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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著:《蘇俄在中國》-- 李大釗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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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李大釗的聲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發表之後,共黨份子首先加入國民黨的就是李大釗。(注)其後共黨份子紛紛入黨。十叄年一月二十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制定黨章,選舉中央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和侯補執行委員之中,就有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於方舟、瞿秋白等[27]共黨份子在內。在大會中,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李大釗乃代表本黨內的共黨份子。提出「申明書」。陳述他們「加入本黨的理由」,其中說道: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   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  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  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  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  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  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  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  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

       「我們覺得剛是革命黨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  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 總理指揮之下,  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步驟,為國民革命的奮鬥。」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28]  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  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  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  研究。本黨 總理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叄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  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  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  ,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  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李大釗的聲明好像是很坦白的。這是因為共黨份子要加入本黨,就不能不接受 國父所確定的條件和範圍。這容共的條件和範圍,是國父對莫斯科歷次派來的代表胡定斯基、馬林、越飛、鮑羅廷等鄭重而周密的商討,而確定下來的。李大釗的意見,不過是公開加以申述。但是他這一笑臉迎人的申明書,而又填上了以下的最後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黨以公開的「跨黨」為名,而為其他日顛覆本黨的陰謀之伏筆。他說:

       「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參加,即不必對[29]  我們發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加入本黨為不合,則  盡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  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  ,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本黨對於跨黨份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黨以黨團的組織與活動,來把持、操縱、分化和破壞,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注)李大釗,字守常,民國七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其時北京   大學文學院院長為陳獨秀。民國八年冬,陳為北京政府所不容   ,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來北京,與李接洽,並由李介   紹到上海與陳商談,籌組中國共產黨。共黨成立之後,陳為其   中央書記,並負南方黨務的責任,李負北方黨務的責任。

第九節 國父對共產主義的駁斥與叄民主義的闡明及其    建國大綱的頒佈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講叄民主義。自十叄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學演講一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各講六次,民生主義只講了四次,沒有全部講完,即往韶關督師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師,隨[30]即北上。

     國父在演講中,特別警惕的一點,就是共黨份子對民生主義的曲解。他演講民生主義的時候,第一講就駁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說,和階級鬥爭的主張。他認為歷史的重心不是物質而是生存。他認為商品的勞動價值說不合事實,由發明、製造、到交換和消費,都有貢獻於生產。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大多數人的合作,而不是階級鬥爭。他主張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要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可使用階級鬥爭與群眾暴力。

     因為要預防共黨使用其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們國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國父又於十叄年四月十二日,發佈其手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並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中,申述其確定叄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叄民主義,而叄民主義之實行,必  有其方法與步驟。叄民主義能影響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  否,端在其實行的方法與步驟如何。.....今後之革命,不  但當用力於破壞,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  。爰本此意,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以掃除障礙為開始,以完  成建設為依歸。所謂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31]  建國大綱可以說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憲章。我們遵循這一憲章所規定的程序,以武力掃除革命的障礙,而以和平建設的方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預防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這一革命方略和建國程序,不僅與共產主義沒有相同之處,並且是國民革命過程中防制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

     國父對叄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許任何人曲解的,而其對於共黨將來阻礙國民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不加考慮而預為設法防制的。所以我個人服膺 國父的教誨,始終相信叄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國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沒有馬克斯和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成分在內。

第十節 共黨顛覆工作的開始

     本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分設八部,即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軍事部、婦女部、海外部,後來又增加商民部與實業部。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各部負責人選的時候,共黨份子最注重組織、工人和農民叄部,但他們為了避免本黨黨員的懷疑,竭力隱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譚平山為組織部秘書,馮菊坡為工人部秘書,林[32]祖涵為農民部秘書,而不願居任何部長名義。

     當時八部之中, 國父本擬以共黨份子一人林祖涵為農民部長,其他七部皆由本黨老黨員擔任,並以廖仲剴為組織部長。後因廣東工人組織工作重要,且以廣東籍的黨員擔任其指導者為宜,故廖仲剴自願擔任工人部長,而由他轉推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因為譚原是本黨黨員,當民國九年共黨組織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參加共黨的。廖先生認為譚擔任這一職務,必能忠於本黨,為叄民主義來工作。殊不知譚任組織部長以後,他就薦楊包安為該部秘書。楊是一個純粹馬克斯主義者,於是組織部就在其共黨組織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這一關鍵地位,來執行其共黨的滲透工作了。

     廖仲剴先生擔任工人部長之後,以其兼職很多,部務皆交秘書馮菊坡辦理。馮是共產份子,於是各地工會和總工會就多被共黨份子操縱。

     林祖涵任農民部長以後,推薦其共黨份子彭湃為秘書。他自己乃辭去部長職務,以分散本黨黨員的注意。其後部長屢次更易,但部務始終由彭湃把持。其所設農民講習所,皆由共黨份子包辦,錄取的學生,都是共黨派及其外衛份子。各地農民協會和「農團軍」都亦為共產派操縱。

   [33]  共黨以「嚮導」周刊為其機關報,並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斯主義。一方面更滲透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黨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來曲解叄民主義。只有他們用馬克斯主義曲解叄民主義,-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員對叄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顯着的事件,就是排擠宣傳部長戴季陶,及青年部長鄒魯,致使其憤而離粵。

     國父當時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黨,並鼓勵其參加基層工作。即如廣州市黨部,就是本黨的忠實分子所組成;又如廣州機器工會始終是在本黨領導之下而共黨無法滲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識青年和各界民眾相率集結於叄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其所組成的黨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團體,究竟不是共黨分子所能完全操縱和把持的。

     共黨分子對於本黨組織,最初並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僅在滲透,第二步就要來分化。所以他在本黨內部,全力製造其所謂「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稱,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更加以挑撥離間的工作。如此本黨黨員受了共黨跨黨分子分化挑撥的影響,自相矛盾,互為排斥,而共黨分子-能乘機把持本黨的黨務與民眾運動。就在本黨改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氣-就逐漸猖獗,已為識者所深憂了。

第十一節 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 國父的指示

     十叄年叄月共黨所刊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刊載其「擴大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接受共黨的指示,教育他的團員在國民黨中進行組織和工作的方法,並明白規定:「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共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並且在此以前,共黨早已指示他的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的基礎。」於是廣州市黨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黨部提出跨黨分子破壞本黨組織的檢舉案。本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根據共黨陰謀文件,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譴責跨黨分子的彈劾案。他們鄭重說明彈劾的主旨,不是反對共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為黨員者之個人,完全是為本黨之生存發展起見,認為不宜黨中有黨,並且他們既有黨團作用,即不忠於本黨,而其行為又與李大釗申明書所表明的跨黨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請從速處分。

     國父當時曾對監察委員鄧澤如等明白指示說:俄國革命成功之後[35],他們首先認為俄國革命政權,必須西歐工業國家的社會革命成功,-能鞏固,後來他們認為東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會革命。因此他們對於中國,要幫助我們的民族革命,因而與本黨合作。 國父看到了這一層,又在民國十年與十一年間,聽到了馬林和越飛等國際共產黨人的話,相信他們要幫助中國國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國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產主義;所以-定下聯俄容共的政策。故本黨是以國民革命獨立自主的立場,與俄合作互助而聯俄,更不因為聯俄而對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國父又對鄧澤如等最後指示,說:「如果中共分子借本黨的名義來推行其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陳獨秀想要破壞本黨的組織,本黨也不難加以制裁,而棄絕他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這就是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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