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
大公網12月8日訊胡耀邦之子、原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日前出席某門戶網站舉辦的《致敬變革者——我的時代我的國》年會論壇。胡德平在論壇上提到，我們每回的決議都很好，但是落實的成果卻大不相同。我覺得這次三中全會，什麼問題應該落實要先研究清楚再說。取得共識的必須得堅決貫徹，如果貫徹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團的阻礙。
胡德平還以農村集體經營性用地可以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為例，說明政策的貫徹落實並不如文件上描繪的那樣好。胡德平表示，同地同權這個是在十七屆三中全會說了這個事，又過了五年，還有問題，我覺得應該做的。
以下為胡德平演講文字：
主持人：其實這些年胡德平為企業改革呼籲，包括早些年追究民企原罪，我想胡德平先生也是旗幟鮮明反對，請您談一談?
胡德平：我先回應您的依據，主持詞也說到在商鞅變法的時候有這樣的話，就是知道一個問題很容易，但是要改革這麼難，你是這麼個意思。其實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的哲學是知難行易。我是覺得李克強同志說的現在推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我覺得這是時間論的觀點的認識不容易，改造世界這更難。
三中全會之後，我覺得用這個哲學觀點和利益觀點來看如何落實三中全會的有關決定，是最關鍵的事情。因為我們每回的決議都很好，但是落實的成果卻大不相同。我覺得這次三中全會，剛才志強也是這麼個意思，什麼問題應該落實，什麼問題研究清楚再說，我就說這些問題，取得共識的必須得堅決貫徹，如果貫徹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團的阻礙。
比如說如何保證農民集體土地權益的問題，首先我們這回《決議》重新認識了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歸農村集體所有，這種認定馬上貫徹到一個什麼程度，就是要避免公權力的亂用，對項目徵收農村土地，強買強賣能夠起到叫停的作用，以前以租代征被視為非法，現在是否這種以租代征也為縮小征地滿為找到合法的道路，我覺得應該馬上就做。
農村集體經營性用地可以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即使農民建設用地以增值又可以大大降低周邊地價，這個是在十七屆三中全會說了這個事，又過了五年，還有問題，我覺得應該做的。
第三個比較難，也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關鍵問題，原有的農村集體經濟一個最大弊病是什麼呢?就是在集體經濟的體制中，沒有農民個人名下的財產權益，現在集體經濟成為只見森林不見樹木蔑視個性的經濟組織，你只見森林每個樹不研究，是不對的。集體經濟日益成為股份合作制的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農民的利益直接掛鈎，這是幾十年了，現在已經又說明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應該積極推進落實，我是這麼認為。
這些問題，這三點決定的意見都是利國利民，既合憲法又細化了憲法，也不要一時混亂把我們根本的改革又嚇回去了，這個真是要大膽行動。
吳敬璉：要小心「既得利益集團」阻撓改革
吳敬璉資料圖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和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問題的重大決定發佈後，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於改革的討論和期盼。為此，央視財經《經濟半小時》記者專門採訪了經濟學、法學界泰斗吳敬璉、厲以寧、江平先生，來聽聽他們如何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今天，《經濟半小時》記者帶您走進吳敬璉先生，聽聽他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評價。
吳敬璉力挺市場經濟擔心既得利益者成改革最大阻力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吳老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大家對於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都有着非常高的期待，那麼從已經公佈的全會的公報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決定的方面來看，其實大家期待感是非常高的，您對公報和決定整體評價是如何？
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我也是這樣，我對這個《決定》我的評價是很高的，幾次三中全會當然對中國的改革意義都很重大。我看起來呢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像十四屆三中全會。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最像十四屆三中全會。
吳敬璉：它不但提出了目標，而且有一個整個路線圖的設計。但是呢十八屆三中全會跟十四屆三中全會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要求建立市場經濟，我把它叫做2.0版的升級版的，這個市場經濟跟十四屆三中全會所設計的那個初級版的市場經濟那又是上了一個大的台階。所以總的對它的評價，我覺得應該是很高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是一個2.0版，是一個相對於十四屆三中全會來說有質的飛躍的一個升級版。
