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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 天上掉下一個金餡餅 攸關中國前途 中共國安絕密大泄

——想不到 天上掉下一個金餡餅 中共國安絕密大泄 ——首發:萬延海的呼籲 攸關中國前途 中共國安絕密大泄

阿波羅網友「觀棋」閱間諜史多年。在北京「愛知行」研究所負責人萬延海發表文章《「國際政治看家們的疑慮」》之後,「觀棋」對此做了分析,闡釋所謂異議人士當中到底有沒有特務與線人?

編者按:2019年2月27日博訊老闆韋石在他自己的推特上污衊阿波羅網是江蘇國安運營等。阿波羅網要求韋石提供證據或調查報告,並提交給美國聯邦調查局。

阿波羅網批駁博訊老闆韋石誹謗本網是國安運營並將以行動回應

作為回應,阿波羅網着手盡量多發和重發揭秘中共國安的文章。也懇請網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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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阿波羅網2011/2/9網友“觀棋”來稿

原文如下:


萬延海的呼籲 攸關中國前途 中共國安絕密大泄

阿波羅網網友“觀棋”來稿獨家首發

本人閱間諜史多年,一般情況下,除檔案解密外,一般只有已退休的間諜才願意將自己與國安或者情報部門合作的經歷寫出來。中國很少有這類資料。剛看到一篇文章。萬延海在美國之音發表文章,標題叫做“國際政治看家們的疑慮”。 

這篇文字多少解答了最近這兩年壓在中國追求自由民主人士心頭的一個大問題,即所謂異議人士當中到底有沒有特務與線人?通常的定義是,中共特務線人是指一切與中共國安部門有合作關係的人。

中國大陸一些因為活動空間特別大而受到質疑的異議人士,通常是指責別人忌妒、造謠中傷。但萬延海的文章坦率承認了一點:中共特務線人不但存在,而且面非常廣。他的文章是他本人在各種質疑(尤其是國際政治看家包括資助者在內)之下的一種自辯。這篇文章有兩個要點:

一,所有的NGO非政府組織活動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萬延海此文中說:“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一個在一線承擔諸多人權和民主使命的領導者,可能在多項重要事務和目標上,面臨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或公安部門的疑問和調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臨即刻的禁令,就難以在現實工作中保持個人或組織活力。很多人可能選擇合作或有條件合作,至少不拒絕談話。”

二,各組織都有妥協,而妥協的詳細情況則是不能向外透露分毫的秘密。包括不能透露給同類;萬延海此文中說:“談話過程中,在不同事務上,對立場、原則、策略和細節的交談,完全依靠個人獨自承擔,依靠個人的閱歷和把握此類關係的能力來處理,而且這種經驗在同行之間難以交流。而且個人隨時可能失去自由,對失去自由的恐懼恐怕植根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我看同類人能憑嗅覺找到同類,互相合作,彼此幫襯。”

這段話還包括一層意思,即使當了中共特務線人,也未必保得住平安,隨時可能失去自由。所以,認為某某人被判十餘年就一定不是線人,也可能是錯誤判斷。

想到崔衛平等人所說的:“上面就象變形金剛,……讓我們這些底下辦事的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見本人給貴站首發的《中共政治“朝野互動” 風雲突變形勢急轉》一文)。我們終於明白了某些掛着異議人士招牌的人在做些什麼事情了。萬延海在文章的最後呼籲:希望大家對這種與國安合作的線人行為,“需要多一些諒解和寬容,少一些疑慮。”

東歐等國在結束專制後實行過除垢法,我們中國將來能夠原諒這類前中共特務線人嗎?

飛鴻黃評論說:民主的建立肯定不是平坦的,但是與黨國合作建立民主的道路,不是南轅北轍,不是與虎謀皮,是掛羊頭賣狗肉。

附:萬延海簡歷:(1963年11月20日-)萬延海1994年成立非政府組織“北京愛知行,任“愛知行”研究所負責人,專門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萬延海也因此在2002年被加拿大艾滋病法律網絡授予第一屆國際艾滋病人權行動獎。同年,萬延海還獲得國際人權聯盟授予的人權衛士獎,以及富布賴特新世紀學者獎和耶魯大學世界學者獎。2010年5月中旬,萬延海離開中國赴美。

萬延海照片圖:萬延海


 

附:國際政治看家們的疑慮 

萬延海 VOA 博客

2007年春天,我訪問美國,不少關注中國維權和政治的人士詢問,為啥大家都不出來說話,偏偏胡佳在不斷發聲,是否是中共政府故意讓他這樣做的?我解釋了胡佳的性格和堅持,消除人們的疑慮。2007年底,胡佳被逮捕,成為國際英雄。

2010年夏天,同樣的困惑。為啥你們政府還在允許某某觀察在工作?言下之意,擔心這樣的人權團體屬於中共政府安排的。

這樣的疑問,在國際組織、學者和民運人士中,應該是普遍的。這樣的疑慮,是有理由的:1、中國社會政治上壓制,人權團體可以持續發展和發聲,確實是新近的事情;2、地理、語言和文化上的距離,人們無法看到細節和過程,而只能通過表面來看待問題;3、有些團體被取締、有些人士被逮捕,為啥其他人或團體卻“健在”?

但這樣的疑慮缺乏證據支持。不僅影響到中國維權人士、團體和國際社會的交流,而且讓人權團體和人士無助,在關鍵的時刻,缺乏資源和道義支持。人權工作處於掙扎中。

筆者就常有體會。我過去在中國國內負責的團體主要從事艾滋病和人權工作。因為拿國際基金支持和與人權組織聯繫,在中國社會裡被懷疑為他國服務和危害國家安全。因為我們沒有被消滅掉,因為在國內我們公開拿人權基金大戶的錢,拿得比較多,在我們受到全面打擊之前,對我們的疑慮估計是非常多的。

這樣的疑慮是多餘的。我曾被國際人士詢問,有人說某某人權團體負責人是國家安全部的,問我怎麼看?我立即回答說好,我表示,如果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這樣懂得人權和民主憲政的人才,天天給安全部講課,不是離我們期待的和平演變、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目標更近了嗎?我隨後表示,其實,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那個人在人權民主工作的第一線究竟和政府安全人員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我們應該主要看其工作的客觀效果。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一個在一線承擔諸多人權和民主使命的領導者,可能在多項重要事務和目標上,面臨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或公安部門的疑問和調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臨即刻的禁令,就難以在現實工作中保持個人或組織活力。很多人可能選擇合作或有條件合作,至少不拒絕談話。談話過程中,在不同事務上,對立場、原則、策略和細節的交談,完全依靠個人獨自承擔,依靠個人的閱歷和把握此類關係的能力來處理,而且這種經驗在同行之間難以交流。而且個人隨時可能失去自由,對失去自由的恐懼恐怕植根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的政治看家們,對待一線工作的維權和民主人士,需要依據人類社會已經建立的客觀標準,比如人權公約、法律、機構章程等,來要求和約束人權或民主工作者,依據其工作的客觀效果來評估其工作意義。

中國社會專制,但並非完全沒有空間,而人類社會有些空間主要在於個人的參與意識,是當政者無法剝奪的。在從專制中國走向民主中國的道路上,肯定不是一個簡單黑白分明的事情,民主不會在一天突然出現。在這個複雜和動態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多一些諒解和寬容,少一些疑慮。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孫瑞後 來源:阿波羅網網友「觀棋」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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