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安徽合肥，幾名農民工在一處自行搭建的工棚中吃晚餐。共有數百名農民工在這處工棚居住。
中
國新一屆領導人似乎將他們實現經濟增長的希望寄托在了城市化上。他們認為，隨着農村人口日益融入城市經濟，對從住房到教育再到醫療保健等諸多服務的市場需求將急劇增長。
但中國民間智庫北京安邦諮詢公司(Beijing Anbound Information)新近發表的一份報告認為，高城市化率也是有代價的。安邦諮詢向中國各地的不少地方政府提供顧問服務。這份報告說，高城市化率的主要代價是社會問題會被放大，在中國這個有着相當數量社會矛盾的國家，這無疑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
安邦諮詢認為，一旦城市化率達到50%，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就會顯著上升。中國的城市化了已經超過了50%，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末時達到了51.27%。
安邦諮詢說，50%的城市化率是與城市地區社會風險不斷上升相關聯的，這是一個重要水平。
這份研究報告指出了其他國家的一些有趣事例。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城市化以及其他一系列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是如何引發更嚴重社會動盪的，在某些情形下，社會因此陷入了深度不穩定狀態。
以墨西哥為例，該國的人口形勢在上世紀60年代發生了轉變，城市化率突破50%。1968年，就在墨西哥城夏季奧運會開幕前幾天，墨西哥的社會和政治壓力爆發，不滿政府政策的數十名學生和其他抗議者被殺。
安邦諮詢的研究人員也從1979年的伊朗局勢中總結出了經驗教訓，當時憤怒的民眾推翻了親西方的伊朗國王，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安邦諮詢說，伊朗當時的城市化率也在50%左右。
2010年，中國發生了18萬起抗議、騷亂和其他「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是中共政府創造的一個詞，用來稱呼抗議和示威活動。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說，中國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是10年前的四倍多。
一直以來，土地糾紛都是社會衝突的一個重要來源，城市化進程加劇了與土地開發項目有關的緊張態勢。據有政府背景的《法制日報》報道，2012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超過五分之一與土地糾紛有關。《法制日報》還說，衝突已經向城鎮轉移。儘管沒有給出可比數據，這家報紙說，2012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當中，有51.1%涉及城鎮居民。
由於農村居民紛紛湧入城市尋找工資更高的工作，城市居民和外來務工人員將需要共享資源，包括社會福利。安邦諮詢說，這有可能引發矛盾。
安邦諮詢提到了2011年廣東省增城有關部門和來自四川農村的小販發生爭議之後，市民與警方發生的衝突。增城政府在網站上的一份聲明中說，當地官員指責來自四川的婦女王連梅和她丈夫阻塞通道之後，王連梅在與當地政府官員的爭執中受傷。聲明補充說，數百人與當地官員發生了衝突。
當地政府在另一份聲明中說，共有19名犯罪嫌疑人因妨害公務罪、尋釁滋事罪、故意破壞財物罪被逮捕，他們中大多數是外地人。
安邦諮詢補充說，人口不斷聚集還給城市帶來了高能耗、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患，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也會埋下社會動盪的種子。
今年1月，籠罩北京的有毒霧霾震驚了全世界。對空氣污染感到不滿的網友強烈呼籲拿出解決方案，甚至連官方媒體也呼籲政府採取行動。
安邦諮詢說，這些訴求和隱患，最終都將會轉化為政治訴求。
中國已經釋放出打算應對社會緊張根源的信號。周二，國務院發佈了縮小貧富差距的綜合方案，承諾加強對困難群體的救助和幫扶，強化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國企上繳紅利比例，從而為政府雄心勃勃的福利計劃提供資金。
安邦諮詢說，貧富差距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Liyan Q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