吳敬璉：升級版的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今年已經83歲高齡的他，幾乎參與了新中國建國之後每一次重大的經濟論戰和重大的經濟抉擇。三十多年經濟改革的風雨之路，也正是吳敬璉的經濟理論日臻成熟的思想歷程。他以始終堅定的市場化改革立場，以及敢於諍言的士人風骨，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其實在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多年的歷程當中，無論是初級版還是升級版，始終都伴隨着一些探索和爭論，比如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比如說還有是大政府還是大市場，但是我們都知道，您是非常堅決的市場派，所以大家給了你一個名字是吳市場，這一次您覺得在全會當中，把市場的這種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強調決定性作用，寫進了公報，您認為這是表達了中央的一種怎樣的決心？
吳敬璉：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提法是非常的重要。它回答了一個過去將近10年一個非常激烈的爭論，就是中國要往哪裏走的問題。因為我們在這個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以後，就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建立起來這麼一個市場經濟，它確實有它還有缺陷的地方，它大致上是一個東亞模式，就是說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就意味着已經建立了一個初步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它還有一些過去的一些遺產，這就是政府的作用，比成熟的市場經濟還要來的大一些。這個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你是一個市場還沒有形成的國家，政府當然要擔負更多的任務，問題是往前怎麼走。往前怎麼走它是一種過渡性的東西，它有兩種辦法，此漲彼消，或者是此消彼漲。很不幸的是大致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這個前進到更加成熟的市場經濟這個方向，它開始是放緩，後來甚至是有些部分往後退，所謂往後退就是增強政府的作用。在有些地區，有些部門不但沒有，市場不但沒有起基礎作用，相反政府起了主導作用，同時在理論上，在思想認識上就發生一場大爭論。一種意見認為，我們存在的缺點、弊病，比如說自然消耗還是比較厲害，市場無序通貨膨脹、腐敗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改革還不夠徹底，不夠徹底。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改革不徹底造成的。
吳敬璉：所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就是進一步推進改革，更進一步消除體制的遺產，使得市場更加成熟起來，這是一種意見，還有另外一種意見，是所謂這些問題，都是因為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造成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是因為市場化帶來的弊病。
吳敬璉：帶來的弊病，腐敗，以至後來說看病難，看病貴，什麼買不起房子還有等等問題吧，都是因為市場化，甚至形成了一種好像佔優勢的理論。它就造成一種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加強政府對於市場，對於社會的管控。那麼實際上呢，這是不對的，因為你越加強市場的管控，這些毛病就會越嚴重，那麼有兩個問題就表現的最突出。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哪兩個問題？
吳敬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增長方式粗放，粗放的增長方式轉不過來。本世紀初開始吧，因為城市化加速了，所以這個各級政府手裏就拿到了一個很大的資源土地。有了土地財政，就是用政府投資來搞形象工程，搞政績工程，特別是要投資在那些資本密集型的，所謂重化工業上。所以這個更加粗放了，以至於到了現在，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所造成的問題變得非常的嚴重。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就是說有很多的後遺症？
吳敬璉：這個後遺症非常嚴重，你比如說那跟我們切身的利益最密切的，我們這生存的基本的條件，三個基本條件，土、水、空氣，現在都因為這個粗放的發展方式，變得不適於生存了，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腐敗，因為它的制度基礎越來越大，所以它就變得非常猖獗，引起了官民關係緊張，群眾對政府不信任，很多一系列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很多矛盾。
吳敬璉：社會政治問題。所以就像習總書記在解釋三中全會決議時候說的，或者十八大就提了，就是這個核心問題在哪裏，核心問題就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習總書記在解釋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過程時候說，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它的關鍵點在什麼地方？關鍵就是到底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決定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作用，那麼我說三中全會這個提法，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它最大的意義就是非常明確地回答了爭論了將近十年這個問題。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也就是剛才像您說的，這個起決定作用是指明了中國要往哪裏去，這個方向如果您用一句話來概括會怎麼說？
