抵債。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粵海集團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粵海資不抵債91.2億港元。
王岐山在廣東面臨的最大考驗，就是廣國投和粵海的巨額債務。兩家「窗口公司」的債務，不僅遠超其自身資產總額，亦在廣東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廣國投的債務相當於廣東省政府財政收入的30%。更何況當時面臨債務支付危機的窗口企業，遠不止廣國投和粵海兩家。曾有學者估計，當時中國企業在香港的國際債務總額，可能超過800億美元，相當於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外匯儲備的60%。
對於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規矩的時候到了：「由政府，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充當負債主體和投資主體、由政府在投融資過程中扮演主角的時代，在相當的市場領域必須結束了……以地方政府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資模式，必須從體制和遊戲規則上改弦更張」。
經過深思熟慮，廣東省政府作出了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的決定。這個決定讓國際債權人大感意外，他們原指望中共政府會為廣國投和粵海全額償付所有外債。
由於債務規模巨大，牽涉到130多家境外債權人，其中包括一些當時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若處置失當，中國企業的國際信用將受損，負面影響極其深遠。
面對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採取強硬手段，向外界傳遞了堅定的信息，即「中共政府對廣國投破產的處理完全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中共政府不該也不會替廣國投還債」。另一方面，也積極向債權人解釋廣國投的信用不等同於主權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釋，接近於零」。
1999年，廣國投正式進入破產程序，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案。境內外共有近500名債權人申報債權。此案歷時4年，最終破產清償率為12.51%。通過廣國投的破產，王岐山以具體案例，對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即國有企業獨立經營，政府不再對企業債務負責。
而對於粵海集團，王岐山則採取了重組的策略。據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於「粵海是境外集團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們要考慮香港市場的穩定」，並且，粵海資不抵債的程度要小於廣國投。
經過與境外債權人漫長的討價還價，2000年12月，粵海公司的巨額債務實現重組。平均削債率達42.78%，重組後的資產負債比例為67%，與之前相比已有明顯改善。因此，這一重組項目也被《國際金融評論》評為2001年「亞洲最佳重組交易」。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廣國投和粵海案只是廣東所面臨挑戰的一部分。當時，廣東省的金融機構普遍面臨支付危機，在一些地區，還出現了擠兌現象。
1999年11月，「廣東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和農金會金融風險處置工作協調小組」成立，王岐山擔任組長。為了解決金融機構的遺留問題，廣東省向中央銀行借款380億元，在一年時間內，對數以千計的中小金融機構，實施了停業整頓。
盧瑞華回憶時說道：「當時向中央借錢是一個非常果斷的措施，當時朱鎔基總理是支持的。時任廣東常務副省長是王岐山，他是銀行家，他懂得這一規則，他提出來向中央借錢，我贊成。」
2000年至2001年，廣東省稅收增加700億元，中央的借款提前還清了。
「非典」疫區的「救火隊長」
2002年，王岐山來到海南，出任省委書記。在任期間，王岐山改變過去「工業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態立省」的規劃。
黃江南對此頗有感觸，「所有的省委書記、省長，一般來說都要追求GDP，追求業績，追求產值。他呢，就有自己獨特的想法，他是從海南的長遠發展和根本利益出發。哪怕自己在任的時候業績不那麼輝煌。」
「這就是一個政客和政治家的區別。」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還不到5個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長一職，再次被置於風口浪尖。這次他要處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務，而是傳染病疫情。此時的北京，因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這天，北京「非典」確診病例從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國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發布會，衛生部長張文康曾表示，「中國局部地區已經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並說：「在中國工作、生活，包括旅遊，都是安全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並非如此。4月4日，解放軍總醫院的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率先披露北京瞞報「非典」疫情，國際譁然。
4月20日，國務院召開新聞發佈會，向外界公開了「非典」的真實情況，同時將張文康免職，之後，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孟學農也引咎辭職。
王岐山正是在這樣的時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點零5分，王岐山就來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揮大廳，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語不發，只是觀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盤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傳染病專家朱宗涵醫生，被緊急任命為北京市「非典」防治專家組組長。王岐山出任代市長後，朱宗涵接到了讓他去市委開會的通知。會上，王岐山和眾人討論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劉淇和王岐山都強調，必須把病人死亡率儘快降下來，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後，朱宗涵在接受鳳凰周刊記者採訪時，這樣說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並沒有危言聳聽。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數就從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於恐慌，市民中已出現搶購、囤積物資的現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務會議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們匯報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軍中無戲言。」「困難要向人民群眾講清楚」，這是王岐山多年來一直堅持的執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開非但不會加劇恐慌，反而能夠安撫人心。他將原來五天公佈一次疫情的慣例，改為每天公佈一次。因此，儘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數比此前成倍擴大，他依舊坦然：「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上任以來公佈的數字都是非常準確的、坦白的。」當時WHO(世界衛生組織)的駐華代表則評價他「喜歡說實話」。其實，王岐山與WHO官員的第一次會面，氣氛並不輕鬆。WHO的官員對於此前北京隱瞞疫情，非常不滿，提出了批評。王岐山回應道：「你不滿，我比你更不滿，我了解的問題比你知道的更多。但當務之急是，我們要真誠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來。以前的事我們就不要花太多時間了，等以後再總結吧。」
在與WHO的合作中，中國的官員也開始學習如何與媒體打交道。這原本是WHO媒體組提出的建議，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請了國外的專業培訓機構，對「非典」指揮部的媒體工作進行培訓。此類培訓在中國尚屬首次，開創了中共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在媒體的報道中不難發現，「說句實話」似乎是王岐山的口頭禪。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的第二次新聞發佈會。會後，他在接受央視半個小時的採訪中，一共說了18次「說句實話」、「說實在的」。
在「非典」期間，他一反常態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對記者開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辦公室安裝一台直播電視。這樣，市民們就能知道他在做什麼了。「你們的市長知道你們的事;反過來，你們市長願意把事告訴你們。」王岐山說。
在王岐山的指揮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漸有了起色。5月12日，「國際護士節」，王岐山親自撥通「非典」熱線，問候留守120指揮大廳的志願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確診病例降至個位數。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衛生組織宣佈，解除對北京的旅遊警告，將北京排除出疫區名單。
大城市治理，並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後一站，此後，王岐山又經歷了多次身份轉變，他因籌備2008年北京奧運會，出任北京奧委會執行主席，被人們稱作「奧運市長」。2008年王岐山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領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變換了臉譜，執掌中紀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