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中國天機》裏寫過一段話，值得玩味。
我們知道，王蒙在57年被打成右派，此後20年都生活在在中國的底層基層。四人幫垮台後，王蒙也和其他很多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一道獲得解放。在當時那種歷史轉折關頭，王蒙是怎麼想的呢？
王蒙寫到：「無論如何，1957年1958年的事情給我的刺激太深了，我也歡呼粉碎四人幫，我也歡呼鄧小平復出，但是我根本沒有往中國的大變化上想。一切都板上釘釘，往死里砸。什麼都是鐵案，什麼都是大家動了手，誰也甭說自己如何乾淨。就像珍寶島事件，中蘇友好了半天，一個珍寶島，雙方動了炮火坦克，雙方流了血，傷了命，還能轉彎嗎？劉少奇已經是叛徒工賊內奸，三自一包已經是反革命的同義詞，右派已經與地富反壞綁在一起，歌詞唱的是『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你想把這一切都翻過來？弄不好只能翻車墮谷喪命。」王蒙說：「我的夢想只是回到50年代，回到沒有那麼多假想敵人的相對能夠唱着光明的歌曲過正常日子的時代。」
這段話告訴我們，王蒙實在是讓共產黨給整怕了，怕到心理扭曲，怕到對現實生活不敢再有高的期待。王蒙深知，共產黨做的很多事都是錯誤的，但正因為錯得太多太大了，共產黨肯改嗎？肯認真改徹底改嗎？還有，改得起嗎？王蒙不敢抱希望。王蒙明明知道什麼是好的是應該的，但是他從自己的痛苦經歷中得出教訓：在中國，凡是好的凡是應該的都是不現實的，都是實現不了的，誰堅持追求誰就會碰釘子，碰得頭破血流。在文革中，很多人的哲學是「遇事左三分」。文革後復出的王蒙的哲學是，遇事把自己本來有的期待值，向下減三分。這該暗含着多少失望多少疑懼啊。
如果僅僅是整怕了，那還好說，問題是王蒙還發出警告：如果要把過去的錯誤都徹底糾正，「弄不好只能翻車墮谷喪命」。這就是說，正因為過去犯的錯誤太多了太大了，要認真糾正起來就有可能危害安定團結甚至導致天下大亂。因此，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就不能認真糾正錯誤。按照這一邏輯，要求徹底糾正錯誤的人反倒成了唯恐天下不亂的害群之馬，必須封住他們的嘴。拒絕認真糾正錯誤的人反倒成了維護安定團結，顧全大局。
王蒙既然不敢指望共產黨認真糾正錯誤，同時又希望加強自己的安全，不再挨共產黨的整，於是他就採取了這樣的策略：當共產黨很勉強地很有限地糾正了它的某些錯誤時，王蒙趕快以受害人的身份上去給共產黨打圓場再套近乎。「母親也會打孩子，但孩子從來也不記恨母親」這種說法就是王蒙的首創。
這使我聯想起曲嘯的故事。曲嘯當了22年右派，平反改正後立刻向黨表示感恩戴德，以「母親錯打了孩子」的比喻贏得了黨的歡心，於是到全國各地巡迴演講。一位80年代的留學生潤濤閻寫過一篇文章，講到曲嘯當年來美國巡迴講演，第一站就是他所在的大學。當曲嘯在台上聲情並茂地講訴他被打成右派後經歷的種種苦難，最後話鋒一轉，教育在場的留學生們：「黨就是媽媽，媽媽錯打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
沒想到這句話惹惱了在場聽講演的一位來自台灣的美籍華裔教授（據說是歷史學家汪榮租）。汪榮租教授激動地說：我過去只知道蔣介石國民黨如何獨裁如何撒謊。國民黨報紙說共產黨多麼獨裁多麼殘暴，我都不信。今天聽了曲嘯教授演講才知道那都是真的，而且比報上說的還更過份更令人憤怒。汪榮祖教授憤慨地說：「什麼黨是親娘，可如此長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還是親娘嗎？比後娘都殘忍，還有什麼資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誠於她？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可以想見，汪榮租這番話是怎樣地讓曲嘯和陪同的國家教委官員尷尬萬狀。演講會匆匆結束，接下來預定的行程也統統取消。據潤濤閻說，自那以後，曲嘯就精神崩潰了。不過也有人說曲嘯沒有崩潰，他犯病是後來的事。我想後一種說法也許更可信。畢竟，曲嘯這種人的羞恥感估計不會有那麼高。
有人說王蒙的身上體現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此說我不敢苟同。
正如同周恩來不能算忠臣，因為忠臣的定義是為了堅持道義原則敢於批評皇帝。例如歷史上的比干、屈原、海瑞。周恩來不敢對毛澤東說不，只是一味的順從。因此不能算忠臣。
同樣的，王蒙不能算中庸之道。因為中庸之道是有原則有標準的。是的，在中國歷史上，儒生們常常為兼顧理想與現實，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而苦惱。堅持理想，堅持到什麼程度才不是迂腐？與現實妥協，妥協到什麼程度才不是背叛？過去，國人缺少憲政的概念，缺少基本人權的概念，因此在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拿捏分寸就成了一個大問題，並且爭執不休。
現在我們有了憲政概念，有了基本人權的概念，我們就該知道，即便是對一個我們衷心擁護的政府，我們也要對它的權力給予某種最起碼的限制，我們也要堅持某些最起碼的個人權利不容侵犯。不消說，這首先就是言論自由的權利，就是不容許政府以言論治罪。王蒙顯然沒有堅持這種最起碼的原則或曰底線，因此我們不能不指出，王蒙不是儒家倡導的中庸，只是儒家批評的鄉愿。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