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亨利•基辛格和越盟的黎德壽在巴黎簽訂了結束越南戰爭的和平協定。基辛格給了越盟40億美元，作為簽訂該協定的報酬。同時還和越南簽訂了有事時立即派遣海軍空軍進行支援的防衛條約。基辛格憑藉這項功績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兩年以後，越南受到了越盟的全面攻擊，最終滅亡。曾經信任的美國沒有來幫助他們。越盟準備南侵期間，越南還深陷在所謂的「民族、和平、和解、合作、交流」的和平協定五項原則的幻想中無法自拔。使越南陷入幻想中，從而導致內部瓦解的人正是廣泛滲透到政府、大學、在野團體中的間諜和同一步調者。這些人的數量達到5萬人。

維利•勃蘭特1963年擔任西柏林市長時期，因允許同東德自由來往的過境協定而聞名。當上總理的20世紀70年代，他又舉起了對東德包容政策的決定版「東方政策」的旗幟。第二年，他也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但三年後，由於自己的心腹被查明是東德間諜，所以勃蘭特也必須離開總理的位置。據推算，德國統一之前，暗地裏活動的東德間諜和情報員達2萬~3萬人。議員、政黨領導層人士、大學校長、牧師、外交官、軍官、科學家、媒體人士沉醉於理念之中或者受到懷柔和威脅手段的欺騙，從而充當了間諜的角色。這裏甚至還包括秘密獲得東德國籍的人。德國把推行東方政策的同時，整個社會都被左派理念所淹沒的20世紀70年代稱作「紅色10年」。

越南和德國原來也像我國一樣，是分裂國家，並展開了激烈的內部戰爭。展開間諜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也曾經歷了骨肉相殘的戰爭，導致500多萬同胞死亡、失蹤、受傷。如果沒有間諜，反而是不正常的事情。就像統一部長官李鍾奭說的那樣，「同盟國之間也理所當然存在間諜」。北韓派遣間諜，物色協助者的時候從哪裏入手？從北韓的立場上看，很容易得出答案。集中國家一切情報並制定核心政策是青瓦台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制定法律的國會、掌管武力的軍隊、引領輿論方向的知識分子集團和媒體、佈滿宣傳和煽動者的市民團體、大眾影響效果較大的文化界等。

間諜滋生的土壤是敵對國家內友好的氛圍和鬆懈的反間體系。如果說西德內有「紅色10年」，我們就有「主思10年」。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曾掌握學生運動圈的金日成主體思想派相當於北韓的千萬援軍。首次向運動圈提供主體思想的金榮煥說，全盛時期，明確主體思想的人達1萬人，同一步調者多達30萬人。現在，不知道還有多少主體思想派心中懷有親北、反美、自主的信念，被安插在各個重要位置。曾是主體思想派核心人物的姜吉模說「從我這裏接受主體思想教育的運動圈出身人士中有現政權的實權者」，同時指出了三名開放的我們黨議員和四名前、現任青瓦台人士的真實姓名。至今為止，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也沒說：「我不是主體思想派。」

國情院把「一心會」的386間諜團事件轉交給了檢察機關。他們掌握了對每個人暗地裏調查10年的資料，可以猜測出這段時間裏要抓一個間諜也要看別人的眼色。今後的調查也不會輕易切入核心。可能要等到現政權任期結束的1年零4個月以後，或者更長的時間以後，才能查明事情的真相。也許會像越南和德國一樣，直到停戰線崩潰後，才驚愕地發現那些令人震驚的人物就是北韓間諜。直到那時，近來南北和韓美之間發生的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才會摘下神秘的面紗。



－－原載：《朝鮮日報》，2006-11-14