吳敬璉：就是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吳敬璉：如果不能夠把這種要走回頭路的逆流擋住，那麼所有這些問題都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就在市場與政府關係的這場論戰持續的十年中，中國經濟經歷了黃金的發展期。21世紀的頭一個十年，是中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十年，是中國GDP翻了近兩番的十年，也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的十年。
正是依靠市場化改革，中國贏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然而，高增長的成績單似乎讓人們淡忘了改革的出發點：市場的競爭機制和核心地位沒有得到有力的法制保證，行政干預和壟斷頻繁地超越市場，甚至代替市場。
2011年，湖南邵東縣成立新的電鍍中心，32家渴望轉型升級的民營企業卻被排擠在門外；2013年，雙匯以具有優勢的價格進入江西弋陽縣的鮮肉市場，卻遭到一紙政府文件的打壓；十餘年間，中國民營石油企業紛紛遭遇到了不公平待遇，其中許多倒閉關門，被拒於石油市場的門外；行政審批、行政干預、資源壟斷，讓民間企業苦苦徘徊和尋找，更讓市場的效率低下，缺乏競爭、缺乏增長的動力。
在改革的新十字路口，在一場市場與政府的力量爭論中，守望在市場一方的吳敬璉看到，有不少人已經迷失了出發時的方向。不僅改革的進程放緩，甚至改革成果倒退的現象俯拾皆是。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對於這個市場的作用，您剛才也談到了有很多的表述，特別是您說到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表述是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那麼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時候，這個表述就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有更大程度了，那麼到了十八大的時候，它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了今天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有了決定性作用。一方面我們看到，從文字上這個是不斷地在往前推進的，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的現實，可能又是有一些剛才您說到的，有一些爭論，甚至是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時候，不光是一個緩，甚至還有一種後退，那麼對於這樣的一個現實的現象，您怎麼來解讀呢？
吳敬璉：因為這個所謂政府行政權力對微觀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它就造成一種我們經濟學上叫做尋租的環境，這個尋租活動它的特點就是因為有行政群體的干預，就造成了租金，於是你找到了這個權力，就能夠拿到租金。當你這個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它手裏的資源越來越多，那麼這腐敗活動肯定是越來越嚴重了。所以這就有了一個利益，有了尋租就會有人設租，堅持原來的權力不退出經濟生活，而且要擴大這個權力，它就有一個利益的基礎在這裏。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從而也就形成了一個……
吳敬璉：特殊的既得利益。特殊的既得利益者他就不但要保持這個權力，而且會要擴大這個權力。所以這個改革，中央有一個提法，它一到執行的時候，它就會受到阻礙，甚至扭轉方向。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那這些年當中大家都還記得您曾經提出過這樣的一些概念，比如說既得利益集團，還有權貴資本主義等等這些都是改革的阻力。那麼這樣的問題，您認為還會出現嗎？
吳敬璉：當然會出現，當然會出現。因為你侵犯他的利益了，你一個決定，侵犯了許多人的利益。所以是要清醒的意識到它是會有阻力的，會有障礙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在過去的30多年的改革當中，我們建立市場經濟體系是經歷了一個非常難忘的過程，而且是波瀾壯闊，有爭論也有妥協，如果說讓您回過頭去再回望一下過去的30年的歲月，您對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您最願意談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吳敬璉：我想這就是說，執政黨、政府和大眾，形成一種共識，能夠有比較強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把改革推向前進。這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重大成就的根本性的原因。這種共識的形成，它是有一定條件的，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很快就形成了共識。為什麼呢？因為已經山窮水盡了，所以大家都覺得非改不可。