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中國有哪兩個省份本有發展機會，這兩年卻後力不濟，那估計都會提到魯贛。
尤其是贛，作為歷史上最富庶的江南省份之一，過去這幾十年的表現，有些羞慚。連帶着老表在外地創業，也不被人看好。
似乎除了風險偏好低、彩禮高、男女性別比獨步天下，幾無標籤。
但剛剛，贛放了個大衛星：稅收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約56.3%，創歷史新低。
這個成績，哪怕放在贛省的歷史上，也是格外觸目。
今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份，三個財政負增長的省份中，贛為下降7.2%，排名倒數第一。
不如常年墊底的甘肅……
拆分數據，稅收收入降幅17.1%……
反之，非稅收入增長1%。
這也導致稅收收入只佔財政的56.3%，而罰款等非稅收入佔比達到創紀錄的43.7%！
在正常、健康的經濟體中，一個地方的財政收入里，稅收佔比應該在70%到80%以上才算正常。
優秀健康：80%以上，錢是「長出來的」。企業效益好，拼命賺錢，依法交稅。
正常平穩：70%左右，錢是「走正道的」。雖然本地沒有那麼多超級大企業，但實體經濟、造紙、製造等基礎產業還能持續「造血」，稅收能穩住財政的大頭
極度危險：低於60%。錢是「硬薅出來的」。這意味着當地的實體企業、商鋪大面積不賺錢或者倒閉，導致正規的稅收「大塌方」（江西上半年稅收暴跌17.1%）。稅收不夠花，為了發工資和維持運轉，權力只能轉而去加大力度「罰款、收費、變賣國企資產」。
拉長時間看，非稅收入一直在增長。
這不是周期波動，這是結構性塌陷。
稅收佔比高，說明錢是「長出來的」——企業賺錢、交稅、財政增收，這是一個正循環。
稅收佔比低、非稅佔比高，說明錢是「刮來的」——罰沒、行政收費、盤活資產（賣地、賣國企股權），這些本質上都是存量博弈，不是增量創造。
這意味着什麼？
在贛省生活和經商，你得考慮稅收以外的成本……
周邊省份也不可掉以輕心。
2024年，兩名警員(楊某和占某)跑到江浙兩省遊蕩了兩個月，目標明確：找老闆、抓回去搞點財政收入。
他們為了搞點「創收」，利用公安內部系統查詢了江浙企業家的個人信息，然後開着私家車直接跨省拿老闆。
結果被浙江方面半路截住，依法處理，判了。
這事如果放在任何一部現實主義小說里，都會被說太魔幻，但它真實發生了。
說明在當地的財政邏輯里，執法和創收已經被畫上了等號。不是個別人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系統性的生存策略——當正經稅收不夠花的時候，權力就會開始「獵食」。
對本地的非稅收入和捕獵外省老闆，都是這個邏輯。
按理說非常不應該，江西曆來屬於江南核心區域，在最為富庶的南宋文化版圖上，出現了臨川文章、廬陵學派、白鹿洞書院，隨便拎一個出來都是響噹噹的。朱熹、王安石、歐陽修、曾鞏、黃庭堅、晏殊……兩宋三百年，江西人在文化場上幾乎沒輸過。
大明朝時，出了個大奸臣，江西籍官員嚴嵩，沒人品有能力。
但從我們寫家傳的傳主分佈看，贛也是個黑洞，一個都沒有。
文化自覺與經濟發展程度本就是表裏關係。
我們給客戶分佈劃了一個歷史地理範圍：北宋算「二環」，南宋算「一環」核心區。
但實際上，贛省連「二環」都算不上，直接落在「北宋域外」。
這就有意思了。一個地方，文化上曾經站在巔峰，現實中卻連被記住的欲望都沒有。
它到底經歷了什麼？難道真的被太平軍傷了元氣？
文化的里子掉了，經濟的面子自然也掛不住。
我們寫過的家傳里，有兩部都提到了同一件事——至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卡車經過這裏會被攔路打劫。不是個別路段，是老司機群體的普遍認知。
一個地方的文明程度走到什麼地步，才會讓「過路」變成一件需要賭命的事？
而這件事，與2024年兩名警員跨省抓人的邏輯，完全一脈相承。
前些年，發生在這裏的浙商被收割事件，如上饒永康老闆廠房被半夜推平、九江勝訴企業家二審前被定惡首事件，同樣鬧得沸沸揚揚。
早年三打廿八都，將浙江這邊的富人財富起出來分掉，在那個歷史時期，但現在這樣搞，那就是王秋赦搞二次土改了。
（"廿八都"（ niàn bā dū）位於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地處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處的深山裏。在歷史上，它是一個極其富裕的邊境商埠和物流中轉站，鎮上全是大商人、大富豪建的豪宅明清古建築。1932年方志敏所領導的工農紅軍（贛東北紅軍/紅十軍）曾三次攻打並洗劫了這個富裕的小鎮。——把富人們藏在地道、牆壁里的金銀財寶全挖出來，然後分掉。）
如果繼續加大非稅力度，黑洞只會加深，形成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在某種程度上，他是類似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西莫格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經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