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陳志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
行政手段嚴控貸款總額扭曲經濟
新京報：有評論稱今年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形勢是改革開放30年來最複雜最困難的一年，你怎麼看？
陳志武：目前全球經濟面臨衰退的風險，或者說已真實發生。美國的次貸危機衝擊他國，全球物價普遍上漲。國內積累多年的通貨膨脹壓力集中體現。但和10年前那場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和所處的困境相比，這次面臨的問題還不是那麼嚴重。
新京報：近期，高層領導陸續到沿海調研製造業的情況，你如何理解當前這些製造業面臨的困境？
陳志武：人民幣不斷升值給沿海企業和國內的製造企業帶來了困難。匯改近三年來人民幣升值超過了20%，但同時，中國的出口水平仍然按照20%以上的速度發展，中國的出口貿易並沒有因為人民幣的升值而萎縮。沿海一些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從長遠看並不是一件壞事，可以藉機實現轉型。
新京報：背後的成因是什麼？
陳志武：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太慢，導致大量熱錢衝擊中國，使得流動性過剩，進而加劇了通貨膨脹。為支持人民幣小幅升值，央行調息的幅度很小，以至於目前出現了負利率。當利率是負的時候，大家都想向銀行借錢，央行通過行政手段嚴控貸款總額，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但結果會帶來整個經濟的扭曲。
過去這些年，每年投入到國有企業的貸款和其他投資，遠遠超過了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甚至一些效率低而又不能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反而得到更多資金的支持，而那些真正創造就業機會的民營企業反而得不到資金，成了緊縮貨幣政策的犧牲品。與此同時，新的《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使企業的用工成本增加，地方政府在稅收上緊收不放，這些因素給沿海製造企業帶來了壓力，導致其倒閉。
應一視同仁地給各個行業減稅
新京報：對此，你有哪些政策建議？
陳志武：財政政策方面，要一視同仁地給各個行業減稅，包括給老百姓減稅。在貨幣政策方面，讓利率水平和通脹持平，或者高過通脹，調整為正利率。不應當通過行政手段控制總貸款額，應當通過利率手段控制信貸，一致性地限制和約束企業的貸款行為，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以此來控制信貸總量。
新京報：抑制通脹是目前宏觀調控的第一要務，你認為治本之道是什麼？
陳志武：流動性過剩引發的通脹和熱錢百分之百相關，熱錢又受人民幣升值預期影響，所以抑制通脹壓力的根本辦法就是儘快將人民幣一次性升值。在堵住不顧一切衝進中國熱錢的路的同時要放開熱錢進出的渠道，讓匯率的浮動由市場交易情況和供求關係來定。這樣的話，使人民幣的升值預期降為零，熱錢賭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消失了，通脹的壓力也會減輕了。
監管部門不必管理股市指數
新京報：近期股市持續暴跌，很多股民指責證監會監管不利、權責不清，你怎麼看？
陳志武：股市低迷時，監管層等其他部門一方面會通過講話或在三大報發社論，通過言論鼓動大家進入股市；另一方面，監管層通過很多手法控制和管理股票供給。最典型的就是IPO、再融資和增發的審批，及對基金髮行的審批。此外，監管層還會根據需要隨時召集基金公司和機構，給其打氣，讓其托市或者授意其不要買賣得太多等。在這種管理模式下，股市的水平由監管部門一手操控，既然證監會有此權利，那麼他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和後果，受到指責是有道理的。
新京報：中國的金融市場引入了一些衍生品，例如認沽權證，但結果並不理想，你怎麼看？
陳志武：這個都是監管層造成的。因為像招行、南航等認沽權證，完全是由監管層控制供給的。去年7月在上海開會時，有個證券公司董事長告訴我，他們公司那天被批准可以發售兩個億的招行認沽權證。這等於是監管層批准讓券商印錢。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賣空的。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賣空的話，在認沽權證價格高得離譜時，誰都可以創造新的供給量，這樣自然可以把價格壓下去。但在國內，其他人只能看着，只有買入的權利沒有賣空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就變得很畸形。
新京報：那麼證監會到底應當扮演何種角色？
陳志武：證監會的角色應當是對市場進行監管，而不是管理股市指數的水平。證監會要做的是保證股市中的每一個參與者(包括散戶、機構、券商、基金等)在一個公平的平台上。證監會真正要管的是制定公平的監管規則，製造公平的市場秩序，打擊機構非法操縱價格、上市公司管理層內部交易等問題。至於大家是買多了買少了還是賣多了賣少了，都是投資者自己決定和把握的事情，和證監會沒關係，不是證監會該管的範圍。
出口型經濟模式不再有可持續性
新京報：中國經濟面臨着產業結構和增長模式的轉型，路徑是什麼？
陳志武：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越艱巨，產業結構和增長模式的轉型就顯得越迫切。進一步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才是將資產性財富增值轉化成民眾消費需求，從而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並避免經濟大起大落的最好方法。
新京報：具體怎麼理解？
陳志武：去年年底中國的資產性財富共約115.6萬億元，其中，國家擁有約76%，民間佔24%。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產性財富升值中，政府得到的份額是民間的3倍。這種財富結構，決定了財富增值對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是比較有限的。實際上，國家的「可支配收入」不只是這些，還有財政稅收，去年預算內財政稅收為5.1萬億元，假如今年還以30%的速度增長，會升至6.5萬億元。這樣，今年國家的資產增值加財政稅收，等於15.3萬億元。
新京報：這樣持續下去會產生什麼問題？
陳志武：如果由國家掌握社會主要的資源、資產和財富，同時也主要由國家來獨享這些資源的分配，把稅收都交給政府的話，最後只會進一步強化政府在經濟決策、消費決策、投資決策中的主導地位。同時，會弱化民間經濟決策的控制權。這樣會產生一個必然的結果，讓中國經濟增長繼續靠投資而不是靠消費。因為消費是民間的消費，百姓首先要先掌握財富才會進行消費。依靠投資同時依賴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在過去可以，但是在未來不具有可持續性。
新京報：能舉例嗎？
陳志武：假設今年8.8萬億元的資產性增值分到13億人身上，每個公民今年的收入就會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這些資產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裏之後，必然會轉換成對消費品、服務的需求，這不僅能減少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給服務業帶來大的需求。
新京報：怎麼看下一個30年？
陳志武：30年是個很長的時間，特別是對中國來說，過去因為技術落後，政府的權力不受制約，對各地的影響力度非常有限，如今金融體系等調動資源的能力前所未有，達到如此高的水平後，一個很小的差錯對人們的影響，都會被放大到最壞的程度。如果這時對權力還沒有制約的話，會很危險，從這個角度講，30年是個很長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