可是到了後來，你看，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是不是這個黨中央的決議也指出來了，經濟發展還存在許多體制性障礙，所以一定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進一步改革。但是那個情況之下，好像這個共識就有點不那麼一致了，因為有些人覺得一方面你這個改革會損害我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這個經濟很好，二十一世紀初期這個經濟不是很好的嗎？那為什麼要改呢？所以他就放慢下來了。這次因為十八大前有比較充分的討論，好像在多數人裏面又形成了共識，所以十八大通過決定大家都表示擁護，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決定公佈以後，這個支持的群眾的聲音就更強烈了。但是要警惕，要警惕。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要警惕什麼？
吳敬璉：要警惕因為它到底現在這個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也許比八十年代要小一些，但是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礙，也許比那個時候要更強。現在這個既得利益可是不得了，那個權力能夠尋租，這個數額是大的不得了。
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兩個字的變化整整用了二十年。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多年高速增長過程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仰仗公共權力或資源而獲得既得利益的群體正在考驗着中國改革的決心。那麼對於改革中的具體領域和具體問題，吳敬璉先生有着怎樣的觀察和思考呢？《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關於農村土地改革的說法備受矚目。那麼農村土地究竟該如何入市？會不會引發新一輪的圈地運動？小產權房究竟何去何從？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決定的內容？一起來聽聽吳敬璉先生的判斷。
農村土地改革引發熱議小產權房能否流動存在困惑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針對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提出了明確的改革方向。
《決定》提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關於農村土地改革，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不絕於耳，對於下一步改革中有可能遇到的農民利益受損、國家糧食安全威脅、土地收益市場分配不公以及小產權房等歷史遺留問題，應該如何解讀《決定》中的改革新方向？下一步應該如何執行？更加現實和緊迫的問題都擺在了改革的面前。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那麼在這個決定當中呢，就提出了這樣的一段話，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有了這樣一段話以後，但是我們看到，在前兩天兩部委對於這個小產權房的聲明，給大家也帶來了一些困惑，就是一方面大家拿了這一段話，另外一方面也拿着部委的對於小產權房的聲明之後，不知道應該怎麼解讀，那面對現實的情況你如何來解讀呢？
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璉：那這個最後的決定，我想希望中央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很快地工作起來，碰到這樣有爭議的問題，由他們來解釋中央的決定，由他們做出決斷，針對我個人的意見呢，我認為這個土地產權的流動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當然這裏就牽扯到好多原有的法律問題。土地所有權，其實是包含好多種權利，現在的叫產權概念，跟過去的所有權概念，有點不同。過去這個所有權概念，他是好像是說，就是任意處置甚至毀壞的權利，現在這種概念是產權，產權是一個附屬詞，是一組權利。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用益權。就是通過使用取得收益的權利，這個用益權，也是可以買賣的。那現在呢，現在如果我們進一步改革，我就認為就是主要是用益權，給農民，農民是可以出讓的，這個東西是可以出讓的，是可以抵押的，可以交易的，可以流轉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不是說有一個承包期，而是有一個永久的(用益權)。
吳敬璉：對，因為現在這個承包期，他轉給了譬如說一個大農戶，一個個體農戶把這個承包期的使用權，轉給了大農戶，那承包到期了怎麼辦？這個就弄不清楚，他就不願意投入了，越接近承包期就越不願意投入。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確實是有這樣的一些顧慮在。
吳敬璉：我看我們北京很多農民工，他們那個宅基地是空在那的，而且他永遠可能也不會回去了，農村的宅基地，至於他們的子女更不可能回去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不是資源的浪費嗎？如果能夠流轉，有一部分可能賣不出什麼錢來，有一些可以變現，能夠改善他在城裏面的居住條件。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期待小產權房轉正的人這個期望還是在的，但是目前來說，這個宅基地是違章建築的，這個說法也是成立的。
吳敬璉：我們就是期望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很快建設起來，對這些重大的政策問題，他要做出裁決，否則就容易在這個過程中，發生歧義，而且發生一些矛盾。而且要跟有關部門協作，該改法律的改法律，該改行政法規的要改行政法規。還是要在法制的基礎上，推進改革。
