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太原理工大學的公告在微博及論壇上流傳。公告顯示，該校日前決定不再保留103名出國逾期不歸人員的公職。一所學校竟有如此數量眾多的教職工滯留國外不歸，網友驚呼，中國的人才流失是不是太嚴重了。
不過，這次事件本身的意義，確實不必過於渲染，大部分逾期不歸人員集中在改革開放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而近年這種現象已經較為罕見。
然而，這並不能掩蓋中國人才流失的情況仍然嚴峻。如同前日北大校長周其鳳所希望的那樣，中國教育「培養出了優秀的合格的世界公民」，是的，最好的中國學者，大部分都留在美國了。原因何在？
按規定，公派出國人員逾期不歸，其教職本來就該解除的。太原理工決定解除103名出國逾期不歸人員的公職，這並非國內首次。在幾年前，就有不少高校大規模清理過逾期不歸人員的公職。
例如，山東農業大學在2005年就曾發文件決定「不再保留劉芳等87名逾期不歸出國人員公職」；2009年，武漢科技大學對包含出國逾期未歸者在內的20名長期不在崗人員進行了處理；同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要求出國逾期未歸長期離崗的21名原教職工辦理離校手續；2010年，華中農業大學決定「不再保留畢戈等15名出國（境）逾期未歸人員公職」；今年初，湖南大學清退包括6名教授在內的26名擅自離崗出國逾期不歸的教師，曾被媒體廣泛報道。
太原理工人事處稱，103名逾期未歸人員中，大部分集中在改革開放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出國十幾年，這應該是事實。按照太原理工公佈的這103 人名單，絕大多數人的名字在太原理工的網站上根本搜不到，說明很多教職工都是信息化以前就出國了，只能在一些紙質檔案上找到他們的名字，能在網站上搜到名字的許多都是80年代在學校任職的。對上述別的學校的逾期不歸人員進行檢索，也存在這種現象。
有趣的是，太原理工本次解除職位的103名逾期不歸人員中，至少有3名（澳大利亞某大學教授李春柱、荷蘭皇家科學院蘇中波教授 美國高級工程師張雲青博士）在今年作為太原理工的「傑出校友」受邀參加了該校的110周年校慶，他們都是80年代、90年代初從太原理工出國、逾期未歸的。
在改革開放早期，的確存在公派留學人員大面積逾期不歸的現象。在1978-1996年間，據統計，國家公派4.4萬人出國留學，回國3.7萬人，回歸率為84%；單位公派8.6萬人，回國4.8萬人，回歸率為僅56%；即當時總數近5萬國家和單位公派人員沒有按規定回國。這就是近年各高校「清退」逾期未歸人員的主要構成。
為什麼這些人沒有選擇歸國？一方面，確實是因為改革初期的中國與發達國家相差太大，當時國外科研水平及待遇條件都比國內好得多 ；另一方面則跟當時的政治氣氛變化有關。
在看到太原理工解除逾期不歸人員公職這則新聞時，許多網友就疑慮，這些公派出國卻逾期不歸、「投入外國懷抱」人員的工資是不是也照發。有論者更是激烈地展開了抨擊——「這些呆在海外二三十年的人的薪資、福利照拿不誤呢？尤其其中由公費委派的，是不是更意味着納稅人不但拿錢送其出國留了學，還要為其支付二三十年的空餉費用？」
對於此問題，不必過於擔心。1986年國務院批轉的《關於出國留學人員工作的若干暫行規定》裏就明確說了，「未經批准逾期不歸的，一年內停薪留職，一年後是否保留公職，視不同情況由派出單位決定。」 在當年做出往發達國家外派留學生時，最擔心的就是「人不回來」，所以這些限制規定一般都執行得較嚴。各個學校自己的規定中，則一般規定逾期一月、最多三月未歸工資就不發。
但「一年後是否保留公職，視不同情況由派出單位決定」這一規定，從各校近年的情況來看，顯然並非大部分逾期人員的職位都得到及時處理。這些被保留的「編制和崗位」，無疑會影響學校正常的人事變動。
如果說，逾期不歸主要是96年以前的情況，是不是說明在這之後中國人才流失的情況就好轉了呢？
1996年6月，教育部成立了「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政府設立的獎學金項目，意圖充分利用國家留學基金、建立一支高精尖的出國留學隊伍，並使公派留學走上法制化、規範化的道路。具體而言，公派出國留學要按照「個人申請、專家評審、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簽約派出、違約賠償」 的制度化程序進行。
例如，在2008年的規定中，就明確為個人繳納的公派出國保證金標了價，去美國等一類國家，本科生、在校研究生都要交納2萬元的保證金，而碩士、博士和在職訪問學者等則要交納4萬。而如果有違約行為，國家要追償全部留學費用，並要求違約人員最高支付全部費用30%的違約金。
國家的重視使得留學選派規模實現歷史性突破，從1996年的不足2000人增至2009年的12769人。而制度化的成果是，在應回國的45553人中，實際回國了44555人，按期回國率達到了97.81%。這比96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然而，公派留學的高返國率存在隱憂
第一個隱憂是，97.81%的光鮮返國率很可能只是個表面數據。有不少公派出國人員返國是為了不違背合同，他們已經獲得了在國外繼續待下去的機會，在返國履約後，這些人又再次出國。並且，雖然一般規定公派留學生回國後要在國內連續服務至少兩年，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個規定也並未得到很好的執行。
第二個隱憂是，公派留學的時間較短，訪問學者出國做學問的時間往往只有半年到一年，有些僅有三個月。對於這種留學的成效，不少人表示過擔憂。甚至有人反映，很多「國家公派訪問學者」 出國都是去玩的，中國青年報曾經報道過一個普通留學生對公派留學生的看法——「在遊學的中國人當中，我卻發現有些人滋潤非常，特別令我眼紅——在我們啃冷三明治的時候，他們在中餐館大快朵頤；在我們熬夜備考的時候，他們卻在計劃旅遊路線。」
但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此，有識之士稱，公派留學生不能代表留學生中的精英水準，數量也遠比自費生少，中國人才的流失狀況不能以公派留學生來衡量。
97年以來，公派留學生的返國比例確實提高了，但加入數量龐大的自費留學生以後，整體返國比例反而下降了。
