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白區工作的轉變，確有大收穫。比如薄一波，他是山西人，是國民黨軍閥閻錫山的同鄉。閻錫山對薄一波的才能很有印象，薄的自首，閻錫山信以為真，抗戰開始後，對薄委以重任，由他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後發展為「新軍」，最後「新軍」併入八路軍，使國共在華北的力量對比大大改觀。在南方，劉少奇的勢力伸展到中原局、華中局，並直接掌握了新四軍。周恩來與劉少奇兩人之間，無論對白區工作，還是對軍隊工作的影響力，都是周消劉長，發生根本的變化。
1937年底，我到延安時，劉少奇已經是大人物了，當時我聽中央的政治報告，除毛澤東以外，記得劉少奇作的報告最多。中共重要幹部調動工作也經由劉少奇談話。王明回國後，武漢長江局隱然成為「第二中央」。毛澤東壓制王明、周恩來，劉少奇在延安所扮演的角色，不斷上升。
1939年8月，劉少奇與即將赴蘇聯治療的周恩來合影
劉少奇為兩個口號作總結
30年代，在左翼文藝圈裏，以周揚、徐懋庸為代表的「國防文學」，和以魯迅為代表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論爭相當轟動。中共尊魯迅為「大師」，魯迅罵周揚為流氓，而周揚又是左聯的負責人，我們當年的左傾文藝青年，對於當時這場爭論相當迷惑，其後才逐漸理解，兩個口號之爭的背後，也是一場黨內鬥爭。周揚30年代是上海左聯的風雲人物，當年代表中共在上海主管文化的、社會科學的是胡喬木，文藝影劇的是周揚。周揚主管的部分，當時控制了上海許多大報的副刊，電影公司的編導部門，聲勢很大。周揚屬王明、周恩來一派，在當時來說，是中共的主流派。
不久，馮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上海左翼文藝界的領導發生變化。
馮雪峰是參加過長征的著名作家，在離開延安時，毛澤東和張聞天都指示他要好好利用魯迅這面旗幟，因此馮到上海後直接掌握魯迅，甚至封鎖魯迅與周揚的聯繫。周揚等人提出的「國防文學」當時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致的，魯迅和馮雪峰都比較左，當時認為國共合作抗日是投降主義，「國防文學」也是投降主義的口號，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相對抗。
試想，我們當年那些左傾文藝青年，怎麼可能理解到這兩個文藝口號論戰的背後是一場黨內文化領導的權力鬥爭。
1938年10月19日，我在延安參加邊區文協舉行的「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晚會」，由詩人柯仲平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劉少奇的講話，就我記憶所及，他對「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論戰作出以下結論：「國防文學」是現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中國革命進一步提高和深化的口號;「國防文學」是中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現階段的戰鬥任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眾」是中國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未來的戰鬥任務。這兩個口號沒有根本的矛盾。他講話時把這個意思重複了許多次。後來我見到一份中央文件，吳亮平代表中宣部傳達中共中央對上述兩個口號所作的結論，與我所聽的劉少奇的講話內容完全相同。可見當年劉少奇代表中共政策講話的份量和權威。但是，1942年5月，延安整風開始，毛澤東公開指出「國防文學」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周揚這個被稱為中共「文藝總管」不斷受到批評。
1941年，劉少奇在華中局黨校作講演
劉少奇的黨的工具論
在我聽過的很多劉少奇的講話，其中包括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的這個講話，後來出現許多種不同版本，每個版本內容都有一些修改。這個講話成為「延安整風」的主要文件之一。
很多劉少奇的講話都是衝着王明、周恩來的，對王明是點名的，對周恩來是不點名的。
我在莫斯科時，一位王明身邊的陳女士對我說，劉少奇曾屢次警告王明，說：「你千萬不可冒犯毛澤東同志。」王明說：「我們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是很正常的嗎?」劉少奇說：「中國國情不同，批評毛澤東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說：「黨章上有這一條嗎?」劉少奇說：「毛澤東成為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領袖，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形成的，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權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說：「你這麼說，毛澤東同志豈不是成『皇帝。」劉少奇說：「是的，你說得一點都沒有錯，毛澤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國革命的皇帝。」
劉少奇在別的講話中，一再強調他的「工具論」，他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除了當黨的工具以外，沒有別的選擇。