不僅是土地市場，改革的新一輪風潮也將會深入到市場經濟的各個領域。此時，已經進入耄耋之年的吳敬璉仍然希望，他能夠守望中國的改革走得更深、更遠。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大家現在讀得非常仔細的，各行各業的都在解讀，那麼解讀之後，最需要做的是什麼？
吳敬璉：那就是執行了，所以要清醒的認識到，執行會有阻力和障礙，還會發生一些實際的困難，這些阻力和障礙，需要打破，那些實際的困難要大家共同想辦法緩解，把它解決。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其實在執行的過程當中，還會遇到很多的困難，所以在仔細解讀的過程當中，更為艱巨的挑戰還在後面。
吳敬璉：對，它給了我們很大的希望，但是還是取決於能不能夠落實。
【舒立觀察】全面改革、政改與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改革成為媒體和理論界熱議的話題。與以往重點討論經濟體制改革不同，近來的主流輿論多次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改革的主張，其中，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關注更是引人注目。可以預計，未來深水區的改革將會全方位推進，那些處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領域交集的改革，可能因其重大且不可迴避而成為重心；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仍會堅持審慎原則，但決心、力度會大為增強，在加強法治、增加透明度、提升公民參與度等方面，會有實質性步驟。
社會各界對全方位改革如此關注，與中國當前面臨的發展階段和形勢有關，特別是與公眾對未來十年的高度關切有關。經過3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改革不僅基本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結構和人民的自我認知及精神風貌。中國已經與全球經濟體系深度融合。這種近代以來未曾出現過的新形勢，對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提出了新要求；以往支持中國創造奇蹟的各項優勢，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發展需要改革深化，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未來難點正與政治、文化與社會領域的問題相交織；經濟體制改革本身，也為其他領域的改革帶來挑戰。加速全方位改革必然地提上議事日程。
中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本來就是從經濟領域，主要是從農村改革尋找突破口，對社會和國家實施深刻、全面的改革，其中，政治體制改革處於關鍵地位。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綱領性講話中提出，改革的核心是要解決「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這一弊端被看作造成1949年以後政治運動不斷、極「左」路線長期盛行，最終導致「文革」浩劫的根源。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早期被描述為「分權式改革」，所面對的也是相似的局面。1987年7月1日，中共十三大前夕，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在人民日報重新發表，足見當時推進改革時對「經濟和政治雙平衡」（道格拉斯·諾斯語）的着力把握。
應當承認，由於各種原因，在改革過程中，相比於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以解決權力過於集中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要相對滯後，成為中國全面改革總格局中的短板，文化、社會改革也因此難以深入。
經濟改革本身，無法與政治改革相切割。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國有壟斷企業非正常膨脹，都在影響市場運行、壓制競爭的同時，使尋租泛濫，腐敗盛行。現代市場經濟內在地要求對權力加以有效的制度性約束，但它未能與市場經濟體制同步建立起來，結果，全面改革的設計者擔憂的前景變成了現實，有些甚至超出了他們當時的想像。缺少制度約束的公權力，在社會肌體上衝撞出道道裂紋，極易分化政治共識，加深社會分歧，拉大收入差距，激化官民對立。公眾對於社會的極端化和碎片化深感憂慮。薄熙來事件的爆發充分說明，如果不能夠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改革成果確有得而復失的危險。
未來深水區的經濟改革也與政治改革直接相關。中國改革走到今天，人們對社會公正格外關注，對收入差距異常敏感。諸多社會怨懟與之相關。據此可知財稅體制改革已時不我待。而財稅體制改革直接牽涉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牽涉集權與分權，牽涉預算公開與透明，牽涉公共選擇過程，實際上是政治、經濟的雙維度的改革。改革的成敗，更多地繫於政治向度。
中國社會保障改革也是一例。城市化是中國的未來。但是，造成目前的「半城市化」狀態的直接原因是戶籍制度，而戶口壁壘無法消除的根源是福利體系的割裂狀態。當前，建立統一的、可持續的、異地可接續的社會福利體系，既是經濟改革的當務之急，也是社會管理改革的迫切需要。因社會保障改革同樣關係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事實上又增添了政治維度，實為三維度改革。
