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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殘忍教育

作者:

    一
   殘忍,對人而言,究竟是作為動物的天性,還是家族血統的遺傳?是某個特殊社會的迫使,抑或是個人教育的缺欠。我們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殘忍卻各自不同。
   許多年前,我還在禁中時,母親來信說——我的女兒(當時不到六歲,也不識生父)性格變得有點乖戾。比如,她會用一壺開水慢慢倒進小魚缸,看那些魚絕望掙扎又無路可逃,最後被燙死。母親對此充滿憂慮,老人在這一純粹的孩提遊戲事件里,看見了殘忍。這使我忽然驚觫,我隱約意識到,幾乎人類所有的殘忍都具有一種遊戲的表象,而多數的遊戲中,都埋藏着一種殘忍的本質。
   當然,我不能不原諒我的女兒。一方面可以推諉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獲得文明社會某些宗教式的護生教育,她只是在重複早期人類的原始野蠻。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個邊區小鎮所度過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這個國家所經受的全部殘忍教育。當成人猶在主持或者默許各種變態的殘忍遊戲時,我實在羞於去譴責一個孩子。
   我從四歲開始進入那個著名的十年,於是我天生就是個野孩子——沒有幼兒院的正規學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麼益智的娛樂。鄉村大孩子帶我學會的第一種遊戲,就是去田野抓癩蛤蟆。然後用泥巴煳一個小窯,裏面鋪一層生石灰,將癩蛤蟆關進去用稀泥封閉,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則發散,產生極高的溫度,蒸汽裊裊中,一陣陣「呱呱」的受刑慘號由強變弱。汽散聲絕,扒開泥窯,但見癩蛤蟆的醜惡皮膚完全剝離,露出初生嬰兒般的晶瑩胴體,在死亡中顯出一種純淨的美麗。
   如此殘忍的遊戲,最初又是誰來發明的呢?遊戲源於摹彷,孩子們到底在摹彷什麼?
 

   若干年來,我幾乎不斷重複的一個夢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藍天下,赤身裸體,搶着收集陽光過冬——那時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見殘陽越過高牆,把我的影子誇張地貼在對面牆上,而電網的投影恰好橫過我的頸項,使我的頭顱在牆的畫面上,像懸掛在枯藤中的一隻搖搖欲墜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開始知道,殘酷的現實往往需要殘忍的心靈去適應。這一曾經真實的場景,因其起點的令人不寒而慄,在往後的平澹生活中,被複製成了經久輪迴的夢影。我在對往事地轉顧中,力圖去找到我對殘忍竟能熟視無睹的源頭——我們從何時開始,把惡行和暴力視為情有可原且法無可懲的正常生活?
   六歲,對,六歲時我是一年級的學生。1968年的初秋。放學集合,一個血氣方剛的教師拆散大掃帚,給每個孩子發一根竹條。然後排隊,去打強盜。當小街上走來我們這支武裝童子軍時,圍着那個小偷的鎮民們開始喝彩歡笑。小偷被罰站在一個水泥圓管上,衣衫襤褸,褲腳挽在膝蓋上,似乎剛剛下田歸來,腳下是一雙草鞋。我深刻記得這些細節,是因為我們的高度只能夠到他的踝骨。大人們不斷吆喝「打,打」,於是小鎮的狂歡節開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從六歲到十六歲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勵第一次可以打大人,無不心花怒放。那個中年小偷被無數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動,在水泥管上來回穿梭彷佛一場沒有盡頭的舞蹈。事實上他無處可逃,所到之處帶動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囂。我清晰地記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還帶着泥巴的皮膚,慢慢由紅變紫,漸漸腫大發白一如半透明的蘿蔔。他不停地哀號,絕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雙眼現出死亡的寒光。我揮了幾下便因恐懼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還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絕妙遊戲中。最後,我看見他喉嚨嘶啞只剩魚唇般的無聲張合,身體搖晃如失去平衡的風箏,在極限地一擊下砰然栽倒……
   在圍毆時我們已經從大人的咒罵中知道,他只是在試圖偷裁縫鋪的三尺布時被抓的,他是鄉下來趕集的一個農民。在我成長的歲月里,我一直為此深深內疚。我總在想,他和我一樣要面對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還衣不蔽體,他實在沒錢去給那個和我一樣大的兒女增添一縷溫暖,這時,他看見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這一畫面時,內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筆至此,我忽然淚流滿面,我依稀可以確認,這,正是殘忍教育的起點。

