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鏡頭對準那些社會邊緣人群，用影像介入諸如愛滋病、吸毒、淘金等讓很多人聞之色變的話題，引發社會關注，希望能促使這些人群得到更多關注。我相信，一張具有震撼力的照片，可以撥動人們那根善心的琴弦。
由於吸毒與販毒泛濫,這些社會問題嚴重製約了四川省布拖縣的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導致當地兒童升學率低，失學率高，孤兒率高。布拖縣所在的涼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國毒品和愛滋病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而布拖縣又是涼山毒品泛濫的典型地區。
在西藏某地的金礦上，淘金人的生活非常艱苦，饅頭就水就是他們的午餐。
在雲南瑞麗市，有的人第一次進入戒毒所戒毒，有些不習慣，經常逃跑，管教人員就把經常逃跑者鎖上腳鏈。雲南邊境城市瑞麗，是毒品轉運站，毒品價格低廉，聚集了來自國內、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吸毒者。
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強，只有兩歲的他也跟着母親學吸煙，旁邊他的母親正在吸食毒品。
雲南麻栗坡縣境內，中越戰爭期間遺留下很多塑膠雷，沒有辦法排除，趕上颳風下雨時，地雷就經常從山上滾入山下，村民一旦踩上就會被炸掉雙腿。據說這種地雷一百年也不會壞。
麻栗坡縣馬鞍山村村民楊起榮和父親、弟弟三個主要勞動力都被地雷炸斷了腿，家裏沒有人出去打工，生活非常困難。
河南上蔡縣文樓村，一名愛滋病人的一雙手無助地伸向空中。文樓村是河南愛滋病防治幫扶工作重點村，曾經因大批村民賣血感染愛滋病引起社會關注，被稱為「愛滋病村」。
盧廣：自由攝影師，中國攝影金像獎獲得者、德藝雙馨優秀攝影家，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獲得者，第47屆、54屆荷賽分別獲得金獎、銅獎，2013年獲得荷蘭克勞斯王子基金設立的「2013年克勞斯王子基金獎」。曾在《DEEP中國科學探險》雜誌上刊發《瑞麗吸毒者生存故事》、《西藏門巴人》等專題。
也許，是冥冥中的命運安排，從我拿起相機起，就開始關注一些社會邊緣人群，用影像介入諸如愛滋病、吸毒、淘金等讓很多人聞之色變的話題。我把鏡頭對準他們，然後將照片發表，最後獲獎，引發社會關注，希望能最終促使這些人群得到更多關注。這就是我想要做的。作為一名攝影師，我相信，一張具有震撼力的照片，可以撥動人們那根善心的琴弦。
2002年，我在雲南的邊境城市瑞麗認識一個叫阿弟的男孩，當時他13歲。一個販毒吸毒的黑老大將阿弟收入門下，教他學會偷盜、販毒。阿弟染上毒癮後，黑老大利用毒品控制了他，每天晚上阿弟都要偷盜，所盜物品交給老大。不過阿弟個子瘦小，在偷盜時還經常被人打傷。因此阿弟吃盡了苦頭，多次想離開毒窟，但逃離一兩天後毒癮發作，還是不得不回來。
我跟阿弟去了他的老家芒市，離瑞麗100多公里，他家裏很窮。他7歲時母親跟別的男人跑了，在被他稱為「雞婆」的繼母那裏得不到溫暖，和爺爺相依為命。10歲時，他獨自帶一根「打狗棍」遊走江湖，從芒市的家裏跑到瑞麗，和大人們一塊混，染上了毒癮。
到了2003年，14歲的阿弟被我勸說進了戒毒所，呆了兩年，16歲才出來。不過，當阿弟從戒毒所回家，發現最疼自己的爺爺去世，巨大的愧疚感和失去爺爺的悲痛，使他對我充滿了憤怒。於是，他就四處尋我，揚言要拿刀砍我。
沒多久阿弟終於碰到我，我那時正在拍照，他拿起一把砍刀沖我而來，幸虧被周邊的人拽住了。後來，他又一次進了戒毒所，直到去年才從戒毒所出來。他雖然還在吸毒，但他從來不用針扎，因為他說他不想得愛滋病。後來聽說他去做了玉石生意。
今年有一次，我到了瑞麗，給他打電話。正在外地做玉石生意的他，接到我電話後馬上趕回瑞麗。他騎着一輛高大的大排量摩托車，發動機的轟鳴聲很大，看起來他的身體還比較健康，摩托車後座上坐着一個時髦女孩，是他新交的女朋友。他說要請我吃飯，我說不用，他急了，說不讓他請吃飯，他馬上就走。
除了吸毒者之外，我還關注着中國的愛滋病。從2001年開始，我用3年時間拍攝了河南愛滋病村，獲得荷賽金獎。這次獲獎對中國新聞界是一個很大的震動，因為過去中國的新聞攝影主旋律一直是以表揚為主。獲獎對愛滋病村的問題解決也有很大意義，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視。這10年，愛滋病村得到了全面改善，愛滋病人包括孤兒和孤老，得到了醫療和其他方面的救助，我對此感到很欣慰。
