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想像與期盼中，習近平執政已逾一年，其真實政治形象也日漸清晰，這是眾多外國的中國政治幻想家們必須要面對的事實。
*有關習近平的政治夢想*
目前，評判習近平的一年多的執政業績只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習近平是個政治強勢人物。關於其政治取向的評價則朝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國內多是諛詞頌語，出於對「專制、獨裁」這類詞語的忌諱，所有評價都繞開這兩個關鍵詞，只將習與毛澤東及鄧小平相聯繫；國際社會則糾結於西方想像的政治改革，堅持拿自身的政改幻想往習近平的種種舉措上硬套，仿佛只有堅持塑造一個要改革的習近平，方才符合國際社會的中國觀，即中國一定會走向民主，只是時間遲早。即使現實中的習近平已經毫無政改意向，還有人堅持：等習近平坐穩權力寶座之後，掃除一切障礙之後，他就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種觀點中外均有，只是持這種說法的人越來越少。但習近平明確無誤地向世界展示：他要走的仍然是中共一直堅持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與其前任江澤民、胡錦濤相比，他展現的政治自信心更強，政治手腕也更強勢。
本文將從內政、經濟、外交、民意及其受到的限制條件，闡明我對習近平時代已具雛型的威權政治的理解，有些觀點在我近年來分析中國時政的文章里出現過，本文只是將其簡要納入威權體制這一框架里分析。
*【內政篇】威權體制的確立
先說內政。胡錦濤執政的最後兩年，留下的政治問題有三：一、黨內權力鬥爭激烈，政治局常委「九龍治水」；二、「紅二代」挾父輩之勢評彈時政，意圖干政；三、民間政治參與呼聲日漸高漲，尤其是呼喚憲政，即委婉要求限制中共權力，結束一黨專政漸成在野政治共識。三重因素迭加，中共政權雖然沒有陷入風雨飄搖之危境，但用「風雨如晦」來形容卻很貼切。
解決這三大問題，是習近平執政以來見效最快的政績。習近平對這三大問題的處理原則是內外有別，前兩大問題是黨內家務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基本收拾完畢，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權力集於一身；經濟改革領導小組當中未設李克強的位置，一下就將胡溫等第四代原定的「雙接班」變成總書記獨大，結束了鄧小平時代就確立的高層集體領導模式。
對待民間社會以維權、微博議政等各種方式的政治參與，習近平毫不猶豫採用鐵腕打壓，在胡錦濤時期一直保持高活躍狀態的許志永與王功權均被捕系獄。以前，江澤民打壓政治反對者，為了減少國際非議，採取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方式，遇到企業界人士，慣用集資、逃稅等名目入罪。但逮捕王功權卻不再借用經濟罪名入罪，而是用近兩年採用的「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系獄，這一點顯示了習近平不怕「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指手劃腳」，杜絕民間政治參與的決心。
收拾了黨內山頭，扼制住民間的政治參與，讓紅二代看到了「紅色江山」存續下去的希望，加上習近平在其父親百年冥誕時特別邀請紅二代各家族「掌門人」與會，以示與紅二代共享紅色江山之意，這幫在胡溫治下鬧騰得很歡的八旗親貴子弟也紛紛表示臣服。凡依附於體制的各類人等，也不再象胡溫晚期那樣人心惶惶、總有要出大事的感覺。
習近平通過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國家安全委員會與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變為制度設置，集黨政軍警特等大權於一身，標誌着新威權政治模式的建立。習近平崇尚新權威主義有跡可尋：2009年劉亞洲派了一個軍官團在新加坡考察。據新加坡國立大學薄智躍透露，該小組的任務是「為十八大後的中國找到解決方案」。2010年夏天，習與李光耀在北戴河有場鮮為外人所知的會晤，李光耀後來發表過不少對習的好評，可見二人對威權體制有高度認同。
很多人認為，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而言，學習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的政治威權體制不可行。其實，習近平要的只是威權體制的頂層設計與特質，在管理城市與廣大農村的問題上，他仍然會依賴於居委會及村委會這類基層組織。在習主持京奧時期，奧運安保模式的一個重要節點就是依賴居委會參與社會治安。
*【經濟篇】解決了地方財政來源枯竭問題*
經濟上，習近平從胡溫手裏接下一個爛攤子：外資相繼撤離；環境生態急劇惡化，不少行業陷入破產或蕭條，只剩下房地產「一枝獨秀」，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譚。面對此局，李克強想了不少招術，還是乏善可陳，上海自貿區就沒能達到預期的吸引外資效果。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60條」有不少是過去的老藥方，有的換了個新說法，有的連新說法都沒有，很難說這些藥服下去會有多大起色。
但在解決地方財政的來源方面，習近平倒是促成了一件大事，準備讓地方政府徵收房產稅，這是地方稅收結構的重大改變。胡溫晚期，徵收房產稅之事已經在議，但遭遇官員群體的頑強抵制，一直未能成行。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房產稅一事拍板敲定，並交由各地自辦，依賴的其實就是習近平樹立起來的政治權威。根據官方統計，當前中國城鎮住宅存量約為2.2億—2.5億套，即使先徵收其中三分之一，稅收總量也相當可觀，有望成為地方稅收的長流水。
很多人不理解房產稅於地方財政的重要性。從江朱時代開始，地方財政收入來源一直是讓地方政府苦惱的問題，至胡溫時期，舉債成了地方政府紓緩財政困難的常規性方式。可以說，讓有房者交房產稅、成為地方財政支柱，是中國地方稅收結構的重要轉型。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幾年內，各地方政府會根據自身的財政狀況，確定徵收對象的標準，覆蓋面的寬窄完全視各地情況裁奪。中西部地區將來是否會把城市貧民的破舊房產納入徵收範圍，則看當地政府的財政饑渴度，以及官員對社會安定狀態的評估。
解決了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問題，是習近平加強統治集團執政能力、凝聚統治集團人心的重要舉措。至於就業、社會分配的公平、社會保險、環境質量等與民生有關的問題，屬於年年談、年年解決不了的老問題，就算納入「改革60條」，依舊難有起色。
有些問題是中國經濟的短板，如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從胡溫時期開始，環境生態惡化已不可逆轉，資源短缺也日益顯現，對石油、礦產、糧食、包括清潔飲用水等資源的需求量極大，不僅影響國際市場的定價，還影響中國國內產業的生存及物價波動。但中國社會有如下特點：當某方面問題還未嚴重到不可救藥之時，要求改變的呼聲音比較高；一旦形勢已不可逆轉，反而不再成為一個輿論熱議的問題。比如環境質量與有害食品就是如此。這既是「溫水煮青蛙」效應，也是宣傳部門長期引導輿論的結果。因此可以預見，國土整治與改善生態環境這個事涉民族生存的根本問題，在今後中國人關心的國家大事上，遠不如釣魚島與轉基因食品的危害來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