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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手記:一個癌症患者的康復之路 第2章 第一部分

第1節死到臨頭的感覺

     災難是突然降臨的,就像晴天霹靂,讓我和我的家人措手不及。我對自己的身體一向自信。這不僅因為每年一次的體檢指標全都正常,還因為我沒有什麼不良嗜好。而且我還是個喜歡運動的人。所以,當醫生宣布在我的顱腦、肺葉和肝臟上都發現惡性腫瘤的時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覺到與死亡如此接近!
     
     那是2007年2月12日。當時我站在北京醫院腦神經外科的醫生辦公室里,我的顱腦和胸部膠片懸掛在一個巨大的燈箱上。
     
     “這裡有,這裡有,啊……,肝上也有。”醫生一邊在膠片上面指指點點,一邊說:“已經不能手術了。只能全身化療。”
     
     “是嗎?”我下意識地追問一句。
     
     他轉臉看我一眼,好像是突然意識到什麼:“啊!你還不知道啊?那……那……請你在外面等一會兒。我要和家屬談一談。”
     
     我等在門外,終於看到醫生做出結束談話的表情,可是曉東還是僵直地坐着。我走進房間,輕輕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來,猶豫了一下,然後像是鼓足了勇氣,轉過身來面對我。她的眼裡一片哀傷。
     
     有一會兒,曉東似乎回到現實中來,驀然抬起頭來,把眼睛直對着對我說:“如果是最壞的情況,你願意知道嗎?”
     
     我們倆早就有過一個約定:無論誰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該彼此隱瞞。現在,她既有此一問,一定是想起來這個約定。
     
     “他是什麼意思?情況不妙吧?”我問。
     
     “是不好。”她回答。她不打算對我隱瞞任何實情,所以直截了當地確認了這個壞消息:“他說……肝上也有。”
     
     先是顱內,然後是左肺,現在又是肝……我知道這一切意味着什麼:腦癌,肺癌,再加上肝癌。這不就是惡性腫瘤、全身轉移嗎!
     
     第一次明白什麼叫“絕望”,我想讓內心靜下來,恢復思考的能力,可是我發現無法讓自己集中精力,於是索性讓思想信馬由韁。我怎麼一點感覺也沒有啊?如果肝上長了那麼大的一個異物——就像如醫生所說,應該是能夠感覺到的,比如說疼痛甚至凸起來的硬塊。我下意識地伸手去摸索,漸漸地,還真的在腹部感覺到一種異樣。更準確地說,是健康人的“異樣”。
     
     我餓了,而且激起一種旺盛的食慾。
     
     於是我和曉東來到一家飯館,揀了個靠窗的位置,對面而坐。決心好好表現一下,於是開始向桌上的食物發起進攻。也許是為了安慰曉東,也許是為了鼓舞自己,也許是想要證明醫生是在危言聳聽而我其實什麼毛病也沒有,我盡量讓自己表現出如饑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時也沒有忘記從塞滿食物的嘴裏擠出一句話來:“肝癌?真是肝癌,我還能這麼吃嗎?”曉東幾乎沒動筷子。她只是安安靜靜地看着我,面色蒼白,眼睛裏充滿了哀傷和憐惜。
     
     回到家,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醫生的話,帶着滿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曉東在隔壁房間里已是悲痛欲絕。她想到現在該做的事情是向親友們通告,同時幫助我取消幾個重要約會,於是拿起電話,向我遠在他鄉兄妹報告這個壞消息,還沒開口已是痛哭失聲。

第2節中國式的“專家門診”

     周圍的朋友紛紛建議我們去北京天壇醫院。我們所能得到的全部資料——新聞、研究報告和網上信息,也都顯示它的神經外科是“全國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擁有一大堆耀眼的頭銜。還有人告訴我們,他是我們國家最好的神經外科專家、手術台上操刀開顱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樣,開始了慕名投醫的漫漫路程。可惜“主任”不在北京。幸運的是她找到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的另外一位醫生,也是一位“主任”,擁有很高的專業水準和豐富的臨床經驗。
     
     忍耐了兩個小時的路上顛簸和頭暈目眩,又花了300元掛上“專家號”,我們終於獲得機會面見這位專家。儘管是個“特需門診”,卻沒有誰來給我們約定一個準確時間,所以還要經過一番漫長的等待。我好不容易找個座位坐下,由於眩暈和畏光,幾天來我一直半閉着雙眼,還戴着一副墨鏡用來遮光,即使在屋裡也不敢摘下。
     
     我們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三個小時,終於在下班前的最後幾分鐘見到“主任”。我的內心充滿敬畏,意識到這是一個關鍵時刻,趕忙摘下墨鏡,努力睜開雙眼,儘力傳遞我的尊敬,同時想要看清楚這位能夠救我性命的人。
     
