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屬下的香港中國通訊社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為《說清楚三個問題，評〈國家囚徒：趙紫陽秘密回憶錄〉》，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公開抨擊趙紫陽回憶錄。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這篇評論和趙紫陽的回憶錄。
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的評論試圖說明，趙紫陽要搶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桂冠；趙紫陽配合西方反華；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中國共產黨。
*誰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評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趙紫陽怎能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評論說：「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堅稱，他是向世界開放中國經濟的改革先鋒......。西方一些評論人士據此得出結論說：『鄧小平是改革的「教父」，但趙紫陽才是日復一日觀察思考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
評論譏諷說：「想把人民獻給鄧小平的桂冠摘下戴在趙紫陽頭上，每個中國人看了只能覺得好笑。」評論抨擊趙紫陽說：「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是人民獻給鄧小平的桂冠，把這頂桂冠摘下戴在趙紫陽的頭上，假如是西方一些人的想法，那是荒謬與無知；假如這符合趙紫陽本人的原意，......這是政治智慧嚴重不足。」
然而，在趙紫陽的回憶錄中，並沒有任何貶低鄧小平領導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搶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桂冠的言論。相反，趙紫陽時時提到鄧小平的領導作用和對改革開放的大力支持。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主要主張，是加快經濟的發展，注重速度，強調對外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我對鄧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說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趙紫陽還說：「特區是鄧小平主張的」，「小平主張大量利用外資」。「沿海開發戰略提出後，小平非常支持，給予高度評價，幾次講，要我們抓緊時機，堅決地干，大膽地干，不要貽誤時機。」「小平同志一直強調市場的作用，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在會見外賓時就說，社會主義並不排斥市場經濟。以後又多次說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
趙紫陽還透露說：「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談話時，針對陳雲、李先念的主張，鄧說我們的計劃經濟是學蘇聯的，現在人家都不搞了，我們為什麼還抱着不放呢？」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這次會議很明顯，矛頭指向我在經濟改革中的責任問題。會後我把會議情況向鄧做了匯報，鄧看了很不高興，講了一大篇話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認為中國不改革沒有出路。」
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評論引述的「西方一些評論人士」的話，實際上是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在為趙紫陽回憶錄撰寫的《代後記》中發表的評論。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評論借批評一位西方學者的個人觀點來批評趙紫陽和他的回憶錄，未免有些走題，而且有失公允。
*中國應走什麼樣的路？*
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評論要「說清楚」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不能走西式民主道路」。評論說：「在這本書中，趙紫陽表明他與當時中央領導集體存在嚴重分歧，分歧的原因是有關中國是否應該採取西式民主。」
的確，趙紫陽在回憶錄中絲毫沒有隱瞞對西方民主制度的讚賞。他在回憶錄中說：「......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但是，趙紫陽說：「我當時所想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國搞多黨制，搞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要改變。當時總的想法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改變，但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另外，人治的問題要改變，真正做到法治。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趙紫陽總結當時的想法說：「我總的想法實際上是想要改變過去長期形成和堅持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和制度。這大體上包括下面一些內容：首先要增加黨和國家決策的透明度。......其次，要開闢各種對話渠道。......再一個就是要改變選舉制度，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另外，執政黨在實行黨政分開的條件下，黨對各個領域的領導應該主要是政治領導，不能干預太多，尤其是對文化藝術，更要寬容，不要管得太寬太嚴。充實和改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問題，要使民主黨派能真正起到參政黨和共同協商、互相監督的作用。......還有就是要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
「......我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也談到這一點。我說很多東西我們憲法上都有規定，但實現不了。......另外就是要有領導、有限度地開放輿論。......總之當時設想，在共產黨繼續保持執政地位的情況下，如何能夠更好地容納社會的政治參與。社會上各個方面，各種利益集團，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我們雖不實行多黨制，但要儘量地容納和擴大其他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
趙紫陽承認，1989年他下台之後，他對為之奮鬥了大半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西方議會民主制的看法都發生了變化。他說：「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趙紫陽認為，中國應該朝着議會民主制的方向改革，但是需要循序漸進。他說：「在中國目前條件下，首先必須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行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如果我們不朝着這個目標前進，那麼中國市場經濟畸形狀態，不健康的市場經濟，權力市場化、社會嚴重腐敗和兩極分化等問題，就不可能解決，法制社會也不可能出現。......另外一方面，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在過渡期，為了能過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仍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趙紫陽認為，要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改革。他說：「執政黨必須過兩個關：一是開放黨禁、報禁......；二是黨內的民主關。在共產黨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對我們党進行改造。」「當然，還有軍隊國家化，還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實行的司法獨立等問題......。」
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評論說：「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證明，中國人民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符合中國國情。」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多次談到鄧小平反對西方民主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觀點。他說：「......鄧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制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對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議會制，是特別反對和堅決拒絕的。」
趙紫陽說：「鄧非常欣賞和喜歡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那種集一切大權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統治的政治體制，厭惡和鄙視分權制衡的制度。他...說，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鄧把不受牽制，不制衡，權力絕對集中，作為我們總的優勢。不能實行西方的三權分立，要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類話他講過多次。」
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評論說：「近幾十年來，西方總有人希望中國走西式民主的道路，他們做出過種種努力，又總是落空。...... 趙紫陽恰恰犯了一個讓西方等待已久的錯誤。西方人士對趙紫陽的談話、回憶錄等如獲至寶，原因在此。......《趙紫陽秘密回憶錄》一書出版後，西方媒體以少有的熱情大肆報導。西方一些人對這本書的興趣與熱情還在於，他們在等待中國有人再犯類似的錯誤，對『六四』重新定性，對趙紫陽重新評價。」
據此，評論把趙紫陽同西方對中國的不良企圖聯繫在一起。正如評論所說，「趙紫陽回憶錄這本書的策劃者們......想在西方那裏尋求支持，向中共政府和人民施壓」。
*歷史鐵案難翻案？*
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評論還有一個問題要說清楚，就是「中共中央對趙紫陽所犯錯誤定性是歷史鐵案」。評論說：「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再看中央對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定性，趙紫陽頭上『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頂帽子是歷史鐵案，永遠無法摘取(除)，任何努力皆徒勞。」
「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到底是不是滔天大罪，也許沒有一個天下統一的共識。但是在中共歷史上，已經翻案的「歷史鐵案」不勝枚舉。誰能擔保趙紫陽的案不會翻過來呢？
還有，對於中國人屠殺中國人的「六四」，對於中國共產黨和自己總書記的恩怨，為什麼西方媒體這麼感興趣，而中國媒體卻萬馬齊喑，中國官方只能通過香港中通社(編註：香港黨媒)發表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