我至今還記得2001年10月第一次走進河南愛滋病村的情景。那天天灰沉沉的，地上都是泥巴，整個村子人與人之間沒有笑臉，不打招呼，死氣沉沉。我走訪了20多個愛滋病家庭，有的發病的婦女有氣無力地呻吟：「救救我??」;有的病人身上開始潰爛，卻得不到醫治;一個大娘跑到門口，抱着我的腿說，「救救我的孩子，求你了??」整個村子就像一個住院部，我的眼睛有點濕潤。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凌晨3點，我給一個報社朋友打電話說，我一定要把這件事說出來，讓大家知道真相，他們急需得到救助。第二天，我進村繼續調查，一拍就是兩個月。
從2001年到2003年，國內有五六十家媒體刊發了愛滋病村的照片，喚起了民間的救助高潮。為此我和妻子還抽出近半年時間專門去做救助工作，因為很多人一定要把錢交給我，讓我去捐助。
不過，在中國某些局部地區，吸毒、愛滋病這些社會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治，甚至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比如說瑞麗，我幾乎每年都去，卻發現這裏的吸毒現象越來越嚴重，隨着人口增多，吸毒者也越來越多。10多年前，我從河南愛滋病村開始，到現在還在關注愛滋病，只不過這次關注的是四川大涼山的布拖縣。
去年10月開始，我特別關注布拖縣，發現那兒的吸毒、愛滋病人、孤兒等問題都很嚴重。我前後5次去做了調查，感到事情的嚴重性，其中就有一些政策的問題。
地處大涼山的布拖縣，共有15萬人，其中7萬人在外打工。通過我的調查和政府公開信息，我了解到，光布拖縣的孤兒就有6000多人，其中1200多名孤兒的雙親去世，政府每月給予他們360元的生活補助。但是還有將近5000人是單親孤兒，他們的父親或母親很多都是吸毒導致的死亡。如果孤兒能得到政府每月360元補助，生活將有保障。但是政策明確規定，父母雙亡的孤兒才可以得到補助。所以很多單親孤兒就是靠爺爺奶奶每月的55元低保費，再加上種植一些土豆、玉米、苦蕎來生活。
父親因吸毒去世時，日力曲只有6個月，只有十幾歲的母親隨即改嫁，從此再沒有回來看過日力曲，他一直跟着80歲的爺爺，靠爺爺種植兩畝地的玉米土豆生活，非常貧困。現在12歲的日力曲年年在上一年級，學校就在村旁，由兩三個代課老師教課。
很多孤兒的父親去世都是因為吸毒。當地死亡的人以中青年居多，而中青年中吸毒者又占很大比例，因為注射吸毒感染愛滋病的比例很高。
當地的另一個問題是醫療，這與地方對醫療的宣傳很不夠有關。我曾和當地一些朋友聊過，他們為何那麼貧困?為何吸毒那麼多?當地可以公開買賣毒品，吸毒也是公開的，在集市、村口都能見到。
由於死亡率高，當地人的想法是：「我必須要生五六個孩子，死了還能剩幾個。」我經過調查發現，在1到20歲、20到50歲、50歲以上這三個年齡段中，1到20歲的死亡率最高，主要原因是醫療問題。一個原因是當地人生了病，不願意上醫院治療。一些因吸毒感染愛滋病的人，一旦生病，就隨便吃點藥。當地有一個人，病得很嚴重，幾乎要死了，家人花100元錢，給他開了幾副中藥吃。正好我來到他家，見狀，趕緊勸他去醫院。開始他們不同意。我說，「去醫院的檢查費我來幫你們掏。」後來他們才同意去醫院。其實他們不知道，愛滋病人到醫院就診治療是免費的。很多人怕花錢，也怕別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就不敢到醫院去。以至於當地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越窮，越不敢去醫院看病，因此死亡率就越高;死亡率越高，當地人就生更多孩子;而孩子越多，就越貧困。後來我建議當地可以將醫護人員送去繼續深造，然後回到村里開診所，為村里人看病，逐步解決村里人死亡率高的問題，以扭轉這種惡性循環。
我之所以多次去大涼山，就是希望能拍出更多有震撼力的照片，來展示孤兒和老人的生活狀況，通過發表、獲獎，吸引社會和大眾的關注。我希望更多的孤兒和孤老得到政府的幫助。現在政府少蓋一棟樓，就可以幫助孤兒和孤老們過上更好的日子。
當地有一個叫阿杜麼西火的女孩，只有11歲，父親也是因為吸毒得愛滋病去世，她和母親相依為命。今年冬天，下着大雪，她抱着一隻雞去集市叫賣，在風雪天裏被凍得瑟瑟發抖。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賣火柴的小女孩」，相似的場景讓人心酸。
我從10多年前開始關注愛滋病，到現在我感覺愛滋病的情況還是很嚴重。為什麼呢?愛滋病是一種私隱。比如說，我拍攝了一個愛滋病人，但我不能說他是愛滋病人，他死後，也不說他兒子是愛滋孤兒。要不然就屬於侵犯私隱，是要打官司的。這也是媒體對愛滋病關注少的原因。大家一不關注，可能這個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另外，我拍攝的中越邊境地雷村的照片，也讓當地被地雷炸傷的人獲得了關注，並得到了社會救助。他們說，我每來一次，就為他們帶來了更多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