     他只看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膠片上。我強打精神,試圖敘述我的突然發作的癥狀,可是很快就發現他對我的話不感興趣。他的熱情似乎只是向他對面的年輕醫生侃侃而談,年輕醫生則是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我努力提高聲音,希望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我身上來。他看我一眼,因為我打擾了他而顯得很不高興。
     
     “突然發作的?”這是他第一次對我問話,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做了結論:“不會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發”這個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卻在轉瞬間就被他否定了。看來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機器,相信那張沒有色彩沒有溫度沒有生命的膠片。也許他認為我的腦子已經損害,必定思維混亂,所以根本不相信我還能講清楚事情經過。不久之後我就知道,頭部疼痛眩暈的癥狀是“突發”還是“漸進”,對其病灶性質的臨床診斷是個關鍵環節。由於“惡性腫瘤”的生長是個漸變過程,所以伴隨而來的癥狀通常也會是由弱到強,而不會像“腦炎”或者“腦出血”那樣“突然爆發”。可當時我還完全不知這中間的區別。我由衷地覺得自己是那麼無知那麼渺小,而面前這位專家又是那麼博學那麼偉大。
     
     “主任”延續着自己的思維,對我依然視而不見。這樣的過程持續了幾分鐘,他一直在對他的學生高談闊論,就像是在發表演講而不是在為病人治病。我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他的一個病人,而只不過是一個病例,在適當的時候自己送上門來,做了他的教學標本。
     
     這種感覺很快影響了我的心情,讓我疑惑。我能理解由於病人太多,所以醫生只能讓病人排很長時間的隊、看很短時間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們怎麼會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醫生因為見多不怪而產生的不耐煩和冷漠,但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只知道那些儀器、膠片和檢驗報告,而完全不顧及病人自己的身體癥狀。德高望重的醫生門下理應高徒滿座,他們利用臨床病例來教導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卻很難想像,他們既然已經與病人“特約”自己的時間,並且為此收費,竟又不肯把時間專註在病人身上。
     
     我們懾於“主任”的威嚴,不再作聲,只敢在心裏嘀咕。儘管我並不指望能在這裡得到明確結論,可卻怎麼也沒想到,他會用如此盛氣凌人的方式來對待一個他說不清楚的問題。
     
     然而讓我意外的還不止這一個“問號”。在向他的學生展示了博大的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之後,“主任”在我的診療本上寫下他的高見。他記錄了左腦的“佔位性病變”,還寫了右小腦和右腦頂部都有“異常信號”,結論是:
     
     膠質瘤?
     
     多發轉移性病變待除外。
     
     “左腦”、“右腦”,還有“右頂”,這表明至少有三處病變!
     
     “膠質瘤”、“佔位”,還有“多發轉移”,這表明它們全都屬於“惡性”!
     
     此外還有一個“?”和一個“待除外”,表明這是一個既明確而又大有迴旋餘地的診斷結論!
     
     告別“主任”時天已大黑。有了這一番經歷,我才意識到原來病人的倒霉事還不只是疾病本身。早就聽說過一句話:中國的老百姓在官員和醫生面前是最沒有尊嚴的。現在方知,這話還真有幾分道理。病人們花費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的時間來到他們仰慕的醫院,可是他們在這裡總不免遭遇冷漠、不屑、訓斥、不耐煩和模稜兩可。除非他們是高官顯貴或者有什麼特別的因緣,否則就算是“特需門診”也不能好一些。他們在約定的時間到達醫院,卻發現約定的醫生總是忙着干別的,好不容易輪到自己,醫生不是給自己的學生上課就是接聽手機。他們在醫生那裡感覺不到溫暖和同情心。他們對醫生、特別是對那些擁有專家頭銜和權威的醫生寄予了那麼多的希望,可是通常只能得到一個“待查”、“待除外”、“可能性大”,或者僅僅是一個“問號”。
     
     用文字甚至標點符號來造成一種“模稜兩可”的診斷結論,對醫生來說是最簡單最安全的選擇。醫生要給自己留有餘地,可退可進。即使鋸開你的腦殼,挖去一塊腦仁去做病理檢驗,他們還是會說不會百分之百的準確無誤。但是,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種“模稜兩可”比一個最糟糕的診斷結論還要糟。在以後的15個月里,類似的“演講”和“診斷”我又遇到許多次,而我除了越來越疑惑和沮喪之外似乎別無收穫。一想到還要按照這位大牌專家的指點去完成新一輪檢查,然後把“專家門診”如此這般重來一遍,我的腦袋便越發疼痛眩暈起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宋雲 來源:凌志軍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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