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後面的明朝相比，宋代社會的國民收入與消費表現出相對的「高收入+高消費」色彩。富商的收入與消費難以統計，不過官員的俸祿、僱工的工價與小商販的日收入，還是可以比較的。
許多人都知道，歷史上宋朝官員的俸祿最為豐厚，以致清代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驚呼「宋制祿之厚！」北宋元豐改制之後，官員領雙俸：「本俸」與「職錢」，其中宰相的月薪為本俸400貫、職錢50貫，此外，還有各種補貼，如「餐錢」（餐飲補貼）、「薪炭錢」（燃料補貼）、「芻粟」（養馬補貼）、「傔人衣糧」（保姆補貼），以及「養廉錢」（職田租金）等，加起來不會少於600貫。宋朝一名知府（知州）的月薪——本俸、職錢加上「公使錢」（特別辦公費）、職田租金及各種補貼，大概也有500貫上下，相當於年薪40萬美元，跟美國總統的年薪差不多。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則採取了極端的低薪制，並且官員的薪俸以實物（糧食）計算、發放，正一品高官的月薪為87石大米，折成錢的話，大概只有34貫。正四品知府的月薪為24石大米，折錢則不到10貫。跟宋朝的差距之大，令人震驚。如果不是明前期的經濟出現非常嚴重的大衰退，甚至可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還真難以想像這樣的「低薪制+實物制」能夠長期執行下去。
拋開生活得比較體面的宋代官員不提，來看處於社會底層的那部份宋朝人，收入又幾何呢？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價研究》提供了一些案例——北宋詩人張耒的一首詩寫道：「山民為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人市得百錢，歸守妻兒蒸斗粟」，山民賣柴每日可得100文；北宋淮西的傭工，「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日收入100文；南宋長江漁民「賣魚日不滿百錢，妻兒三口窮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飽，空手歸去蘆灣眠」，日收入也是100文左右；都昌縣一名農婦「為鄉鄰紡緝、漧濯、縫補、炊爨、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也是日收入100文左右。這是農村人的日收入水平。
城市的情況：舒州官營酒務的雜工，「每名日支工食錢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資有200多文；饒州市民魯四公，開食品店「煮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日收入100多文，不到200文；吳中也有兩名市民，「同以鬻鱔為業，日贏三百錢」，每人每日也有100多文的收入；滄州有一婦人，「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每日收入則不到100文；比較有意思的是一個叫樂生的鄂人，「任水鬻於市，得百錢即罷休。以其僦屋飲食之餘，遨嬉於邸戲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常」，每天賺夠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
說到這裏，你大概已經發現了，不管是當傭工，還是在城市做點小生意，宋代底層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這個水平線上下浮動。
每日收入100文，一個月即有3貫，這個收入水平相當於明朝知縣的月俸。另據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的統計，明代城市傭工的日工價以30文為常價，農村傭工則以20多文為常價。到清代時，日工價才回升到50-70文。換言之，一名宋代傭工的收入，相當於一名明代傭工加一名清代傭工的收入。
當然單純比較收入，意義不大。還需要考慮貨幣的購買力。在宋代，維持一個人的基本溫飽，每日需要20文。100文左右的日收入剛好能夠養活一個五口人的家庭。而以這個收入水平，放在明朝的江南，則可以讓一個五口之家的日子過得相當滋潤，因為明代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開銷也就30兩銀子光景（約30貫錢）。顯然，宋代的物價普遍高於明代。
值得特別指出來的是，明前期幾十年間，糧價竟跌至約300文每石，僅為南宋糧價的四分之一。表面上看，物價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實際上，糧價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經濟發生大衰退，在經濟學上是無法解釋的。
上面這些統計數據顯示了一個確鑿的事實：明代前期是「低收入+低消費」的時代，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費」的時代。歷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費」正是中古社會的特徵，「高收入+高消費」則是近代化展開的特徵。從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費」轉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費」，歷史發生了一次倒退。
文章來源：轉自「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