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萬延海先生您是一位愛滋病預防教育專家，您為什麼認為新疆扎針這個事情引人關注呢？」

萬延海先生：「在中國這個社會裏存在着一些偶發的用針刺來犯罪的情況，比如說，有一些人在城市裏面拿着針管去餐館去威脅別人要錢，那麼很多這樣的人自己並不是愛滋病毒感染者，但是他們威脅別人說自己有愛滋病，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有愛滋病或者血管里真的有愛滋病病毒。那麼這種情況在中國的過去，在社會裏面都有。那麼這樣他沒有明顯的民族特徵。在最近的十年歷史上，出現過一起嚴重的扎針的恐懼。」

記者：「那個是什麼時候，您能不能介紹一下情況呢萬延海先生?」

萬延海先生：「是在2001年底，2002年初，那麼當時河南愛滋病恐懼非常嚴重的時候，關於河南愛滋病正是一個媒體社會高度關注的時候，那時候政府對愛滋病問題還沒有一個明朗的態度。河南籍的愛滋病人在天津最後傳到說到了北京有這種扎針的情況，當時引起了首都地區的嚴重恐懼。但後來發現就是說政府並沒有公佈這些數字，政府做了很多的宣傳說這種扎針不會導致愛滋病的傳播。這個做法看起來是有問題的。這樣扎針如果針管裏面有愛滋病血液病毒的話，它確實是可以導致愛滋病的傳播。」

記者：「那麼這次新疆扎針事件是說跟愛滋病毒有關的嗎？」

萬延海先生：「現在政府還沒有公佈確切的公佈針管里的成分，但是有一些傳聞說，扎針里是有跟愛滋病有關的或者說跟其它病毒有關的，這個有待於政府來進一步地來說明。」

記者：「新華社有一個報道4號的時候說是呢目前發現的被扎者之間沒有發現一例烈性傳染病毒源體和有毒化學物質導致的有關的症狀，也沒有一例就診者因針刺而導致其它疾病住院。沒有必要使用抗病毒藥物預防性的治療的病例更沒有死亡的病例這樣報道的。」

萬延海先生：「因為新華社的這個報道跟02年初的時候衛生部的時候，當時在傳言的天津和北京扎針的情況做出反應是不一樣的。它的這個反應科學上是不準確的。首先一點，即便裏面有愛滋病毒的話，醫生檢查出來馬上會發現他是被感染的，因為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並不知道，如果被人扎針的話， 如果有愛滋病傳播的危險的時候，是可以用抗病毒藥物來做預防阻斷的，防止愛滋病毒傳播的。也就是說，一個人被含有愛滋病人的針管扎了以後，如果他服用抗菌素藥物後是可以防止病毒傳播的。但是大部分人並不了解這個知識，所以他可能不會做這樣的選擇。所以新華社的這個報道看起來是極其不負責任的，缺乏科學依據的。應該來講就是說現在可能還不一定很清楚針管裏面的那些成分，或者說即便知道了也沒對外宣佈這些東西。」

記者：「它是不是應該對外宣佈呢？」

萬延海先生：「當然應該要對外宣佈。因為在這樣一個社會恐慌的事情面前，政府事實真相公佈的越多，各種各樣指導人們去處理這樣危機的這樣的一個信息，介紹得越多老百姓心裏越踏實些。你把這個真相隱瞞起來，那麼內心會很焦慮。這次的扎針事件人群當中傳言就是說，有人用針刺的來傳播愛滋病毒的時候，那麼它會在群體當中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社會恐懼，會引發歇斯底里的群體性的這種精神性的這種反應。這個恐懼是非常強烈的。因為每個人都要出門，每個人都要坐車。所以政府怎麼來去及時的發揮信息，告誡大家生活中要注意什麼，也可以提醒大家沒有必要去把什麼樣的東西都看成針刺，教育人們怎麼樣來處理這樣的事情，這很重要。」

記者：「那麼，萬延海先生您覺得怎麼樣以後呢避免這樣的扎針事件？這方面您有什麼思考呢？」

萬延海先生：「我覺得無論是舊事件，還是這次的扎針去傷害別人的這樣一些社會事件，無論當局怎麼處理這個犯罪的行為，無論人們怎麼樣從政治上看待這個漢人和維吾爾人的衝突，我覺得就是說，中國的政府可能需要來理解在現在的社會出現民族之間的衝突，跟這些犯罪的行為，可能在其它的國家也出現過，中國的領導人他們也沒有必要去把所有的這些事情呢都上升到一個政治的高度。他們應該理解為什麼普通的維吾爾人，普通的漢人，為什麼就會紛紛地被捲入到這樣的衝突當中去？那麼除了一些情感的因素，親人受到傷害，我覺得我們的政府需要來研究在這個社會上面人的處境。為什麼有一些人會在7月5號的時候產生那麼強烈的衝突？幾乎是仇殺的一種報復行動。那麼基本上來講，不僅僅是政府和當局對於事實真相公開的程度也是不夠的。實際上對真相的把握政府也不太清楚。另外一個方面，對產生這樣一個事情的社會原因，我們的社會學家們， 政府的主管部門怎麼來理解這個事情。我真得覺得很悲哀，因為這麼多嚴重的事情發生後，我們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學者，很好的向公眾解釋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以上是本台記者安培與中國民間愛滋病防治教育專家萬延海先生進行的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