   三
   殘忍,許多時候是難以分清其善惡性質的。我們在一個充滿蚊蟲的房間,緊閉門窗,點燃毒氣,徹底消滅害蟲,沒有人會質疑這樣的行為。那麼老鼠呢?它傳播疾病,盜竊糧食,當然也應該滅絕。至於滅絕的手段,一般不會被追究。
   我十歲左右時被母親送到了煤礦,那時父親正經受被打倒後的各種體罰。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殺,母親擔心他的絕望而將我送去作陪,於是我開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階級之間。那時的煤礦老鼠很多,每天經歷死亡的井下工人沒有娛樂,滅鼠則成了他們的閒情逸緻。
   他們用各種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後將生黃豆塞進其直腸,再將其肛門縫住。黃豆在體內發脹,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後開始瘋狂亂竄,闖進它們熟悉的家撕咬同類,一場大模的自相殘殺壯觀而刺激,比任何毒藥更慘絕鼠寰。或者將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點燃後放手,再欣然觀看那團狂奔的火球。我每每為此觸目驚心的場景油然而生一種徹骨的恐懼,因為厭惡和仇恨,他們如此折磨鼠類——是代表人類的正義嗎?
   那麼人類自身的相互殘殺呢?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厭惡以及導演的屠殺,與此無異自不用舉例。我們曾經對所謂剝削階級的仇恨,似乎也不亞於此。我的故鄉有個大地主叫李蓋武,在土改時被憤怒的農民裝在籠中,架在火上烤死。我們可曾分擔那種灼痛,那是怎樣一種漫長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們的刑罰史,了解凌遲和幽閉等等的含義,我怎能相信族類的理性。

   四
   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對敵人的溫情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種政治倫理觀一直主導着我們的社會生活。被黨人奉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們——對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則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我們知道,情,是構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謂之有情眾生。無情,則意味着我們只需要服從政治立場,摒除人之為人的底線思考和本能惻隱,對一切異己者(敵人)可以採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懲處方式。
   當自然界的益蟲和害蟲我們都難以真正分清時,那麼我們如何又能正確區別同為人類的敵我呢?於是,最終的抉擇和解釋都只能歸屬於強權。最高當局宣稱麻雀是害蟲時,這些無辜的生靈就要被全體人民所驅逐。小鳥的天空驟然縮小,橫遭屠殺,成群地累死於逃亡之路。鳥猶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顧一下整個20世紀,所有曾經被我們命名為敵人和害蟲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惡不赦的壞蛋。這些可憐的師尊、戰友、親人或鄰居,隨高深難問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誰不曾體會過人世的殘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學生。那一年這個國家充滿了各種內涵的哭與笑,史學家後來視此為一個可以斷代的年份。那個冬天,我們被組織起來去參加一個公審公判大會——要槍斃一個叫楊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煳不清的判詞中,我們隱約聽出,這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其罪行原來是在上面抓了那四個人後,他依據傳統演義小說的推理和經驗,堅持認為這是一次宮廷政變。他不斷到處演講和張貼大字報,反對華的中央,號召人們要繼續捍衛毛,堅決反對走資派的復辟。在此之前,他還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當然,也肯定迫害過一些基層幹部。
   那時的死囚還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綁,讀完判詞即被插上寫有罪名的尖銳木標。我看見那削尖的木片從他後領中勐插進去時,他呲牙咧嘴顯得很痛苦,但喊不出聲音來。我們一些膽大的孩子騎着自行車狂追囚車,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來,踢跪在凍土上。行刑者熟練地在一米之內對其後背開槍,他勐然撲倒,捲曲的身體掙扎了幾下,便永遠地安靜了,槍聲似乎還在山谷里泛出迴響。無數男女老少都在圍觀,殺人實在是像這個無聊社會的一場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為大眾調味的鹽。有個成人去把屍體翻過來,並解開了他的衣服,我們驚奇地看見了左胸上的彈孔還在汩汩淌血,最後的餘熱裊裊飄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個生命就這樣打發了。在此之前,北方還有個叫着張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慘。這兩個人的罪名完全一樣,但罪行的內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們可以稱張是死於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楊卻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執而死。問題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敢于堅持自己思想和表達的人——不管後世如何評價其思想的正誤。他們除了思考和表達之外,並未去組織造反殺人放火。是的,他們是以言獲罪的人。而言論自由,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要寫進憲法的公民權利。但同樣為了這點可憐的權利,張成了悲劇英雄,楊則永遠還是小丑。

