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連續發生的罷工事件導致工人工資提高。官方媒體稱，這預示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可能會放緩。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學者程曉農和南卡萊羅納州管理學教授謝田討論中國勞工成本及經濟發展等問題。
記者：程曉農先生給我們介紹一下什麼叫劉易斯拐角，它會給我們 帶來什麼影響？
程曉農：劉易斯拐點是原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教授叫阿瑟.路易斯在他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提出的一個所謂的二元經濟，就是說城鄉經濟差別非常大的發展中國家，有大量剩餘勞動力的話，工資不會明顯地上升，但是一旦剩餘勞動力逐漸轉移完畢，剩餘勞動力不再多的時候，那麼工資就開始上升，這個時候工資開始上升的這個點稱作經濟增長的劉易斯拐點，這就是說經濟增長不能夠再依靠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而不需要增加工資的那麼一個發展階段就要結束，然後轉入一個下一個發展階段就是必須要不斷提高工資才能進一步把農村剩餘的勞動力吸引出來。
記者：那您覺得中國現在這個階段是不是差不多的情況？
程曉農：大致上來說呢這個觀點用在中國反正早晚一天會適用。但是具體到此時此刻的中國這個觀點說起來大體上應該講是似是而非。但原則上聽起來像那麼回事兒，主要是它能夠幫助政府解釋一個現象，就是為什麼農民工現在工資不得不上升？那麼似乎呢所有制度上的缺陷就都不重要了，只不過就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多和少的問題。
記者：謝田教授，您覺得中國現在出現這些情況除了有劉易斯拐點，還有別的問題嗎？
謝田：我想補充一點，阿瑟.劉易斯我沒記錯的話，他應該是英國人，他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跟程曉農博士是校友了。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他這個理論當初是被稱作曼徹斯特學派和曼徹斯特書。實際上是在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一個理論，第一首先對今天來說就不是特別適用，再一個它這個可能適用在某一個國家，它的國內的勞動力市場是流動性非常強，沒有任何局限限制的這樣的地方。中國呢首先因為戶口制度的問題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完全流動性的一個勞動力市場。所以說我們中國再次出現所謂的一方面珠三角地區找不到合適僱傭的合適民工；另一方面這邊大量的失業工人，或者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現象也同時存在。所以這就沒辦法在中國真正適用。實際上我覺得現在引用這種理論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話，那就是可能給中國經濟冠上一種正常經濟的假象。實際上中國的話給世界各地代工也好，被稱為世界工廠，勞動力成本低廉是一個因素，但其他的因素還包括比如說沒有環境保護的成本，而其他那些生產資料成本也比較高，很多其他因素構成了中國經濟特有的這一狀況。
記者：那如果工資上升對中國的經濟會構成很大的影響嗎？
謝田：顯然這樣再維持的話會應該有困難。我覺得如果勞動力工資再上升的話應該是伴隨着產業的升級，但中國這個呢從知識產權或者是技術改造上也沒有形成這樣一個標記。
記者：我想問一下程曉農先生，您覺得中國經濟現在到底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您的看法？
程曉農：我覺得剛才謝教授講得非常對。首先呢中國其實現在其實是伴隨着一個沒有產業升級，沒有技術研發的所謂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來判斷中國工業化到底有多成功？ 現在還為時過早；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內地現在很多農民工不願意到沿海地區打工而願意就地，原因是全國地方政府正在用大量的銀行債務來在從事在中國叫『鐵公基』就是鐵路、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這些項目的存在完全是政府為了刺激經濟不惜舉債來維持，這種措施是不可能長久的。那麼一旦銀行出現了債務危機，那麼勢必要緊縮銀根，那這些工程一旦終止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將再次失去工作機會，那個時候他們可能還是得回到沿海地區來工作，所以這只是一個短時期的暫時現象。換句話講，是政府營造出來的。這說明劉易斯拐點並沒有真正到來。
謝田：實際我想另一點就是內地的民工為什麼不能到其他地區，他因為戶口制度和其他原因不是真正流動，即使可以部分可以流動的話，他實際上在深圳、在沿海他那些生活的水平就是生活的成本相對於他能夠拿到那個工資來講，他實際上並不是非常有吸引力。這是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住房、吃住、其它生活成本太高了這是另外一個的原因。
記者：好多媒體都報道外資企業現在把眼光瞄準越南、印度，您覺得這個現象是存在的嗎？謝田教授。
謝田：這個一直是有的，有很多工司像很多韓國公司已經撤出來，一些美國公司開始撤出來了。另一些公司包括富士康這些公司他們實際上都還在尋找搬遷搬離中國的機會。
記者：對，這個是從外資的角度來看。對於中國來講中國人怎麼看這個問題呢？陳曉農先生是不是中國人只能走產業升級的路呢？能不能走呢？
程曉農：中國走不了。所有的企業走的都是（產業升級的路）。無論是國營的、還是民營的、還有外資，基本上走的都是所謂短平快。為什麼企業走短平快而不願意從事長期的技術研發？那就是中國根本就不尊重知識產權。
記者：謝謝二位。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程曉農，和謝田教授討論中國的勞工及經濟發展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