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前天晚上回京的記者屈一平所寫自述，請大家看看：
山西疫苗事件被揭露出來後，報社又派出我跟進採訪此事。2010年3月23日——4月2日，我在山西太原市採訪期間，遭遇當地相關部門接洽中「非正常」現象，此現象頗有「山西專用」標籤意味，在此「高溫曝光」如下：
山西專用標籤一：遭遇栗文元「暗算」
栗文元，山西疫苗事件關鍵人物，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2009年12月，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長陳濤安舉報山西問題疫苗事件後，栗被免職，隨即一家三口赴澳大利亞旅遊。
栗文元回來了！
2010年3月30日上午，我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後，即刻按照山西省「專有」採訪程序，先聯繫山西疫苗事件調查組媒體接待辦公室，對方依舊答覆——向上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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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所有官方採訪，山西方面慣常如此：「接待辦」記錄採訪要求，接受採訪卻遙遙無期。
唯一一次答應中國經濟時報的採訪，過程極其曲折，結果卻一無所獲。
鏡頭回放——3月24日，我與同事在前一天提交採訪提綱後，再次來到接待組，答覆仍然是再等一等。就在當天上午11時40分，我突然收到該接待組宣傳部要人電話，告知下午14時30分山西省疾控中心負責人可安排採訪。
下午14時20分，我趕到位於電力大廈718室的接待組，接待組一位來自山西省衛生廳的何姓工作人員回答：「臨時有安排，取消採訪。」我隨即提出可以延遲採訪時間，即使到晚上也可以。對方表示要請示，在接待組等了一小時後，對方仍表示要請示，之後無果。
3月30日10時左右，接待組電話回復，可以提供栗文元電話，我需自行聯繫。
此次採訪之前，我已做好迎接百般曲折的準備，事前亦設計了一系列應對推辭的應答。但採訪確認來的如此輕鬆，讓事先準備的應答全無用武之地，也罷，想來栗文元的推辭也是一連串的，稍後再用不遲。
當我電話聯繫栗文元時，對方沒有接聽。然而，五分鐘後，栗文元的電話打了過來，沒費任何口舌，確定當天下午2時半接受採訪。
如此痛快的允諾出乎意料，然而，沒有想到的是，之後近十小時的遭遇，卻將一切打回起點。
2010年3月30日下午14時半，我和同事兩人前往山西省疾控中心辦公所在地。接待我們的該中心辦公室主任卻提出：採訪栗主任，要出示證件進行登記。
讓我們疑惑不解的是，栗文元已被免職，緣何採訪需經由疾控中心辦公室安排，且工作人員仍稱其為「栗主任」？
2010年3月30日15時，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栗文元以及山西省疾控中心一名女工作人員（問之職責，自稱工作人員）四人在該中心會議室開始採訪。
採訪前，我提出要對採訪進行錄音，遭到栗文元反對。栗的理由是：總被舉報人偷錄，害怕被「暗算」。
尊重受訪者意願，君子對君子，我們放棄了錄音要求。
隨即我們表示，不錄音可以，但為確保採訪的公開性，採訪過程中必須進行記錄，並希望栗最後核實記錄後簽字，栗文元表示同意。
栗文元將準備的諸多資料鋪滿桌面後，開始了他的「個人陳述」。在我一直沒有打斷的情況下，他竟然一口氣說了近3個小時，內容圍繞着對疫苗事件中孩子健康的關心和對舉報人問題的反映。
我在近18時開始發問，但栗文元顯然並沒準備接受我的問題，他開始有點不耐煩了，對我的二十個問題，很多都是一句話帶過，比如「組織上在查，我沒什麼說的」等等。
近5個小時的談話在21時左右接近尾聲，我起身去廁所，經過會議桌拐角女工作人員處時，被眼前一幕震驚！
一支錄音筆赫然放在桌上，正在工作！詢問栗，答曰：是為自己備用。我提出拷貝錄音，遭拒絕，他一併拒絕了我複印前面證據的要求。
21時開始，栗逐字逐句核對我們的筆錄，期間不斷更改原話「這裏就不要這樣說了，你就說沒有回答」。近22時，核對結束，我說簽字吧，他皺皺眉頭說：「字體太草，你要改了呢？」
剛才改的時候怎麼不早說呢？好！我們還有打印本：同事隨即出示同步打印文本，小四字號，密密麻麻五頁，打來辛苦，力求完整。
22時，栗文元再度逐字逐句核對，細緻到標點符號。半小時後，栗提出打印文本有錯別字、有漏句，意思表達不完整，再度拒絕簽字。
22時15分左右，栗文元在兩度拒絕簽字之後，提一方案：我們把採訪提綱留下，他明天書面回答。
八個小時，我們與栗文元的談話歸零，白說了！
第二天一早，栗文元主動給我們打電話，口氣頗似領導批評下屬。他表示由於我們手續不全，拒絕提供書面採訪回答。我還在電話這頭解釋，他就掛了電話。
（備註：鑑於有關方面嚴厲的指令，此次唯一的採訪，本報目前無法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