目前，全面改革進入了需要大膽闖關的攻堅階段，最大難關還是政治體制改革。在過去十年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以局部試點、漸進推行的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也處在漸進變革與試點先行的過程中。目前，支持全面改革的輿論氛圍已經初步釀成，改革條件也已基本成熟。特別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探索，執政者對全面改革的風險已經有了清晰的認識，對政治改革突破口已經有了基本的選擇。
未來全方位地深化改革，是一項偉大而又充滿風險的任務，需要踏實推進。目前，無論是在執政黨內部，還是在社會公眾中，政治浪漫主義都沒有多大市場，穩步推進、慎選切口的意識佔據了主流。在改革準備階段，除了輿論先行，需要「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周密設計，這一點也已為決策層所認同。
這一切，為未來全面改革的推進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只要朝野一致，精心規劃，慎重操作，漸進推動，就一定能夠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跨過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隘。最緊要的是記取鄧小平當年的告誡：「改革總要有一個期限，不能太遲。」■
（本文為2012年10月29日出版的財新《新世紀》周刊第42期社評）
黃葦町：黨內決不允許存在既得利益集團
2013年11月12日14:41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隨着將對改革做出總體部署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包括網絡在內的各種媒體，對「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者」的發聲明顯增多。改革和既得利益，本來就是一對矛盾。而原有體制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或明或暗地反對和阻撓一切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改革，必然成為「眾矢之的」。但對於誰是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的轉型社會中，這些不同的利益訴求都屬於正常現象，但也大大增加了統籌改革的難度。因此，釐清這些問題非常重要。
真正對改革構成重大阻力的，主要是那些具有強勢地位的既得利益群體
人們對既得利益者存在的種種不同認識，不等於可以把各種「既得利益」都等同化。真正對改革構成重大阻力的，主要是那些具有強勢地位的既得利益群體，也就是依靠他們在佔有和支配公共權力和經濟資源上的優勢，依靠不正當競爭和非正常手段獲得最大利益的一部分社會群體。他們依靠權力佔有資源，依靠市場把資源變現，可以說玩得如魚得水。因此，他們最希望把在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不合理的、但對自己有利的利益格局長期化、固定化。有人說，鄧小平同志講過「改革要摸着石頭過河」，他們現在則是摸石頭上癮，不想過河了。因為在河裏摸到了「寶貝」、摸到了好處。而大批市場主體在權力的競爭而不是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使財富集中的速度和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大大加快。
他們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具有很強的輿論動員能力，甚至還能包養一些有學者頭銜的人為自己講話，把這個特殊群體的私人利益冠冕堂皇地包裝為「社會利益」、「公眾利益」。因此，他們也具有影響政策制定的實力，導致絕大多數人都感到迫在眉睫的改革，卻「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些地方和部門的改革，一直謹慎地躲開敏感或要害之處，而打着「改革」旗號「甩包袱」、「與民爭利」甚至「劫貧濟富」現象卻屢有所見。有人說，如果我們在貧富差距還不那麼懸殊的時候就及早地加大分配製度改革，在規範一次分配的同時，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並通過強化稅收征管和對偷漏稅的懲戒來保證貫徹實施，問題也許不會發展到今天的程度。同樣，如果在官員們還沒有多少財產和房產的時候，我們就推行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會不會比拖到今天實行的難度和阻力要小得多？歷史發展到今天，再談更多的「如果」，已沒有意義。我們需要從中汲取的重要教訓是，有些問題已經不能再以得過且過的心態長期拖下去了，我們必須拿出啃硬骨頭的精神，向一些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因此，三中全會對改革做出總體部署正當其時。
簡單地把黨政機關幹部、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劃為既得利益者，這是不對的
所謂既得利益集團，是指憑藉不合理的制度或社會整合錯位而形成的比較穩定的特殊利益群體，把維護其小團體或私人的利益放在公眾利益之上是其主要特徵。除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我們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有些人簡單地把黨政機關幹部、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劃為既得利益者，這是不對的。黨政機關幹部和國企領導人員作為現行體制下的受益者，是客觀事實，但這與反對任何危及自身利益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並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推動這場改革的主要引領者和中堅力量。這是與他們的執政黨黨員身份相一致的。