劉少奇又在另一次講話中說：「我們的黨，想當領袖的人，偏偏他當不了領袖;一個共產黨員，勤勤懇懇不計個人得失利害為黨工作，會自然地獲得黨內同志的支持與擁護……」劉少奇的話，當然是衝着王明的。
1940年5月，王明在「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作「學習毛澤東」的講話。
本來這是王明表態擁毛的。不久，劉少奇就說王明「學習毛澤東」是假的。在這同時，王明將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再版，劉少奇在這本王明的書上寫道：「這本罪惡的小冊子記載着罪惡的黨內鬥爭。」
劉少奇的講話中，其中有一段他的典型的「工具論」，劉少奇說：「斯大林同志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象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以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
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時，毛澤東又要王明在會上表態。王明就說：「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我願意做『黨的工具』。劉少奇接上去說：「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是掩護，是有毒的。」於是，王明又接上去說：「我願意做個驢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嗎?」劉少奇說：「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條件的」。
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時對掏糞工人時傳祥說：「你掏大糞是為人民服務，我當國家主席也是為人民服務，我們都一樣為人民服務。」這話的意思除了黨的「工具論」，還加上政客的偽善。
1943年，劉少奇在延安
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公開整的是王明，實際上整的是周恩來。開始時劉少奇不在延安，毛澤東用十二道金牌把劉少奇召回延安掛帥。
延安整風，具體的執行者是劉少奇與康生。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中央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黨校校長。這次會議還通過，中央會議的召集不定時，由主席決定;中央會議的決議，由主席同意才生效。這次會議還決定成立中央組織委員會，處理主席交辦的日常事務。組織委員會的成員有：劉少奇、王稼祥、康生、陳雲、張聞天、鄧發、楊尚昆、任弼時等八人，劉少奇為組織委員會書記，直到1944年5月，才補進了周恩來、朱德二人。由此可見，早在1943年，「毛(澤東)劉(少奇)體制」就已建立，毛成為至高無上的「君主」，劉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劉少奇也是延安整風毛以下最大的贏家。
延安整風中，柯慶施受到衝擊。柯早年是留俄的，而且受共產國際重用過，後來回國在周恩來安排下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延安整風時，康生責問柯慶施：「北方局被國民黨破壞時，幾乎所有的同志都被逮捕，你哪裏去了?」事實上，當時柯慶施去了綏遠，在馮玉祥、方振武領導下的「反帝同盟軍」做兵運工作，後來回到北京，又在劉少奇領導下的北方局，執行共產黨員假反共假自首爭取出獄中立了功。在延安整風中，康生要搞他，劉少奇保了他，中共建政後，柯擁毛最力，毛也最欣賞他，柯和康生在蘇聯時就是死敵，柯死在1965年，否則第二年文革開始，柯慶施與康生誰死在誰的手裏，就不知道了。
1945年5月，中共七大期間在會議休息室合影，左起：朱德、毛澤東、劉少奇、聶榮臻、林彪
周恩來報了30年的仇
1945年中共七大時，陳賡代表周恩來反對薄一波當候補中央委員，結果毛澤東把薄一波提為中央委員。劉少奇派另一名大將彭真，在審查參加代表的資格時，也故意對周恩來的黨齡提出疑問，結果被毛澤東宣佈擱置討論。
劉少奇在七大中升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七大當選的中央委員中，周恩來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員的二十三位。毛澤東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書記。
1964年3月22日，蘇聯「紅星報」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貫反蘇，可能與他每次講話必罵王明有關。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派劉派互揭瘡疤，周派抓住「六十一個叛徒事件」打劉，其時劉少奇還沒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個當事人張聞天，聯名要求周恩來複查檔案，周未答覆。原件呈毛，毛批確是反革命事件。於是周恩來下令將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後，「劉少奇項目組」(專案組——轉注)、「六十一個叛徒集團項目組」，兩個項目組的組長皆為周恩來。毛澤東開始「提劉壓周」是1936年，文革開始於1966年，周恩來總算等了30年報了仇，其實周劉都是毛澤東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