如《中國統計年鑑》 的數據就顯示，92年中國留學生的淨回歸率達到了50.39%，而2006年該數字僅為25.09%。教育部的數據則顯示，1978到2007年中國共有 121.2萬人出國留學，返國人數不到32萬，整體返國率僅為26.38%。而據《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的統計，則顯示1978～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共162.07萬人，學成回國人數僅49.74萬人。返國率也不到3成。
與此同時，來自美國的數據則顯示，最近這些年在美國的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佔所有外國留學生的比例有了明顯的上升。96至97學年，中國學生占外國學生的比例為7.8%，中國學者占外國學者的比例為15.6%，而06至0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提升到了11.6%和20.5%。
未歸國的海外人才，不僅在量上面十分巨大，在質方面也十分出色。來自美國科學基金會（NSF）的統計表明。在過去25年中，中國學生是從美國大學獲得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數最多的外國學生。他們中很多人在獲得博士學位時明確表示有計劃留在美國。著名的海歸學者、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曾介紹，單是在美國大學做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的華人生物學家有2500多位。
相比之下，「海歸」學者的水平則差強人意。知名的中國科學界觀察家曹聰博士指出，儘管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和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以及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等大多具有在海外求學和研究的經歷，但從國外院校獲得博士學位者不到一半。總體而言，他們不太容易在海外找到永久性職位，學術水平和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很難與仍然滯留海外的學者相提並論。有些學者「海歸」僅僅是為了中國的機會。
而在國外擁有永久性職位的學者、即海外留學人員中最優秀的那部分、卻較少有回國效力者。這就是為什麼饒毅、施一公這種頂尖人才在前幾年返國，引起了海外華人學術界的震動。
所以說，中國的留學生人才流失的現象仍然十分嚴重。
為什麼中國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大大加強，對海外學者許以重任之際，「人才回流」仍然不那麼容易呢？
曹聰博士分析稱，中國仍然是一個以「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在海外攻讀博士學位一般要化5-10年時間，其間，學者與出國前所在的單位的關係會變得不那麼緊密，他們的導師可能已經退休。換言之，他們回國後、至少在啟動階段，往往面臨缺乏專業或社會網絡支撐的困難。對「海歸」而言，國外資歷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關係更重要。只有與政府官員和擁有資源分配能力的人有緊密關係才能夠成功調適，甚至取得巨大的收益。講政治仍然是科學家生存乃至晉升的重要因素。
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競選中科院院士第一輪就被淘汰的例子，再也恰當不過地詮釋了這一現象。
此外，由於處於國際科學研究的前沿的中國本土科學家人數仍然較少，「海歸」學者有可能找不到同行分享信息、討論研究、尋求幫助。同時，國內的學術評價注重短、平、快，不允許失敗，不注重前瞻性思考，對於海歸學者來說，難以適應。另外，學術腐敗、政治氣候、同行排斥也都是海外人才考慮歸國時的遲疑因素。
1950年代，錢學森、鄧稼先們的回國是因為對建設新中國充滿嚮往；而改革開放初期以公派為主的留學生往往也對中國的四化抱有使命感。但隨着國家的不斷開放，留學生返國率的不斷下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1978年，鄧小平提議公派留學生時，稱「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佔十分之一，還剩九百個」，92年南巡之時，鄧小平重提公派留學，這時已改口稱「即使留學生有半數逾期不歸，仍然有一半的人可以幫助國家」。
但到今天，留學生整體的返國率已經只有25% 左右，人才流失嚴重，但這到底是不是很可怕的現象，而我們需要喚醒留學生們的愛國熱情，讓他們都紛紛回國效力呢？
在一個日趨開放的社會，這其實是完全沒必要的。當年國家就留學政策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這十二字方針時，之所以要提「來去自由」，就是因為明白學術研究有其客觀規律——在建國初期，一些在國外本來極有前途的科學家如趙九章等憑着一腔熱情毅然回國，但國內的學術環境讓這些科學家沒能取得他們應得的學術成就，這是非常遺憾的事。但國內大多數人的人才觀，仍僅限於「鄧稼先好、楊振寧壞」，這無疑是非常落伍的。
事實上，在今天，全球科技不僅講競爭，也講合作共享。即便在別的國家，中國科學家也能為中國的科學事業做出貢獻。
而中國科技事業要想獲得更大的競爭力，吸引更多的人才，就需要提供更優越的研究環境、更好的報酬，在利益驅動之下，返國自然會成為海外中國優秀學者的首選。甚至中國還能引入洋人科學家，以學術交流中心的姿態，成為世界科學重鎮。
饒毅、施一公等突出人才的回歸，標誌海外華人學者對國內的科學事業仍具信心。但縱觀近代發展歷史，科學發展總是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只有當社會整體進步到一定程度，科學界的繁榮才會真正到來。中國要努力營造這個環境，而目前還差的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