   五
   人在這個世界偶然地經過,因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暫快樂,多數時候難免貪生。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與別的物種爭奪生命的機會和空間,這種惡基於本能,我們常常無法去苛責——畢竟捨身飼虎那種宗教精神是聖徒英雄的情懷。但如果輪到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時,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計、廝殺和戰爭,那麼此中的人性底線是什麼?在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們是否可以不擇手段地放縱暴力而無須去顧慮末日審判。
   我拿這樣的問題來衡諸個人經歷、親友往事和所謂的民族史詩時,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倫理標高應該設在哪個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學會敬畏。君子遠庖廚,是要心懷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為培養愛。如果凡人皆知怕和愛,也許無須宗教,我們也可能超凡入聖了。問題是身處一個無神論國度,當科學原教旨主義被宣揚成某種普世價值時,當革命造反起義暴動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為英雄傳奇後,我們到底還怕什麼?一切世間法何能扼制本來潛在又被反覆提倡的惡性。
   1949年,身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為了亂世逃生而投身於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慘遭滅頂之災,他卻成為了另一個縣的剿匪英雄。父親迴避往事就像一個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鍾情的戀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從一些倖存者的回憶中打撈出來。在那個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須更加殘酷,這樣才不被懷疑其忠誠。我相信在他設計誘殺那些山野悍民,和經手簽令處決和他父親一樣勤勞致富的地主時,絕非出於他本意的選擇。他並不愚蠢,他不會相信他那一刻的殘忍是代表正義,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爾流露一點溫情,一定會成為別人對他殘忍的充足藉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幫的小弟,要先去殺人表示堅定和忠誠一樣——他別無選擇。
   他領導的剿匪隊在平定了「文沙長暴動」後,某日活捉了十幾個俘虜。縣裏命令押解進城,他只帶了兩個部屬。匪徒被捆綁串聯在一起行動,磨蹭到夜晚他們走進了荒無人煙的險境,極有可能被匪幫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議殺俘,向上級報告說匪俘逃跑被他們處決。他是頭,他得承擔責任,但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許——部屬先去解開繩索,要匪俘各憑天命逃生,他們三人在月光下點殺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僥倖逃出他們神槍的大抵所剩無幾。
   這就是革命需要的殘忍——我們的領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給我們詮釋過革命的準確含義——「暴烈的行動」。我們早在孩童時代,這段憷目驚心的語錄就被譜成了流行歌曲,整個國家都響徹着它恐怖的回聲。在野蠻的旋律中,孩子們優雅地揮動皮帶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學,逼迫老師吃屎,打家劫舍,虐殺着無數無辜的人們。我這一代,估計很少有暈血的人,因為在我們的少年階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鮮血,對許多人生慘酷,早已見慣不驚。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殘忍究竟是基於愚昧還是源於仇恨——此中暫且排除被迫的殘忍行為。除開這兩種之外,還有沒有其它的發生原因呢?讀了母親的信後,我想起了我女兒在更小年齡階段時的故事——那時我曾短暫地與之相處過一些片段時間。
   大約在她一歲多時,還是一個與不熟悉的人難以和平共處的孩子。我這個過客似的父親面對她的哭鬧完全無技可施時,只好抱她到魚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擺着的魚所吸引而停止了哭聲。她先是睜大淚眼隨着無聲舞蹈的魚轉動瞳仁,當魚們累了小憩不動時,她開始伸出小手拍打魚缸興風作浪,魚們受驚又重新四處奔逃撞壁,一會才復歸寧靜。女兒又去拍,魚再度狂奔,女兒終於破涕為笑,她可能意識到她竟能捉弄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靈而為此得意快樂。
   當這種遊戲反覆多次失去新奇時,她開始表示進一步的要求,指揮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魚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窮途末路的魚。她似乎充分相信這些弱小的動物不會使之受傷,她有些肆無忌憚。假設是蠍子蜈蚣呢——是什麼經驗使得一個孩子本能地區別這種捉弄的安全和危險呢?人的天賦中是否具備從形體的美醜來鑑別安危和喜惡的能力?魚的反抗掙扎是徒勞的,她如願逮到了一條小魚,魚驚恐的扭動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魚扔到了地上,魚像一個機器玩具般蹦達了幾下就躺着不動了,她開始咯咯大笑。
   從這一連串的動作中,我看出女兒如我一樣是喜歡魚的——一種毫無根由的喜愛。但這種愛的體現方式則是折磨對方——一種小小的殘忍的開始。我們在成年人的戀情里,司空見慣了這樣一類因愛而起的折磨,以及發展到極致後的殘忍。正如米蘭昆德拉小說中所說——他們相愛,但他們彼此置對方於地獄。這種因喜歡或者愛而誕生的殘忍確實難以思議,然而卻遍佈於我們生活周圍,我姑且稱之為「抒情式的殘忍」。