但也必須看到，儘管黨的宗旨意識決定了黨內絕不允許存在既得利益集團，但如前所述，在黨內有些人中，確實存在着成為既得利益者的傾向，這直接反映到他們對改革的態度上。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來自黨內的阻力，很多還屬於「左」和「右」，是圍繞改革是與非的觀念之爭。那麼，新階段改革面臨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爭，而是利益之爭，這種利益的分化和衝突，也反映到領導層中，使改革複雜性大大增加。如果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需要衝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區，那麼今天更需要衝過的是利益雷區。其難度和危險程度都大大超過了思想雷區。我們黨為什麼要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要通過轉變作風、解決每個黨員領導幹部的群眾感情、群眾觀點、群眾立場、群眾路線問題，消除黨內一部分人對深化改革和利益調整的阻力，才能逐步消除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體制和制度扭曲，消除「四風」回潮的制度環境。因此，筆者認為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並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中央大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一個重要的前奏。如果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批判兩個凡是、解放思想，是為實施改革開放的大戰略開路，那麼今天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也是通過強化宗旨意識，為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和大幅度的利益調整開路。我們不可能一晚上解決所有問題，但要讓民眾看到我們實實在在的努力，看到前景不斷向好，給他們以希望、信心和信任。
改革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
由於改革要觸動方方面面利益，因此，不管算不算「既得利益」，如何處理好各個社會群體利益也非常重要。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一直採取儘可能少觸動利益存量，在增量改革這一塊做文章，或者說是在人們的既得利益之外培養新的利益，包括在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時，也是在原有的公有制體制之外，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對外開放是先劃出幾塊特區實行特殊政策。這對於減少阻力，增大改革的成功係數，是必要的，但由於改革發展的不平衡，在改革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新的既得利益群體和利益相對受損的群體。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更需要做到統籌兼顧，對改革配套推進。
首先要通過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增強經濟活力，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要通過簡政放權，進一步搞活和放開企業的手腳，同時從多個方面創造條件，進一步開拓勞動者平等競爭、共同富裕的現實道路，而不是通過立即開徵「遺產稅」一類手段來「劫富濟貧」。採取一些在現實國情下還不具備實施條件的激進手段，除了導致資金恐慌性外流和富人的移民潮外，並不能達到促進社會公平的目標。因此，我們的改革首先要從最大多數群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出發，使改革不超出群眾的承受能力。還有，我們的改革不論有多麼宏偉的目標，首先要爭取實現最大多數群眾利益的最小公倍數，使絕大多數群眾都能從改革中多少獲益。例如養老金並軌的改革，如果原地搞「抽肥補瘦」的統一，肯定會引起事業單位退休職工的反對。一個解決辦法是國家財政拿錢來填平補齊，否則只有企業退休金小步快跑漲得快一些、幅度大一些，事業單位的退休金也要增長，但要比企業退休職工漲的幅度小一些、慢一些，逐漸縮小直至消除差距。還有，新型城鎮化也不是搞不堪重負的大城市化，而是要更多地引導進城農民到中小城市定居，實現就地城鎮化，同時以辦分校、分院等形式，把大城市的優質教育、醫療等資源向中小城市擴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當然，也要歡迎一些已經具備職業和生活基礎的農民工和「北漂」、「海漂」們在大城市安家。不能只要人家創造財富、提供服務而不允許共享發展成果。當然，隨着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皆大歡喜的普惠式改革會越來越少，有得有失的利益調整型改革會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改革獲得人們認可的主要辦法就是要堅持民主決策，通過民主決策來打破既得利益者構築的藩籬。有位學者說，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什麼？是民心、民生、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就要搞好民生；怎麼搞好民生？關鍵看是否合民意。
（作者為原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