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殺十一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
整整四十年後，沈元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仍是個陌生的名字，網上關於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點兒冷清。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數學子連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說沈元了。這個流血太多、至今還將許多流血者的名字視為禁忌的民族，沈元只是這個被殺者名單中的一個，王友琴《文革受難者》名錄中，他能擁有一席之地，幾百字的介紹，似乎已屬萬幸，因為更多的人連姓名都已被湮沒了。
當年的禍根
我讀過沈元同學郭羅基的長文《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北京大學反右運動回憶錄》，對他的生平和遭難才有了一點了解。沈元以「叛國投敵」的反革命罪被奪去三十二歲的年輕生命是在一九七O年，種下禍根卻是在更年輕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時他在北大歷史系求學，滿腦子的雄心壯志，要成為「未來的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他也確實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學上有過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學者的賞識，憑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瀾的好評。
一九五六年，他有機緣從英國《工人日報》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震驚之餘，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這是他們課堂上學的《聯共（布）黨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學之間的議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後，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麼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幹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年代問題。一九五六年所謂「雙百」方針出台，正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何況又是私下的議論，他自然沒有什麼顧慮。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着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准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搞的。「五一九」以後，他雖然也同意林希翎、譚天榮的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還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裏他是標準的左派。說到底，他只想做學問，鑽他的故紙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劃右派時，他還是在劫難逃。
來自身邊的「指責」
在感嘆命運之神對沈元的不公時，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嘆一個天才的夭折，賞識他的黎澍認為他遭難的因由來自人妒其才。這些說法也許沒有錯，我更在意的則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場災難降臨以後，包括他身邊的同學、最接近的人們做出的反應。「在對沈元進行揭發批判時，四二三號房間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劃清界限。」那些同學當初可都是認同他的觀點，而且是一起出的牆報。他的中學女同學、時在北大東語系的宋詒瑞直接找到郭羅基，要與沈元劃清界限，把沈元與她的通信都交給黨組織。如果不是郭冒險把這些信悄悄藏了起來，他們很可能因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倖免的宋詒瑞多年後編了一本紀念沈元的文集《難以紀念的紀念—一個北大高才生之死》。
遠在「鳴放」之前，沈元的黨員同學就指責他「不靠攏黨組織」。他的一舉一動早就被悄悄地盯着，當然每個人都被盯着。這就可以理解郭羅基想保他過關時，上級認定「他早就是右派」，不僅指出他的「《准風月談》就是向党進攻，座談會上的發言更是猖狂地向党進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那些私下的議論。原來指控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年代」的伏筆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這是沈元短暫一生的轉折點，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O年之路的起點，事實上，死亡之門一九五七年即為他打開了。數年之後，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為識才、愛才的黎澍助手，並在《歷史研究》發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轟動，范文瀾說他文章比自己寫得好。研究機關和大學都在談論這位「右派明星」。歷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發「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澤東那裏，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但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調查之後的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老實說，有史學才華的沈元與那個時代並不構成衝突，他既沒有林昭那樣洞穿極權奧秘的思想，成為右派之後也沒有對現實提出批評和質疑，他只想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範圍內做學術研究，而不是挑戰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現存權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連黎澍也被揪出來了，這片土地幾無才華橫溢的沈元容身之處。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達去蘇的意願，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報。（這是郭羅基的說法，與《文革受難者》所說他進入馬里駐華使館不同。）
吞噬他生命的是人性的傷害
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正是這些傷害與那可怕的年代一起將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場。或許有人會說，那些打小報告，舉報他的，在大難臨頭時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華而告發到中宣部乃至毛澤東那裏的人，都是那年代的產物，是那個鼓勵告密、鼓勵躲在陰暗角落窺視的時代造成的。這樣說誠然沒有錯，問題在於，許多時候，舉報、告密不是來自上級命令和職務行為，完全是自動的、自發的個人行為。即使為了自保，在運動到來時迫於壓力的劃清界限，也並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這當中仍有可憑良心選擇的餘地。
毫無疑問，來自原本抱有同樣觀點的同學尤其是親密關係的同學的揭發，對他內心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所以，當他得知中學同學交出他們的通信時，他脫口而出：「她怎麼能這樣干？」郭羅基勸他說：「你不要怪她，這種時候誰都會這樣干。」這也確是實話，那個時代這樣干恰恰是正常的，不這樣干卻是不正常的。（不過宋詒瑞回憶，交出這些信還有一個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證明沈元不過是個普通純真的學生，這應該也是可信的。）這是一個年代對人性的異化，不僅將恐懼內化到一個人的骨髓中，更嚴重的是往往還不認為這是因為自己膽小、害怕所致，而且自認為在做一件正確的事，與這個年代、時代保持一致乃至參與作惡不是一種羞恥，反而是一種光榮。
沈元最終想逃離這樣變態的時代，並因此而喪命。可以說，是這個密不透風的極權年代殺害了他，更是他身邊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與他有關聯的人合謀殺害了他。如果不能從人性深處得到反省，僅僅在年代上尋找沈元之死的根源，還是不夠的。在他被虐殺四十年後，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喚醒良心、人性，從道德根基上重建社會，與改變年代的責任一樣緊迫，甚至更為艱難。記住沈元他們，記得許多被黑暗無情吞噬的人，無論是天才洋溢的生命，還是普普通通的受難者，不只是要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更是為了建立一種人人可以免於恐懼、免於被異化、免於被虐殺的安全正常的生活。這比簡單地追訴誰是兇手來得重要，也遠比感嘆天才的消亡來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殺十一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