   七
   「整風」這個詞語的誕生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消亡,大約也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但是,這個看上去似乎並不嚴酷的語詞,確曾經久地肆虐過我們民族的心靈,以致於在今天還能依稀窺見那些殘留的陰影。
   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從小學開始,就被這個詞語恐嚇和綁架了。那時我還並不清楚它的來歷,不知道它產自延安,曾經令我們的老一輩革命者聞之色變甚至肝腦塗地。但當它又頻繁地侵入我們的童年領空時,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餘悸。
   我不清楚這個國家的教育設計者,為何要把這種成年人的政黨鬥爭殘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個學期必將要提心弔膽面對的一次運動就是整風。而所謂對學生的整風,不過就是採取同樣威嚇利誘的手段,讓一群天性純良的兒童,學會怎樣背靠背互相揭發。雖然今天看來那些檢舉的內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卻播下了人性惡的種子。當你看見一個你曾經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臉站出來大義滅親似的舉報你們一起所做過的頑皮之事時,你無法不覺得世事和人心的險惡。隨背叛和揭發一起接踵而至的還有批判和鬨笑,每一個孩子都要在這樣的互相撕咬和報復之中顏面丟盡,人的最初的尊嚴和誠信轟然崩潰,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詐和以鄰為壑。
   我迄今依舊記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學,美麗溫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辮。也許僅僅因為父母來自於省城,而比我們在心靈和情感上早熟了幾天。在一次整風運動中,她被她的閨中密友――我們另一個女同學告發,說她親口說過她喜歡看某個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還時常夢見那個男生。
   那個女生大義凜然的檢舉,換來了我們所有同學的哄堂大笑。我看見這位清純的女同學在瞬間的驚愕之後,突然恍若雷擊般面色蒼白,又瞬間血脈賁張面紅耳赤,埋首於桌子下嚎啕大哭起來。她的哭聲彷佛一個被捉姦的嫠婦般蒼涼絕望,令也在開始懵懂暗戀的我輩少年寒徹骨肉。一個十三歲的少女就這樣在心靈刻下了恥辱的紅字,她再也無法在這個學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讓她退學,寄養到武漢的親戚家去,以後早早地結婚,成了一個賣早點的主婦。美麗紅顏和單純青春皆過早褪去,誰敢再寄望於童真的友誼?
   背叛、告發、出賣甚至故意互設陷阱,這是我從童年開始就要防不勝防的世道。是怎樣的祖國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該稚嫩的年代,便要學習如此殘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會猶能時時處處感到的不安和危機,其實多數都是早在孩提時就被教育形成的陰謀和險惡。

   八
   我的記憶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時光隧道時,總是瀰漫着揮之不去的血腥。
   記得八歲左右的我,在經過汪營區公所的黃昏庭院時,突然看見幾個鎮民將一個農民反剪雙手,背吊在一棵梨樹上。那時梨花初放,空氣香軟,而這個農民的慘叫卻響徹雲霄。捆綁他的繩索越過樹枝牽扯在另一個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聲「你還不說」,就把繩子拉一次,農民的腳離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劇一分。
   那個農民完全懸掛在花叢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慘白如梨花,他痛苦掙扎的顫抖哀求搖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這一畫面,至今也無法理喻那需要怎樣殘忍的力量,才能夠將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反綁着拉向高空。
   當我成為一個警察之後,一個老警察津津樂道地告誡我――這樣的反綁懸吊審訊,一般不能超過半個小時,否則嫌犯的手臂就會終身殘廢。我面對他善意的預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記憶,想起若干年來人類總結得來的這些經驗,內心暗自寒戰不已。
   但是這樣的刑訊真的結束了嗎?1988年在特區的某個派出所,我再次因為協助辦桉而不得不面對又一類似場景。那個很有經驗的所長,用一副生鐵打就的「土拷」,將一個嫌犯以「蘇秦背劍」的方式掛了起來——一隻手從肩向下,另一隻自腰背向上,強行串聯在一起。嫌犯被罰跪在地上,所長讓我監視。初入道的我難以干預,只能眼看着那個嫌犯即將暈厥,再去喊所長來松拷,然後再將他雙手換一個方位繼續掛上。
   我並非一個天性殘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對這樣的事件,雖然心有惻隱,但卻熟視無睹呢?在以後我也淪為囚徒之時,我常常對此反省,我發現了我們打小所接受的殘酷訓練,已經將心靈磨出了一層老繭。這種無情的厚繭,正在逐日蒙蔽我們的天良,使我們對人類的痛楚漸趨麻木。
   另一方面,我們內心的怯懦大於殘存的悲憫,我們沒有勇氣和能力去改變那些習以為常的制度。在面對刑訊的哀號之時,我不敢去制止,是對其時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一件衣服約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暫地使我認同了它的法力。於是,當某天另一個穿着同樣制服的曾經的同行,將電警棍擊向我的腦門時,我自然無話可說――我和他同樣沒有私仇,只是類似的教育驅使他以我為寇讎。
   那個隱身在無數殘忍背後的教主又是誰呢?是紀傳體史書中那些代代相傳的酷吏嗎?還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之中天生包含這樣一種殘忍的毒素?

   九
   我們這一代人所接受的啟蒙教育,基本是從恨開始的。師長們給我們虛構了一個「萬惡」的舊社會,讓大家天天悲憤地控訴着歌唱――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能淚淋淋。然後現在我們要奪過鞭子抽敵人,於是少年的暴烈和殘忍就這樣被引燃,最後必將蔓延到整個社會,以至於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當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強擄而來的平民互虐致死,當街頭城管人員可以肆意追打小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當士兵可以毫不顧慮地開槍射殺學生而沒有罪惡感……這樣無視人的天良的種種惡行,難道不是整個社會的教育方向所致嗎?
   今天,當我還能在網上大量地看見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憤青,天天嚷着要姦殺和核武摧毀他們心中的所謂敵人和漢奸時,我的內心充滿悲涼。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甚至不知道1989,他們似乎並未受過我們當初那種野蠻教育,可是他們這樣的殘忍心態,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假設一代惡的政府真的從他們之中產生和擁戴出來,那這個國家真不知道還要給這個世界和人類,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很顯然,某種殘忍教育的體系,還一直在我們這個社會暗中流傳。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惡的花朵。人與人之間學會恨和殘忍是如此容易,而傳播愛竟然是這樣艱難。每每想到這樣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時,我就感到此夜的寧靜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這整個都市的片刻貪歡,竟是那樣令我不寒而慄。

【作者簡介】
野夫本名鄭世平,(1962年-)出生於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縣邊遠村莊。1978年考進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開始詩歌創作。1982年組織詩歌社團「剝棗詩社」,開始使用「野夫」作為筆名,近年偶爾也在網上自稱「土家野夫」。1985年擔任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常務理事。根據作家章詒和描述:野夫在「十六歲寫下血書: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為人。他在鄂西土生土長,視武漢大學為教育聖地」。1986年插班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湖北省「後現代詩人沙龍」,出版詩集《狼之夜哭》。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曾受業於易中天受到賞識[2],成為亦師亦友入室弟子。1988年分配到公安單位工作,1989年因為同情學生退出警界。之後因為參與掩護民運人員,被作家好友熊召政檢舉後被捕[3],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名判刑六年。1995年減刑出獄,到北京謀生成立民營書商。易中天曾將其早期的作品《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交由野夫所經營出版社出版,幫忙他出獄之後生活立足。隨後野夫逐漸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專心從事着作
,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約一百多萬字。2006年獲「第三代詩人回顧展」之「傑出貢獻獎」,2009年獲「2009當代漢語貢獻獎」,2010年1月,《江上的母親》獲2010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是中國首位作家獲得此獎項。[1]目前在雲南生活、寫作。

責任編輯: 於飛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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